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依据《郭子章年谱》《青螺公遗书合编》以及新近发现的《冠朝郭氏续谱》等资料，探讨郭子章的宗教信仰，及其与西学、西教之间的关系，并对学界现有成果进行厘清与修正。林金水先生认为郭子章与利玛窦交往时间为1588～1589年；黄一农先生认为郭子章似乎未入教，并认为郭廷裳系郭子章之孙。通过研究，本文指出利玛窦与郭子章之间的交往应该在1585～1586年；郭子章是虔诚的佛教徒，且有丰富的民间宗教体验，因此绝非天主教徒；郭廷裳并非郭子章之孙，而为其玄孙。
[关键词] 郭子章 宗教信仰 西学 西教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儒家基督徒研究：历史、思想与文献”（项目号：201201）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和研究”（项目号：12&ZD1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肖清和，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郭子章（1543～1618）为明末著名士大夫，历任潮州知府、四川提学、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福建布政使、贵州巡抚，后擢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因平播、平苗乱而仕途顺达，其父因其功而七次被诏封。郭子章著述颇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郭子章与利玛窦的交往、郭子章的军功及地理学等方面。林金水先生指出，郭子章与利玛实（Matteo Ricci）的交往时间为1588～1589年，地点为肇庆。黄一农先生则将郭子章视为“明末亲近天主教的士绅”之一，指出“郭子章虽对西学和西教颇为认同，且不曾娶妾，但他似乎并未入教”。可见黄一农先生对于郭子章是否入教并不是十分确定。黄先生同时认为清初天主教徒郭廷裳为郭子章之孙，《太平万年书》中所附九篇论述为郭子章的著作。本文根据《郭子章年谱》《青螺公遗书合编》以及新近发现的《冠朝郭氏续谱》等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厘清或修正。
一
郭子章，名相奎，号青螺，又号蠙衣生、寄园居士，以字行。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冠朝人，隆庆四年（1570）举人，辛未（1571）进士。万历十年（1582）至十四年（1586）任潮州知府。《郭子章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壬午十年……迁潮州太守，蒞任作教议，约法吏民。”
值得注意的是郭子章在潮州驱鬼之经历：“万历九年五月，城南有鬼腾趋于杨氏家，侵其女而淫之，自称曰独鬼。女坐鬼坐，女行鬼行，女卧鬼卧，亡日夕离。阖家大惊，请巫禳之，不能除；诉于城隍，亦不能除。时公入觐，次舟三河，闻其妖，移文城隍驱之。鬼语女曰：‘郭使君，正人也。有牒严驱，当疾走，不得复留此矣。’独鬼灭迹。”郭子章这一驱鬼经历虽然被年谱作者（即其子郭孔建）用以赞扬传主刚正之美德，但从中可以看出郭子章有着丰富的宗教体验，并对鬼神、梦等超自然事件深信不疑。《年谱》中亦可见郭子章梦见西王母、为文求雨、向城隍祈晴等类似的内容。郭子章自己亦如此说道：“敬鬼神，非媚鬼神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况鬼神乎？远之非但不媚鬼神也，以远祸也。……吾见今士大夫以撤寺观而斩祀者，以伐神丛而病亡者，一方一隅，区区鬼神，尚能祸任，而况其大乎？……鬼神无疑，而人何疑于梦耶？”
郭子章所撰《大洋洲萧侯庙志》自述其撰写《庙志》之由来，乃是其为了民间信仰“水神”萧天任“许官至尚书”之回报：
章由蜀督学迁浙参知官，舫泊大洋洲（按：今新干县大洋洲镇）。予舟解缆，内子舟忽胶焉。予亦停舟江左待之，而暝色延洲，暮不可开。内子焚香舟中祷。是夕梦侯来舟畔，语曰：“不知夫人舟泊庙前。明五鼓即开，亡过虑。为语郭尚书，功名远大，幸自爱。”丙夜大雨水涨，黎明舟合。内子始为予言。予炷香谢神而纪之。……播州之役，幸以微功……而晋子章兵部尚书，上及祖父，下及孙玄，锦衣之阴，加升一级。呜呼！主恩厚矣！神之梦亦何灵耶？予同内子叩头谢主恩，复谢神，许为文纪之石。
郭子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萧侯之预言及其实现，证明了萧侯信仰之灵验。郭子章镇压播州叛乱之后，朝廷升其为兵部尚书。萧侯所谓“郭尚书”至此完全实现。实际上，在升尚书之前，郭子章对其妻子所梦不以为然。直到其官至尚书后，才许诺对于他们所遇到萧侯的灵异事件“为文纪之石”，但因其忙于公务未果。后来因为“内子去世，年家甘幼龙来吊，夜宿大洋洲”，萧侯托梦给甘幼龙（应蚪）催促郭子章实现自己的许诺，“许公官至尚书，公亦许为碑文”。因此，便有了《大洋洲萧侯庙志》并勒石为铭。萧侯庙主要供奉三位萧氏神灵，即萧伯轩、萧祥叔、萧天任。自元代之后，当地人信奉萧氏神灵为水神，并在明初受封为英佑侯，故称其庙为萧侯庙。由上可知，郭子章有比较丰富的民间信仰经历与宗教体验。
据林金水先生考证，1588～1589年，郭子章与利玛窦在肇庆交游。但据《年谱》，1586～1588年，郭子章已由潮州知府升任四川提学佥事。1589年8月，郭子章则迁两浙参政。又据《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是在肇庆教堂完工之后，认识郭子章等士大夫。教堂完工于1585年农历四月左右。因此，利玛窦与郭子章之间的交往应该在1585～1586年。在此期间，郭子章任潮州知府，而两广总督则是吴文华。吴文华，字子彬，号小江，福建连江县学前铺义井街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郭子章在《督抚吴小江先生寿序》提及“不佞当年同籍称兄弟者，今按而数之两都列卿，堇堇十余人。今两越督府御史大夫吴公，其一焉”。吴小江任两广总督时间为1583～1587年。由于两人有同学之谊，且“称兄弟”，因此当吴在肇庆任督抚、郭任潮州知府时，二人很可能会在肇庆碰面。而利玛窦等传教士在肇庆颇有名声，是故1585～1586年，郭子章在肇庆遇见利玛窦并有交往。《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利玛窦等人“就是在这里（按：肇庆教堂），我们结识了当时的将领或兵备道徐大任……还认识了另一个做了贵州省总督的大官”。此处所谓的“贵州省总督的大官”即指郭子章。
万历二十年（1592），郭子章迁山西按察使。二十一年（1593）迁湖广右布政使。二十三年（1595）迁福建左布政使。二十六年（1598）诏起为贵州巡抚。三十二年（1604）升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兼贵州巡抚，荫一子锦衣卫左指挥佥事。此时，郭子章获得利玛窦新刻《山海舆地全图》，立即将其翻刻，并撰写序文。三十六年（1608）奉旨归养。四十六年（1618）卒于家。
黄一农先生认为郭子章“似乎并未入教”。实际上，一方面郭子章有着传教士极力批评的民间信仰，另一方面又佞佛，因此其绝非天主教徒。郭子章在《明州阿育王寺志序》中明确指出：
余生平事佛率以名理取胜，多采诸最上乘门，与吾灵台有所发明者而雅尚之。至于一切报应因果等说，皆置而弗问。中年宦辙四方，多更事故，凡有所求屡著。……殆万历庚子奉命讨播酋，以孤军冒重围，举家百口入于万死一生之地，恐畏百至，虽委身于国，听命于天，而未尝不有祷于三宝。祷即应，应即审。事非影响？加之与关侯通于梦寐，播酋授首，多赖神助。余于是不惟于报应之道加详，而于生平所尚名理益著。近奉旨归养，乃舍宅建忠孝寺，皆所以报国恩，答神贶，以彰至理之不诬也。吾儿孔延、孔太、孔陵皆与余同茹荼甘，昭格见闻，故于此道颇遵庭训。
由上序可知，郭子章不仅生平“事佛”，而且在镇压杨应龙叛乱之后，对佛教的信仰更进一步。此殆与其在贵州所遇战事有关。因为心学之传统，郭子章在平播之前只是从义理上接纳佛教，而平播之后则对果报、神应等超自然“神迹”深信不疑。他将其在贵州的“逢凶化吉”乃至打败杨应龙均归功于“神助”。致仕之后，郭子章舍宅建寺（即净圣堂、太虚观），还与其子一起茹素，即邹德溥所谓“树辟土之勋，世拜玺书无虚岁，公独归功于佛佑，帅其家茹淡忍苦，内外竭施”。邹元标谓“举室茹素，相为勤施，甚至大忠孝寺不靳重赀新之”。因此，郭子章可谓地地道道的佛教信徒。其子孔太、孔陵等亦是佛教徒，曾捐修阿育王寺塔殿，郭子章为之撰《阿育王寺志》。憨山德清称赞道：“累代王臣兴建于前，太宰陆公、相国沈公重兴于昔，司马郭公及诸公子再振于今。”郭子章的母亲、外祖母均佞佛茹素。郭子章对佛教的信仰，甚至影响到其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四库馆臣批评郭子章对《易经》的理解已有偏差，“（郭子章）论《震卦》而及于雷之击人，已非《经》义。又谓雷之所击皆治其宿生之业，孔氏之门安得是言哉”？
二
在《阿育王寺志》卷一《地舆融结》中，有郭子章《通论地舆》。从中可以看出郭子章对于地舆等的看法，可与其《山海舆地全图序》做一比较。郭子章在《通论地舆》中使用了佛教地理观、宇宙观来诠释天地山川的形成、分布及形态：
蠙衣生曰：……故曰天如卵白，地如卵黄。第此方论天地大，合为言得其形似而已矣。方外为言天无涯而先无涘。论涯涘者，约一佛化境也。何以言之？盖一佛化境，谓之三千大千世界，有百亿日月，百亿须受山，百亿大海水，百亿铁围山，百亿四太洲。铁围绕其外，海水聚其内，须弥屿其中，四洲罗其下，日月照临乎其上。百亿铁围之外，更有一大铁围总括之，……大千外更有人千，不知其纪极，故曰天无涯而地无涘。然则载山岳者海，载大海者地，载大地者水，载水轮者火，载火轮者金，载金轮者又风轮为之执持也。故《楞严》云，觉明空昧，相待成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乃至宝明生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含十方世界，……故曰天位乎上，亦位乎下。岂非上天之上复有大地，大地之下复有上天？……中国名山祖于西域雪山，其次昆仑，又其次为五岳七山，离而复合，合而复离。
郭子章认为传统所谓“天如卵白、地如卵黄”只是言天地无涯无涘。他使用佛教宇宙观来解释天地无涯无涘。佛教宇宙观认为，三千大千世界由小千、中千世界辗转集成。小千、中千、大千世界形式皆同，以须弥山为中心，上自色界初禅，下抵风轮，其间包括四大部洲、日月、欲界六天及色界梵世天等。须弥山矗立在地轮上，地轮之下为金轮，再下为火轮，再下为风轮，风轮之外便是虚空。一千个小千世界，集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中千世界，上覆盖四禅九天，为一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只是一位佛所渡化众生的世界，所有的世间则是因为有无数量的佛，所以有无数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比较佛教宇宙观与《通论地舆》可以发现，郭子章的地舆思想均来自佛教。而在《山海舆地全图序》中，郭子章的舆地观则主要来自邹衍的“大九州”说：
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禹序九州之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名九州，有大瀛海环其外，实天地之际焉。其说盖出于《括地象》与《山海经》。……晋太康汲塚竹书出《穆天子传》，载穆王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勒石王母之山，纪迹玄圃之上，然后知邹子之语似非不经，而马迁所云张骞未睹者，原非乌有，故郭璞云竹书潜出于千载，正以作征于今日。其知言乎？虽然犹以书证书也。不谓四千载后太西国利生持山海舆地全图入中国，为邹子忠臣也，则以人证书也。非若竹书之托空言也。
传统儒家如司马迁、桓宽、王充等认为《山海经》、邹衍的“九州说”以及张骞凿空为“闳大不经”“迂怪虚妄”“荧惑诸侯”。郭子章指出，虽然《穆天子傅》能够证实“九州说”，即中国是九州之一，在中国之外另有与中国类似之八州，但仍然只是“以书证书”，不能令人信服。而利玛窦持《山海舆地全图》入中国，则是“以人证书”，“非若竹书之托空言也”。因此，郭子章认为利玛窦乃“邹子忠臣也”。在这里，郭子章坚持传统的“大九州说”。其对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的理解，亦是基于“大九州说”的框架之下：
利生之图说曰：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故有天球，有地球，有经线，有纬线。地之东西南北各一周九万里，地之厚二万八千六百余丈；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此则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而暗与《括地象》《山海经》合，岂非邹子一确证耶？
虽然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可以证明“大九州说”，即表明中国只不过是世界之一部分，但《山海舆地全图》还引入了全新的地理观，即地圆说。对于晚明中国人来说，地圆说是全新的地理知识，郭子章即认为地圆说是“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但仍认为此说“暗与《括地象》《山海经》合”。换言之，郭子章认为地圆说虽然是全新的观念，但与《山海经》等暗合，因此亦可视作是对邹衍“九州说”之“确证”。郭子章大胆引入利玛窦的地圆说，并将其《山海舆地全图》缩刻，以方便携带与传播，从中可以看出郭子章等心学士人对于新知识之包容与接纳，亦可以看出明末西学在士人中之流播情况。对于明末士人来说，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往往成为他们接纳西学西教的原因。对于守旧派来说，利玛窦所引入的全新的地圆说与儒家传统“天圆地方”迥异，因此断定“其图其说未必一一与天地券合”。换言之，利玛窦所引入的地理观念未必是正确的，但郭子章认为“不然”：
郭子曰：不然。郯子能言少皋官名，仲尼闻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介葛庐闻牛鸣而知其为三牺，左氏纪之于传。孔、左何心？而吾辈便生藩篱，不令利生为今日之郯、介邪？且利居中国久，夫夷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矣。
虽然在《山海舆地全图序》中，郭子章只是简要介绍了利玛窦所引入的地圆说，在其思想世界中，有关宇宙、世界的看法仍然是传统的“九州说”。他仅是将利玛窦的地理学知识当作其传统地理观的例证而已。但是其对新知的开放心态，以及“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辩论，似可作为晚明心学士人对待新事物的态度之代表。
由上可知，虽然郭子章与利玛窦有过交往，并积极刻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传播西学新知，但其人信仰佛教。利玛窦所引入的西方地理学、天文学知识虽然借郭氏翻刻《山海舆地全图》而得到传播，但在其思想世界中，传统儒家或佛教宇宙观、世界观则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王学士人之一，郭子章对待西学西教的态度反映出心学开放、自信、包容之心态，但对于西教则不一定予以接纳，一方面在于其信仰佛教及民间宗教，另一方面在于其认为儒家“善言天”：
昔孔子不语怪而间说梦，不语神而喜言天，居常梦周公，陈蔡梦见先君。其语王孙贾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及病，病矣。子路请祷，曰：祷久矣。使门人为臣曰，欺天乎？厄于桓匡之际曰：天生德于予，天未丧斯文。动以天自信，而天之受命也。如向五老降庭，万子孙世世无变，何其泽之姚长也。孔子从先进，故梦周公与其先君。道合天，故天不违夫天之佑。善助顺也，时冯于物以昭其馨香而合其嘉好，故《易》曰天地者，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在这里，郭子章突出孔子对于天的信仰，并强调孔子因而信天而致“五老降庭”。换言之，郭子章认为孔子本人并非不关注超验世界（如祷之于天）和神秘事件（如梦周公及其先君）。因此，对于他来说，传教士所谓的“天学”在孔子那里已经完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五老降庭”之文字是郭子章为刘继文《圆通神应集》所撰写的序言。刘继文1588～1591年任两广总督，并与利玛窦等传教士有过交往，且迫使后者离开肇庆而前往韶州。在此篇序言中，刘继文及其母亲笃信观音大士，郭子章则通过孔子言天来诠释佛教的教义，即其所谓“借天以笃论”大士，并认为佛教因果即天受之，“神应之，是天受之矣”。郭子章还为刘继文撰写《历宦赠言录序》《方伯刘节斋先生考绩诏褒三代序》等序，以及《赠刘节斋中丞督府西粤二首》《题圆通神应二首为刘节斋中丞》等诗。
刘继文，字永谟，号节斋，直隶灵璧县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曾任江西万安知县（万安离郭子章老家泰和很近），后又任两广总督，故郭、刘二人交往已久。据《灵璧县志》及《掖垣人鉴》，刘曾因“不媚江陵（按：指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奉旨致仕”。“江陵败，（按：万历十四年）起四川布政使，升都宪，巡抚广西。寻总制两广，歼海寇有功，晋户部侍郎，卒于家。继文少孤，历官三十年，所在流清惠名，自奉甚约。治家有规矩，孙鸣阳以荫补浔州府同知，能守安静之教。”与利玛窦等记录的不同，《灵璧县志》称刘继文“卒于家”。从上述记录可知，刘继文之所以驱赶利玛窦殆与其“歼海寇”之举有关。新发现的史料《利玛（窦）传》（刘承范撰，时任韶州同知）亦明确指出，刘继文因歼海寇，为免利玛窦等人泄密，故驱赶之。刘继文不仅佞佛，而且还认为佛教与“吾儒合”，且“又自阴助吾儒者也”。
禅教与吾儒未始不相发明。吾儒曰性善，又曰人性上不加一物。彼则曰明心见性。惠能顿悟自性偈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此遂得信具，卓为南宗。揆厥本旨，实默与吾儒合。且骜桀之徒，顽嚚之妇，以圣谟王法，彼皆悍然不顾。而一语之以禅家之因果，则靡不降心而揖志焉。惟恐不克于佛氏之收，以庶几于善之什一。则禅教又自阴助吾儒者也。
刘继文之观点颇有代表性。明末江右是心学重镇，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南昌等地亦受士大夫欢迎。心学士大夫与传教士结交者亦颇众多。郭子章师从江右心学翘楚胡直，治学“不为空言”。虽其服膺于阳明心学，但非为空谈心性“公（即郭子章）师事同县胡庐山直。胡氏之学盖出文成。然予考公论学大旨，颇欲以汉儒通经之功，救末流空疏之失，可谓善承师说哉”。
瞿鸿禨认为郭子章之学旨在“以汉儒通经之功，救末流空疏之失”。因此，郭子章虽属王学，并佞佛通道，但其治学以匡时弊、救人心、致实用为依归。瞿鸿禨还以郭子章为例，反驳了晚明之祸由心学造成之说法：“世之好苛论者，动谓晚明之祸，阳明氏实酿成之。以予所闻，明自中叶以降，上之政教虽傎，下之风俗犹茂。其一时志节道义之士而膺时用者兢兢然树立不苟，大抵私淑阳明之教为多焉。如公盖其一己且夫君子之为学，岂惟是苟焉。猎取名位争一日华宠而止哉？”可见，因为郭子章师从胡直，服膺于阳明心学，但追求实学，是故其对待外来的西学、西教颇为开放，积极刻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地圆说），但其本人对西学西教并不认同。郭子章仅仅将利玛窦引入的地理学知识当作其地理观的例证而已，他仍然坚持传统的佛教及儒家地理观。其刻印《山海舆地全图》及介绍地圆说，仅可视作明末士大夫追慕域外之学或奇异之风之体现。
三
郭子章曾与邹元标讲学于青原山与白鹭洲，二人同师于胡直。邹元标曾跋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并为郭子章父亲撰《封潮州公七十序》《寿封中丞公八十序》等寿文及墓志铭，自署“通家眷晚生”，表明邹与郭子章有通家姻亲关系。邹元标亦与传教士利玛窦、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有过交往。邹元标与冯从吾创立首善书院，利玛窦“南堂”即在书院隔壁。清初则成为南堂之一部分。邹元标《愿学集》有《答西国利玛窦》，认为西学西教与“吾国圣人语不异”，但“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加详尽无余。与郭子章类似，于儒学颇为自信的邹元标，虽然对于西学西教亦持宽容、开放之心态，但还是认为儒学业已将西学西教相关内容阐述殆尽，二者有所不同之处则因为“习尚不同”：
得接郭仰老（按：郭居静），已出望外，又得门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喜次于面。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门下取《易经》读之，干即曰“统天”，不知门下以为然否？
郭子章所交往的士人中还有郭应聘、王佐、刘斗墟、冯琦、冯应京、熊明遇、祁承、黄汝亨、杨廷筠、孙承宗、焦竑、董其昌、李维桢。他们或与利玛窦等传教士有过交往，或本身就是天主教徒，或与天主教徒（西学）有过交往。其中，郭应聘于万历十一年（1583）任两广总督时，在肇庆与利玛窦交往。郭应聘于第二年“召掌南京都察院”，郭子章撰有《赠督府郭华溪先生入掌南院序》。于1596年在南昌与利玛窦有过往来的王佐（时任南昌知府），则校郭子章所撰《郡县释名》。祁承（号夷度）是祁彪佳之父，其所撰《淡生堂藏书目》史部统志类收录有传教士撰《海外舆图全说》。郭子章则有《祁夷度、沈五知两公祖枉顾山中赋谢》等诗，及《祁尔光公祖淡生堂藏书训约序》《上郡侯祁夷度公祖论守江要害》等文。祁承曾校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一卷。郭子章长子郭孔建早卒，有《垂杨馆集》十四卷行世，黄汝亨为之序。黄则是信徒杨廷筠父亲杨兆坊之门生。郭孔建曾于万历癸巳（1593）参加秋试，时吉安知府为汪可受。郭子章《长子孔建传》载：“八月郡守汪公可受季试卷，属安成（按：安福县）令杨公廷筠署其卷曰：‘出奇如淮阴用兵，因地制形，变幻万状，而字字匠心，言言名理，七之五类离伦者上之。’置第一。”孙承宗为郭子章父亲撰有《寿封大中丞公八十有六序》，其是明末著名天主教徒、三柱石之一徐光启的同年好友，曾协助天主教徒孙元化获授经略衙门赞画军需一职。焦竑乃徐光启的座师，与利玛窦于南京会见；其为郭子章父亲撰有《寿封中丞公八十序》，自署“通家晚生”。，并有诗赠郭子章七十寿。董其昌则与天主教徒韩霖往来密切，其为郭子章父亲第六次诏封而撰诗，亦有诗赠郭子章七十寿。李维桢有《赠司马公平播加恩序》，自署“旧治乡眷侍生”；有诗《寿司马公偕萧夫人七旬》。虽然其认为利玛窦的地图可为邹衍一证，但又指责《山海图》“狭小中国”：
抑余尝观司马传邹衍作迂怪之谈，列中国名山、大川、广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海外，人所不睹，谓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王公大人奇其言而尊事之。顷有海外人利西泰为《山海图》，狭小中国，略与衍同。而冯盱眙称之，无乃吊诡之过欤？
郭子章的人际网络中除了上述往来密切的西学、西教人士外，亦有反西教人士，如校《阿育王山志》之魏浚。魏浚，字禹钦（又作禹卿），号苍水，松溪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少警敏，随口属对皆工妙”，郭子章“一见以远大期之”。郭氏“分校丙子闱，得苏浚，因时称闽中二浚”。因此，魏浚是郭子章之门人，曾校郭子章《蠙衣生传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郭子章推介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并引入地圆说，但同为佛教居士的魏浚则认为利玛窦的《舆地全图》“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魏浚还认为“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是错误的，中国“当居正中”。魏浚认为利玛窦地图所传达的地理及天文知识“肆谈无忌”“诞妄又甚于衍矣”。
郭子章还与憨山德清有过交往。憨山德清虽然未见有反西教文字，但其弟子反西教者颇多。甚至到清初，有截流沙门相传为德清转世，大力批判天主教。郭子章亦与曾凤仪校《胡子衡齐》，后者为邹元标的“年眷弟”，“生平以宏护圣教为己任”，曾参与南京教案。郭子章有《侍曾金简、邹南皋随喜忠孝寺，漫次来韵；附刘京兆明自、曾仪部金简、邹铨部南皋三公诗》等诗。曾氏亦校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四卷。郭子章亦与曾反击利玛窦批判佛教的黄辉有交往，后者则撰有《赠司马公平播序》，力赞郭子章平播之功；亦撰有《寿封中丞公八十序》《诰晋大中丞少司马两峰先生郭太公眉寿六封暨青螺老公祖功成晋秩荫子序》，自署“通家晚生”。
郭子章虽然属于江右心学，并佞佛通道，且旁及民间信仰，但并不妨碍他与利玛窦交往。晚明心学士大夫对于西学、新知的开放、自信在郭子章那里得到显著体现。与其交往者不乏与西学、西教有接触（甚至信仰）的士大夫，郭子章极易获取西学知识。通过对郭子章著作目录的分析，可以知道其广采众说、知识广博，尤其对地理学深有研究。因此，其刻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并撰写序言积极引入地圆说；但其对西学并不认同，而是按照佛教、儒家地理观来理解新引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
黄一农先生在其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又指出清初天主教徒郭廷裳为郭子章之孙，《太平万年书》中所附九篇论述为郭子章的著作。而根据新近发现的《冠朝郭氏续谱》，郭子章实为郭廷裳的高祖父，郭廷裳实为郭子章玄孙。根据族谱记载，郭子章有子四：孔建、孔延、孔太、孔陵。孔建为廷裳曾祖父，孔建子承昊为廷裳祖父，承昊子懋祚为廷裳父。又据《族谱》，郭廷裳生于顺治壬辰（1652），字龙孙（又作窿生），号姑射山人，娶罗氏，子一，即郭良恭。自郭廷裳开始由泰和徙居赣州，郭良恭及其子均生居赣州。郭廷裳受洗入教之前一直搜寻其父郭懋祚的下落。康熙癸丑（1673）在衡山皮佛洞获得其父骨殖，并归家合葬。又搜集其父遗文，编《仁山焚余》。受洗入教之前，郭廷裳一直在赣州果市靠卜算为生。1701年左右，已经受洗入教的郭廷裳上《太平万年书》，企图通过上书朝廷来推广天主教的伦理道德。《太平万年书》原名《太平万年国是书》，实则是一本奏折，其后附九篇论述。郭廷裳明言“补述先祖青螺易注解内言天地之义者，敢以管见肤说谨呈睿鉴”。因此，此九篇论述并非郭子章的著作，而是郭廷裳补充郭子章《易解》而撰述的。其中《天文说》有言“夫天文之未易言也，若非今日西士之专天学”。郭子章非天主教徒，定非有如此之言。
小 结
明末著名士大夫郭子章在肇庆与传教士利玛窦的一段交往，使得西学因其弘扬而得以广泛传播，郭氏也因此成为明清天主教史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本文通过《郭子章年谱》《青螺公遗书合编》以及新近发现的《冠朝郭氏续谱》等资料，探讨了郭子章的佛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经验，并详细分析了郭子章的地理观及其与西学之间的关系，又探析了郭子章与西学西教以及非宗教者之间的人际网络。在此基础上，本文厘清或修正了学界有关郭子章与天主教关系的一般结论。
第一，利玛窦与郭子章之间的交往应该在1585～1586年，交游的地点为肇庆，时郭子章为潮州知府。
第二，郭子章虽然刻印过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并撰写序言介绍西学地理观（地圆说），但其是在传统的佛教及儒家地理观的框架下理解西学，因此，很难判定郭子章认同西学。其将利玛窦所引入的地理学知识，仅当作其地理观的例证而已。
第三，郭子章虽未娶妾，却是虔诚的佛教徒，且有丰富的民间宗教体验，因此绝非天主教徒。他虽然对明末西学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与西学西教人士有一定的交往，但与反西教者亦关系密切，因此很难判定郭子章为“明末亲近天主教的士绅”之一。
第四，郭廷裳并非郭子章之孙，而为其玄孙；《太平万年书》所附九篇论述并非郭子章所著，作者应为郭廷裳。郭廷裳生于1652年，在清初曾试图通过上书行为来推广天主教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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