肖清和：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駐內地研究員

肇始於一九九五年的漢語神學運動，實際上屬於基督教的本土化（localization）之一脈。自從基督宗教東傳以來，其就開始了本土化歷程。大體而言，中國基督宗教的本土化經歷了四期：唐元景教之佛道化、明清天主教之儒教化、晚清民國之本色化、當代之中國化。評估這四期的本土化，可以發現唐元時期的本土化頗為失敗，因其對中國社會歷史影響較小；明清天主教、晚明民國的本土化對基督教以及中國社會來說都產生了積極影響。惟當今方興未艾的中國化，仍在進行中，其效果如何有待來者評說。

對漢語神學運動而言，雖然屬於基督教本土化，但實際上從其發端就已經超過於宗教本土化的範疇。漢語神學一開始被稱為「漢語基督宗教研究運動」，並不僅僅限定於神學，而是屬於廣義的基督宗教研究（Christian Studies）；而且此研究並不僅僅限定於基督宗教研究領域，而是希望切入到整個中國的學術領域，以基督宗教獨有的資源回應或呼應中國的學術與文化處境。因此，漢語神學運動實際上就已經蘊含着這樣一種關懷：既以基督宗教為代表的西方學術、思想、文化，與中國學術、思想、文化進行對話、交流、碰撞與融合。

因此，漢語神學運動不僅僅只是為了基督宗教本土化，而是承載着近代以來無數中國知識分子所自覺承擔的責任以及孜孜追求的夢想：在中西相遇的基礎上，求同存異、互鑑互通、轉化更新，不僅使得基督宗教融入中國本土，而且使得中國文化得以更新，從而進一步豐富中西文化傳統、造福華夏乃至全球。正如楊熙楠總監所言：「基督宗教囊括古今中西上下數千年的文化資源，研究所多年來努力不懈地開發和研究其思想資源，使之漢語化和中國化，為中外雙方的對話奠下重要的理論基礎。」[1]

職此之由，宗教本土化不僅僅是為了宗教適應本土化文化，以使外來宗教更好地傳播與發展，而且是為了文化交流與融合。本土化與宗教化之間不應該成為對立的，而是宗教、文化交流的自然之結果，而這背後是宗教、文化與知識分子自生、自發的追求，不應該摻雜任何政治或其他外在因素。換言之，宗教本土化所帶來的結果是宗教與本土文化雙向的改變，從而創造出新的宗教或文化，以此回應雙方的訴求。

就此而言，近代以來的基督宗教與中國之間的種種衝突就在於雙方沒有在如何本土化達成一致：教會方面似以福音化而以基督宗教改變中國，而中國本土則予以拒絕、摒棄，欲以本土文化改變基督宗教。而這中間又摻入各種政治因素，「文化侵略」口號甚囂塵上，似乎表明基督宗教進入中國就變成了一種非武力入侵？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應該是封閉的、自說自話的，否則必將失去生命力而勢必消亡。任何認為外來文化進入都是入侵的想法，實際上就是自我設限、自我隔絕於世界。中國國家主席明確指出：「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中形成的開放體系。」[2]「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而形成的文明。」[3]中華文明應該對基督宗教以及其他宗教敞開。

對基督宗教以及基督宗教研究而言，也應該向本土文化、宗教敞開，從而吸取不同文化滋養。此種敞開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接納不同的學科方法，其二是面向不同的公共議題。正如楊熙楠總監所提出的：多學科進路（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與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進路。基督宗教不僅能夠提供豐富的思想與學術資源，而且能夠為當下的社會問題提供回應，因此楊熙楠總監指出：「我相信『漢語基督宗教研究』的學術建設與國家的宏願是一致的。」[4]

是故，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是一種向對方敞開、互相接納、雙向詮釋的過程，是一種交流互鑑並相互改變、更新的過程。它不是單方面的「適應」或「改造」，也不是在政治等外在因素主導下的革新或創造，而是在平等的地位上，不同文化處境之下的外來宗教與本土之間的交流、碰撞與融合。

本期主題為「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上述已對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進行了解讀。此種意義上的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似乎難以被外來宗教以及本土文化中的保守主義者所接受，正是後者往往導致各種各樣的矛盾與衝突。對漢語神學而言，我們不應排斥保守主義者，而是需要在對話中聽取對方的訴求，並作出回應。

正如一六一六年，由南京禮部發起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反教運動，引發了晚明著名儒家基督徒徐光啟（1562-1633）的深思，並撰寫出了《辯學章疏》（1616）這一著名的護教文獻。在此文獻中，徐光啟提出了基督教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等著名觀點，實際上就是晚明基督教「補儒易佛」的具體陳述。徐光啟等晚明儒家基督徒所謂的「補儒易佛」所解決的正是基督教在中國的合法性難題。

在此問題意識下所催生的晚明基督教實際上成為了明清儒釋道之外的「第四教」：既不同於羅馬天主教，又不同於傳統儒家。其核心思想是儒家一神論（Confucian Monotheism）。在某種程度上說，儒家一神論可謂是漢語神學的最早嘗試。因此，歷史資源尤其是晚明以來的傳教史、教會史是我們今天漢語神學運動的重要借鏡，甚至可以轉化為具體的實踐資源，如清初畫家六大家之一的吳歷（1632-1718），亦是一位華籍神父，其創造的漢語天主教詩歌以及使用中國南北曲等形式的《天樂正音譜》就是基督教中國化的最佳案例。

本期主題的六篇文章，前三篇集中在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後三篇為傳教史的考證。前三篇文章考察近當代基督教本土化之後所參與的社會、思想、宗派與醫療，是從歷史的角度對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的三個案例研究。後三篇雖然屬於傳教史研究，但使用了最新的檔案或新的外文資料對新教傳教士、明清托缽僧傳教士以及明清基督教思想史進行了新的考證與分析，體現出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最新進展。

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楊衛華的〈德先生時代的宗教與民主——五四自由派基督徒的民主想象〉，通過詳細的史料分析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在思想史上的具體表現，即五四時期中國自由派基督徒如何回應與想象民主？對於中國自由派基督徒而言，他們深受西方基督教的深刻影響，但毫無疑問又帶有強烈的本土意識與家國情懷，他們如何重塑基督教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歐戰危機對民主所帶來的衝擊，無疑是處理當時基督徒自我身份認同的重大議題。作者認為自由派基督徒並不否定民主本身，而是需要突顯基督教在民主中的作用，重構新的民主；他們相信基督教民主才是真民主，這樣的民主才能承載中國未來的道路。在「德先生」高企的時代，自由派基督徒以此方式回應時代的訴求，並以此提高基督教的價值，從而進行自我肯定。毫無疑問，自由派基督徒的民主想象仍然延續了徐光啟的路線，即基督教以及基督徒本身都需要證明其有益或有用，才可獲得身份的合法性。自由派基督徒認為基督教民主對中國有益，不僅是對當時社會需求的回應，也是在說明基督教對中國有益的。在全面去宗教化的時代，自由派基督徒的民主想象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合法性提供了一個有效論證。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葉先秦的〈華人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先聲和範型——港九五旬節會與九龍五旬節會〉，以港九五旬節會（Pentecostal Mission, Hong Kong & Kowloon）與九龍五旬節會（Kowloon Pentecostal Church）為案例，詳細探討了華人五旬節派自立教會，是對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的具體的案例研究。文章詳細梳理了港九五旬節會的歷史以及信用與儀式，並對港九五旬節會、九龍五旬節會進行中國自立教會類型學分析。作者認為港九五旬節會是最早的華人五旬節派自立教會，與全球五旬節派有共同之處，與其有着緊密聯繫，但不隸屬於西方五旬節宗派。因此，對港九五旬節會的研究，不僅可以豐富中國自立教會的研究，而且還可以深化全球五旬節派與靈恩運動之研究。作者認為學界將真耶穌會作為中國五旬節派自立教會的範例或有不妥，而港九五旬節會則應被視為五旬節派自立教會之典型。作者認為港九五旬節會連同由其脫胎而出的九龍五旬節會，屬於安德森（Allan Anderson）所謂的第二類的五旬節運動，即傳統的獨立或聖靈教會（Older Independent and Spirit Churches）。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講師趙蕊娟的〈兼容並包——豫北鄉村教會醫療改革下的中西醫問題〉，屬於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在醫療傳教上的案例研究。作者對羅明遠（Robert McClure）與豫北醫療傳教的詳細梳理，考察懷慶鄉村醫療網路建立的歷史背景、運作機制，分析西醫背景下的傳教士如何認識中國傳統醫學的價值。作者認為在中西醫論爭的背景下，羅明遠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對中西醫採取了相容並包的態度，從中國社會和豫北的實際情況出發，在發展西醫的同時，有效利用本土資源，從而使更多的普通百姓受益。作者指出，豫北懷慶的個案研究不僅對於考察差會傳教策略以及教會與近代中國社會的關係都具有極大參考價值；而且豐富了我們對教會醫療的全面理解。本文的研究表明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不可忽視本土處境對宗教本身的深刻影響。

圖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亞洲與東方學院博士後李騖哲的〈不走尋常路——郭實獵前往中國傳教的原因再探〉，通過對荷蘭語等外文檔案、資料的發掘、解讀，重新解讀了郭實獵前往中國傳教的具體原因。作者認為，作為第一位來東亞傳教的獨立傳教士，郭實獵脫離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前往中國傳教，並非如學界所言是出於其長久以來對中國的興趣，而是其與荷蘭傳道會的矛盾、東南亞華僑的巨大吸引力及其本人急於求成、求名，三者共同作用之結果。文章還對郭實獵傳教風格形成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本文對於釐清郭實獵的歷史形象以及早期近代中國傳教史均大有裨益。作者特別指出，研究一八三〇年代之前的來華傳教士群體，尤其是他們選擇來華傳教的原因，將有助學界釐清西人在鴉片戰爭以前對華態度的變化過程及成因，並呈現出中西交往、新教入華過程，在政治、經濟之外的更多複雜面相。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研究員葉君洋的〈十七世紀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策略淺析——以潮州開教為例〉，以《方濟各會士中國書簡集》（Sínica Franciscana）為主要材料來源，對十七世紀末西班牙方濟各會進入潮州開教進行了詳細梳理，並深入探討了方濟各會的傳教策略。作者指出十七世紀在華西班牙方濟各會傳教士，基於對中國現狀的全新認識，業已放棄了早期單一的下層路線，轉而採取了靈活多樣的傳教策略，從而適應中國本土社會，保障傳教事業。本文綜合使用了西班牙語、中文等多種語言的檔案資料，對於更新明末在華西方傳教士尤其是托缽僧修會（Mendicant orders）傳教士的歷史認識貢獻匪淺。

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研究員任樂的〈從《滌罪正規》看明末清初傳教士對「罪」的跨文化翻譯〉，通過對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滌罪正規》的個案分析，討論明末天主教傳教士如何從跨文化的角度翻譯西方基督教的「罪」的術語及其概念。作者認為艾儒略等傳教士採取了「以述補譯」的策略，借用歐洲教義書籍和儒學典籍中的經典表述，並輔以精彩的修辭論述，對罪進行了跨文化翻譯。作者指出，艾儒略處理中西文明差異的跨文化翻譯不僅對當時天主教在華傳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且對於今天中西交流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本文對了解明末天主的跨文化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期的主題文章無論在問題意識、文獻資料、研究方法、細節考證與結論等方面均有不同層面的創獲，反映出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仍有非常大的活力，前景可期。我們也希望從歷史研究中，汲取更多的資源，為方興未艾的漢語神學運動提供更多養分。同時，我們也希望通過對基督宗教的歷史資源的梳理，更多的切入到當下的主流歷史研究當中，以回應一些重要的時代問題，比如本期主題文章的第一篇楊衛華教授的文章，不僅對漢語神學研究有益，而且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同樣有益。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文章能做到類似這樣的「多面性」，而不僅僅局限於某一個學科或領域。實際上，近代以來的研究歷史的大家如陳垣、方豪、陳寅恪等等不僅有研究宗教的代表作傳世，也有相關的歷史研究作品。而今天的學者大多囿於學科塊壘，難以跳出研究領域之藩籬，實則為學科條塊化、研究碎片化之荼毒也。

本期「思想與社會」欄目中收錄了六篇文章，主題集中於西方神學、中西哲學比較、經典宗教社會學研究等不同層面。這些文章的論題雖有不同，但論點新穎、材料豐富、論證充分，不僅對某些舊有觀點進行了釐清與更正，而且還在方法論等層面有所拓展，體現出了漢語神學研究的多種學科進路。

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洪亮的〈《海德堡論綱》的十字架神學及其當代解讀類型〉，重點關注路德的「十字架神學」。作者首先對路德的《海德堡論綱》（Disputatio heidelbergae habita）中的十字架神學進行了詳細分析，對其來源、內容、影響進行了討論；其次對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威爾克（Michael Welker）有關路德《海德堡論綱》十字架神學的解讀與詮釋進行了深入探析。作者指出，莫爾特曼、威爾克對《海德堡論綱》的解讀都是建立在區分保羅意義上的「十字架之言」與「各各他的歷史的十字架」之上，而今天對《海德堡論綱》的解讀不應再回到莫爾特曼與威爾克。作者提出運用「法律與宗教」的跨學科角度對「十字架神學」進行新的詮釋。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趙琦的〈論阿奎那德性倫理學對古典德性論的揚棄——以amicitia為中心的探討〉，以amicitia為例分析了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與亞里士多德在德性倫理學方面的同與異，否定了以亞里士多德主義的標籤看待阿奎那德性倫理學。作者首先討論了阿奎那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借鑑與改造，其次分析阿奎那的德性理論及其對亞里士多德的揚棄。作者認為儘管阿奎那的德性倫理學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德性理論的諸多方面，卻在德性內涵與整體圖景上揚棄了以亞里士多德為典範的古典德性理論。因此，本文對於糾正對阿奎那德性倫理學的片面看法多有裨益。

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王計然的〈人本主義與超越人本主義——一個基於哈茨霍恩與安樂哲的對話〉，在儒耶對話的語境中討論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與安樂哲（Roger T. Ames）有關人本主義與超越人本主義的對話。作者首先分析了儒耶對話中的哈茨霍恩的有神論，其次從過程思想（process thought）視域下安樂哲的角色倫理，再次探析安樂哲與哈茨霍恩之間的對話。作者最後還將哈茨霍恩與錢穆就「不朽」的主題進行比較研究。作者認為安樂哲、錢穆代表了一種激進的人本主義立場，而哈茨霍恩則指出人本主義的不足，提出了一種神學的理論選擇。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研究員姜振帥的〈古以色列宗教史中的「東方」建構——以巴別塔敘事為例〉，對《創世記》十一章1-9節中的「東方」一詞進行了詳細分析，指出以色列民族對「東方」概念和意義有着獨特的理解和運用。作者首先梳理妥拉（Torah）中作為社會建構的「東方」概念；其次分析《創世記》十一章1-9節與《創世記》三至四章中「東方」的文本間聯繫；然後分析《創世記》十一章1-9節對「東方」概念的波斯帝國背景的「調適」。最後，作者指出「東方」這一概念在古以色列宗教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有特殊的意義，對塑造以色列人的民族身份，維繫以色列民族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山大學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員洪曉純的〈《新約》與希臘－羅馬文學的對話——以《約翰福音》和《奧德賽》為例〉，是對宗教文學尤其是早期基督教文學與社會歷史之間的互動關係的一個案例研究。作者圍繞《約翰福音》與《奧德賽》關於認識論的對話展開分析。作者認為兩個文本都在講述王者回歸故土並與「自己的人」相遇的故事，但兩者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荷馬肯定了「眼見為實」的認識觀，而《約翰福音》則借耶穌之口挑戰了這種認識方式。通過本文的案例研究，作者認為可以借助與希臘－羅馬文學的比較研究，進一步為早期基督教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並可以洞見《新約》對希羅文學接受與早期基督教歷史之間存在着過去較少被注意的關聯，而兩者之間的對話對早期基督徒群體的身份建構以及回應社會處境的策略選擇有着不應被忽視的重要性。

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邵鐵峰的〈從韋伯的清教詮釋到風險社會——以焦慮為中心的考察〉，以焦慮（Anxiety）為中心考察韋伯（Max Weber）的清教詮釋與風險社會之間的關聯。作者首先分析風險社會的焦慮來自啟蒙、光明與進步，而不是來自蒙昧、黑暗與蠻荒；其次分析解決焦慮的「確信」促使個體變成了西西弗斯式的勞動者，而為了驅除焦慮，人不斷地創造卻不斷地因此產生焦慮；再次分析焦慮與不確定性之間的關係。作者最後指出清教徒對救贖之不確定性的焦慮孕生了對救贖之確定性的追求。為了給「主觀」的救贖確證提供可靠的基礎，信仰必須用勞動的「客觀」作用來證明，這推動着作為勞動者的人對世界秩序與自我秩序進行理性建構。現代人對確定性的重建最終吊詭地製造出了風險社會中的不可控制的不確定性，這又使得人不得不面臨新的焦慮。特別一提，此文為二〇一八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基督教神學與跨學科研究項目「風險與希望」的研究成果。

本期還收錄了三篇二〇一九年第三屆道風研究生學術論壇獲獎論文，主要討論近代基督教文學、明清猶太教碑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對奥古斯丁的詮釋等較為前沿的研究主題。這三篇獲獎論文雖然在寫作語言、論述邏輯等方面仍略有稚嫩之處，而且都經過了大幅修改與補充，但仍可見這些年輕作者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潛力，真可謂後生可畏，大有可為。漢語神學研究亦將薪火相傳、綿延不絕也。

第一篇是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田紫卉的〈馮至與基爾克果—也談馮至三、四十年代的詩學轉向〉。本文是對基督教與文學的一個案例研究，以基爾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與馮至之間的關係為中心，探討基爾克果的思想對馮至的影響，尤其是對其在三、四十年代「詩學轉向」的影響。作者以詳實的資料分析為基礎，探討基爾克果在「個人」、「決斷」以及宗教意義上的「負擔」、「苦難」等觀念對馮至的深刻影響，使得馮至的作品呈現不同於同時代作家的獨特色彩，而展現出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文學相遇的奇妙畫卷。作者提醒馮至與基爾克果的這場「奇遇」，或可提示我們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文學「相遇」的多種形式。它既可體現為基督教相關的意象、人物或情節的影響，也可以是富有哲思的詩性體驗的匯通。

第二篇是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在讀博士、山東工商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倪愛霞的〈明清時期開封猶太人視域中的摩西形象—基於碑文和妥拉文本對讀的視角〉。此文基於開封猶太人最重要的史料碑文和猶太教經典妥拉，深入分析了開封猶太人在碑文中處理妥拉文本中摩西形象的方法。作者首先分析開封猶太人碑文中的摩西形象，接着討論開封猶太人的文化適應策略。作者認為開封猶太人碑文強調西奈傳統中的經與教，而有意淡化出埃及的歷史，並採用「合儒」的方法將摩西塑造成中國的聖人形象，從而建構出符合主流文化的新身份，使得猶太教與儒家文化相一致。碑文中的摩西形象側重聖人智慧、道德典範、天人相通等等，均是開封猶太人適應儒家文化的結果，也是跨文化的宗教本土化的產物。

第三篇是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李成龍的〈從幸福生活到實際生活—論海德格爾對奥古斯丁《懺悔錄》卷十的闡釋及其得失〉。此文主要分析海德格爾對奥古斯丁《懺悔錄》（Confessions）第十卷的闡釋及其得失，探討奥古斯丁與海德格爾在對「生活問題」進行解答時所表現出來的差異及其原因。作者首先分析海德格爾在弗萊堡早期的哲學關切，及其對奥古斯丁進行闡釋的具體進路，即與歷史主義不同的現象學進路，作者稱之為「生存論意義上的新歷史主義」；接下來，作者按照章節次序具體分析了海德格爾的文本解讀，即海德格爾對奥古斯丁《懺悔錄》第十卷的論證過程。作者最後對海德格爾闡釋的得與失進行了探析，指出海德格爾對奥古斯丁《懺悔錄》卷十的現象學闡釋非常深刻，在於其揭示了潛藏於奥古斯丁那裏的（新）柏拉圖主義因素。但是海德格爾的這種闡釋亦存在缺陷，因為其對奥古斯丁在卷十中提出的核心論題存在着誤讀。這種誤讀表現為海德格爾對記憶問題的簡單化處理，未能看出「記憶」在奥古斯丁尋求幸福生活的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綜觀本期全部論文，無論是主題文章還是思想與社會欄目的文章，還是獲獎論文，都經過非常嚴格的匿名評審程式，均有非常強的學術創新與學術價值，反映出《道風》一貫的以學術創新為本、以文章品質為先的理念，必將進一步推動漢語神學研究，亦將為當下的中國學術研究添磚加瓦、貢獻良多。

 [1]. 楊熙楠，〈新格局下的「漢語基督宗教研究」〉，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2019年秋，頁20。

[2]. Xi，〈Xi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9年5月15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5/15/c_1124497022.htm，2020年11月30日瀏覽）。

[3]. Xi，〈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3月28日）。

[4]. 楊熙楠，〈新格局下的「漢語基督宗教研究」〉，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2019年秋，頁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