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清和：人际网络与反教运动：《圣朝破邪集》人物关系考

人际网络与反教运动：《圣朝破邪集》人物关系考*

摘要：已往对明季反教运动的研究常常强调个别人物的作用，未考虑到在反教运动中人际网络的重要性。本文以《圣朝破邪集》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包括明清文集、地方志等史料，梳理《破邪集》中各个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本文指出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反教活动中，人际关系网络是凝聚反教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师生、同年、同僚、同乡、同门等关系在反教群体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人际网络；福建浙江反教运动；《圣朝破邪集》

目前，学界有关《圣朝破邪集》[1]、福建浙江反教运动的研究成果很多，[2]本文在已有的成果之上，以《圣朝破邪集》为分析对象，结合相关文献包括明清文集、地方志等史料，梳理《圣朝破邪集》中各个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本文指出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反教活动中，人际关系网络是凝聚反教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师生、同年、同僚、同乡、同门等关系在反教群体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天主教入华伊始就开始与佛教产生接触，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早期传教士曾一度以“西僧”自称。根据邓恩（George H. Dunne）的研究，利玛窦在南京时，曾与三槐（三淮？）和尚[3]有过辩论。[4]随后利玛窦摇身一变而成“西儒”，开始对佛教展开猛烈攻击。在其《天主实义》等著作中，利玛窦大肆抨击佛教教义。天主教徒如徐光启、杨廷筠等均以专书（如《辨学遗牍》、《辟释氏诸妄》、《破迷》、《代疑篇》等）辟佛。杭州佛教居士、憨山德清弟子虞淳熙曾通过太守翁周野（即翁汝进，字子先，仁和人，1598年进士，亦是焦竑门人，与云栖善）[5]给利玛窦《畸人十篇》写序，[6]但后来意识到利玛窦等传教士辟佛道后，亦与传教士展开辩论，撰有《天学剖疑》、《天主实义杀生辨》、《答利西泰》等文章。虞淳熙在杭州与冯梦祯、屠隆等佛教居士以及莲池和尚过往甚密。[7]

实际上，虞淳熙、冯梦祯、陶周望、葛寅亮等亦皆是莲池弟子。所谓“海内称十戒五戒弟子者，无虑千万；激扬心要，助转法轮，则虞司勋淳熙，冯司成梦祯，陶祭酒周望，王大行尔康，葛卿寅亮，……皆栋之隆也。”[8]葛曾任南京吏部侍郎，著有《金陵梵刹志》（1602）。清初杭州信徒张星曜的父亲张傅岩曾任葛寅亮西席，[9]叶向高曾为葛撰写《宪使屺瞻葛公颂德碑》。[10]而主持南京反教运动的沈㴶与葛寅亮、冯梦祯、袁宏道、谢肇淛等人亦为好友。[11]祩宏曾与徐光启辩论失败，沈㴶反教或多或少与此有关联。[12]陶周望与诸会友亦创有放生会。[13]冯梦祯与瞿汝稷（管志道门人、其弟瞿汝夔曾劝利玛窦改穿儒服）曾推动嘉兴藏的刻印。[14]而曾序冯梦祯《快雪堂集》的顾起元（字太初，1565－1628），亦是叶向高之弟子。[15]朱国祚、陈懿典（焦竑门人，曾序沈㴶《南宫署牍》，并为其辩护；并曾捐刻佛经[16]）、虞淳熙、翁汝进、黄汝亨[17]、钱谦益、瞿式耜等曾是径山寺的“外护”。[18]翁汝进、黄汝亨、陶周望等是云栖寺（祩宏）“檀越”，陶周望、周汝登、葛寅亮等则是云门显圣寺（湛然圆澄）“檀越”，陶周望、周汝登亦是天童寺（密云圆悟）“檀越”。[19]黄汝亨与曾跋《锲浑盖通宪图说》（李之藻著）的樊良枢（字致虚，仁和令）往来频繁，[20]黄汝亨、熊明遇、顾起元、李日华、虞淳熙等之间均有交往。[21]李日华与沈演（沈㴶之弟）也有所往来。[22]

相对而言，佛道辟天主教的著作并没有天主教辟佛道的著作那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编纂于崇祯十二年（1639）的《圣朝破邪集》以及刻于崇祯十六年（1643）的《辟邪集》。[23]后者的主要内容为钟始声居士（字振之）与际明禅师的往来信函，以及钟始声所作的《天学初征》与《天学再征》，序者为越溪天姆峰杲庵释大朗，评述及梓行者为新安人程智用（字用九）。但由于释大朗、际明禅师以及钟始声者只是同一人，即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之蕅益智旭，因此《辟邪集》不是佛教群体批评天主教的成果。[24]而《圣朝破邪集》中文章的作者不仅有佛教僧众，而且也有与佛教处于同一立场的儒家士大夫。编者徐昌治，浙江海盐人。曾任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司事徐从治与其同籍同里，后任登莱巡抚，并死于孙元化所铸造大炮之下。[25]徐昌治为费隐通容的弟子。通容“以数帙授”于徐昌治。徐“编其节次，胪其条款，列其名目”，从而编纂成《圣朝破邪集》。该书共八卷，59篇文章。徐昌治显然是佛教居士，自号无依道人。曾撰有《金刚经会解了义》一卷，《般若心经解》一卷（其子徐升贞、徐乾贞、徐拱枢、徐颐贞同校）。又撰有《高僧摘要》，自题“甲午岁菊月登高日，无依道人徐昌治觐周父谨题。”其所撰《祖庭嫡传指南》（自署“壬辰秋季登高日，徐昌治觐周父题大业堂中”[26]）主要辑录七佛、西天二十七祖、菩提达摩，至慧能东土六祖，以及南岳怀让，至费隐通容等佛祖嫡传诸师之事略、师资机缘语要，以作为祖庭学人之指南。卷首有作者自序，卷末附有金栗百痴禅师跋语、费隐通容禅师题语、付法语偈及编者之和偈等。该书更被收入《续藏经》第二编乙第二十一套。《祖庭指南》中“本师费隐禅师寄赠”中有云：“居士昔著儒书，今宣佛旨。”[27]表明徐昌治曾经为儒家士大夫，后转向佛教。而“附刻本师费老人付法语偈”云：“觐周徐居士，护持老僧，弘扬祖道，自金粟至天童，自天童至福严，自福严至径山，将二十年。心不异缘，犹如一日。”[28]更是表明徐昌治多年如一日护持佛教的发展。徐昌治后并参黄檗隆琦，而隆琦弟子行玑、行元等曾撰写反教文章。

将徐昌治的身份定义为佛教居士，并不表明其与儒家分道扬镳实际上。当时不少儒家士大夫出入三教之中，尤其当“三教合一”思潮流行之时，不少人既是儒家士大夫，又是佛教居士。那些高僧大德更是认为佛教与儒家在根本上是相一致，而不冲突。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祩宏弟子张广湉曾撰有《释门真孝录》。[29]另一高僧费隐通容评价徐昌治云，“盖生平于孔孟及我教乘理致大同之旨，淹贯甚熟。”[30]徐光启座师焦竑更是认为，如果佛教经典能够“发明”儒家之理，那么佛教经典即是“孔孟之义疏”。因而，其对批评佛道的言论相当不以为然。如其所言：“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皆孔孟之义疏也，而又何病焉？”[31]

二

《破邪集》实际上记载了四、五次大大小小的反教运动。其中在南京教案（1616）之前有利玛窦与虞淳熙的辩论、利玛窦与云栖祩宏的辩论。此还是规模很小的、仅在书信等层面上的辩论。1615年，云栖祩宏将与利玛窦所辩论的内容辑为《天说凡四》。20年后，天主教群体出版的《辨学遗牍》中加上了杨廷筠以及李之藻的跋。称云栖祩宏在临死之时，有自悔云：“我错路矣，更误人多矣”等语。[32]云栖弟子张广湉对此“骇且疑”，并撰《证妄说》加以反驳。显然《辨学遗牍》并不是利玛窦本人所著，而在杭州与在福建所出版的《辨学遗牍》内容并不相同。福建出版的《辨学遗牍》加上了杨廷筠记载云栖临终“自悔”之跋，不料有禅师从福建将此书带给张广湉，引起了较大的反应。张广湉邀请佛教内僧人（即云栖古德大贤）共证。[33]

1615年云栖《天说》出版后一年，南京教案随即展开。南京教案之后，崇祯初期由于徐光启起复再任，天主教再度发展。而随着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在福建传教活动的快速展开，福建浙江的反教运动亦随之形成。此次反教活动主要领袖则为佛教居士、自称“白衣弟子”黄贞。此次反教运动主要集中于1632到1639年，地点则主要在天主教群体相对集中的福建、浙江等地。主要参与者除去佛教僧人、居士之外，还有官员、士大夫、生员以及没有功名的“布衣”等等。

显然，《破邪集》是将不同反教文集中的文章以及相关的禁教文告、揭疏等汇成一集。徐昌治只是最后的编者而已。1634年，杭州释普润在《诛左集缘起》表明，在福建、浙江反教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佛教僧众写过反对天主教的文章，因此编成《诛左集》。[34]至于《诛左集》到底包含哪些文章则不得而知。

1637年福安爆发反教运动，逮捕夷人四名、教友黄尚爱等人。起因是因为福安生员郭邦雍、黄大成、谬兆昂、郭若翰等在其乡设立夷馆，集众从教。后更起获从教生员陈台臣、陈五臣、黄元中、谬士响、谬仲选、郭崑、陈端震、郭弘惠、阮孙贯等人。[35]这些人在福安跟随方济各会传教士习教，并在官府逮捕传教士后，为之积极奔走呼号。[36]官府在相关文告中称天主教“独有天主为至尊，亲死不事哭泣之哀，亲葬不修追远之节。”[37]官府在文告中称奉教生员黄大成、郭邦雍等甘当化外之民，对官府逮捕传教士愤愤不平，“直赴本道为夷人护法。极口称人间追远祭祀为虚文，惟天主为真实。”[38]而且更因此次事件，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等亦遭到驱逐出境的处罚。

1638年李维垣等人发起《攘夷报国公揭》。当时曾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蒋德璟（1593－1646）路经福州，福州反教官员、儒生、布衣等趁机联名上书，希望蒋德璟能“入告朝廷、尽除以华夏，生灵幸甚，道脉幸甚，天下后世幸甚。”[39]其中官员27人，儒学生员7人，布衣5人，共39人。蒋德璟曾与传教士有过往来，并与对天主教有好感的黄景昉交善。蒋德璟一开始对待天主教的基本态度就是“其教可斥，远人则可矜也。”而受黄贞的邀请，蒋德璟即为《破邪集》写序。虽然蒋德璟认为“西人”“原不足驱”，但需要以“阐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因此，蒋德璟认为《破邪集》实际上不是在反对传教士，而是“有功于西士。”[40]虽然蒋氏愿意为黄贞《破邪集》写序，并接受李维垣等人的《公揭》，但蒋氏之态度显然有异于黄贞等反教群体。

除去其积极编纂《破邪集》之外，黄贞还曾发起反对天主教的组织，即“黄天香词盟”。所谓词盟主要是指一种文学结社。黄天香词盟主要目的就是反对天主教。其主要原因则是如唐显悦在《题黄天香词盟》中所言，“疾彼西人，酿兹祸水，圣脉几沉，佛日渐晦。”黄贞为反对天主教而积极奔走，所谓“不远千里，呼朋辟邪。”[41]而唐显悦与蒋德璟亦有同年之谊（天启二年文震孟榜）。[42]

因此，《破邪集》中有不少序以及反教文章均为受黄贞邀请而做的，而这些作者大部分与黄贞有某种社会关系，诸如师生关系等等。其中颜茂猷为黄贞的老师，其于崇祯七年（1634）“文兼《五经》，作二十三义”成进士。[43]颜更著有《迪吉录》成为明末以来非常重要的“善书”之一。[44]颜氏之所以反教，不仅仅因为其门人黄贞之邀请。其在序黄贞《破邪集》中称“艾儒略等传教士”为“艾妖辈”，概可表明其憎恶之情。颜氏又言，艾儒略到漳州后，“归人如市”，又“买地搆堂”。[45]显然，天主教在漳州的快速发展是促使颜氏反教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黄贞邀请写序的还有苏州府推官周之夔，[46]周亦是福建人，对佛教有好感。其在《重刻<西方合论>序》中自称“菩萨戒弟子闽中周之夔”，并言“儒以三纲五常。奠乾坤而正人类。至于截生死逆流出三界火宅，必资佛教。”并有“之夔夙承佛恩”等语。[47]且与居士甘尔翼（右民）及其兄尔甡（左民）等捐资刻印袁宏道《西方合论》十卷以推广佛教净土。其对天主教言“尧舜周孔皆入炼清狱”而大为不满。[48]周早期佞佛，后“一意乱去俳习禅睡，独为真实之学。”[49]周之师董见龙，即董应举，字崇相，闽县人，万历戊戌（1598）进士。[50]董与对天主教有好感的曹学佺同年中举（万历十九年黄志清榜）。[51]周之夔在苏州时曾与复社有冲突，因此其在《破邪集序》中言“迩来力辟社党，不无见尤焉。”即指其与复社之间有过纠纷。而复社张溥的座师恰好是天主教徒徐光启。[52]周之夔与颜茂猷（甲戌进士）以及蒋德璟的弟弟蒋德瑗（乙丑进士）同年中举（天启四年程祥会榜）。[53]周之夔在南明弘光时（1645）复官给事中，抗清兵失败后，遁入佛寺。与其结交最契者为钱谦益与瞿式耜。[54] 式耜曾受洗入教，但未曾坚持信仰。[55]

黄贞在《破邪集自叙》中亦指出其为反对天主教而“奔走吴越之间”。[56]黄贞在福建、浙江等地积极奔走呼号，一方面为编纂《破邪集》而搜集相关的反教文献，另一方面邀请士大夫为《破邪集》写序，同时又邀请反教群体积极撰写反教文章。黄贞的反教活动早在1632年就已经展开，历经七年时间裒辑《破邪集》。即其所谓“呜呼！七年以来，一腔热血，两画愁眉，此身不管落火落汤，此集岂徒一字一血，谈之唇焦未罄，录之笔秃难完。”[57]山西人王朝式（字金如，1602-1640），受黄贞邀请撰写反教文章《罪言》，其中提及黄贞从福建来浙江“以狡夷之驾为天主说者相告，愿鸠同志合击之。”[58]即是表明黄贞乃反教运动中主要领袖之一。王朝式乃余姚沈国模（1575—1656）弟子，曾入刘宗周“证人社”。[59]沈国模“讲明良知之说，其所学或以为近禅。”[60]黄宗羲更指出沈国模为密云圆悟“幅巾弟子”。[61]因此，黄贞所邀请之士人对佛教或多或少之倾向性不言而喻。

艾儒略在福建晋江时曾与教友李九标等拜访过卓迈以及朱继佐。[62]艾儒略在叶向高等士大夫支持下，与不少上层士大夫晋接往来。然在《破邪集》中撰写《驱夷直言》的晋江人黄廷师则直言“天主一说，诞谬不通。”[63]饶有趣味的是，黄廷师与卓迈、朱继佐、庄际昌等为同年进士（万历四十七年庄际昌榜）。[64]而庄际昌曾赠诗予艾儒略等传教士。而且黄廷师还与黄景昉同年中举（万历四十三年甘汝挺榜）。[65]但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显然不同。

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鼎盛时期，曾收到诸多士大夫的赠诗，天主教群体将之编纂出版为《熙朝崇正集》，旨在为天主教进行宣扬与辨护。漳州反教士人苏及寓在《邪毒实据》即言“公卿士大夫相率诗咏之、文赞之、疏荐之。”[66]即是对此种情况之反映。苏及寓，号恬夫。《邪毒实据》撰于1638年。但饶有趣味的是此本用来宣扬天主教的著作中，却载有周之夔写给传教士的赠诗：“捧出河图告帝期，经行万里有谁知，浑天尚有唐尧历，中国犹传景教碑，地转东南分昼夜，人非仙佛识君师，金声玉齿悬河舌，沧海茫茫不可疑。”[67]至于后来为什么周之夔转向辟天主教，概与周本身就是佛教居士且天主教辟佛有关。上述黄廷师的同年庄际昌亦曾赠诗予传教士。[68]

而《破邪集》中另一作者三山黄问道，亦为董崇相门人，因而与周之夔有同门之谊。黄问道在《辟邪解》中有言“吾乡崇相董先生，学正品端，不肖从游门下，先生以天下为己任，……数十年之前，谈及夷教，慨然有崇正辟邪之思，不肖略撰一二说，以附先生之末矣。”[69]可见董崇相的反教言行从利玛窦时代就已经存在。而周之夔、黄问道等反教行为与其师董崇相的态度相一致。

1635年，福州人曾时为黄贞《不忍不言》写序，称黄贞为其“社兄”。黄贞在《不忍不言》中对“天下大沙门座下”自称“白衣弟子”。[70]在此篇文章中主要呼吁佛教僧众为反对天主教而有所行动。同年八月，受黄贞邀请，密云圆悟作《辨天初说》以与天主教展开辩论。[71]并派润禅（即释普润）将《辨天初说》“遍榜武林”（圆悟在宁波天童寺）。八月二十一日，云栖弟子张广湉拿着《辨天初说》入杭州天主教堂。当时，杭州天主教堂中有耶稣会士傅汎际、伏若望以及李之藻儿子李次虨（字仲愨）[72]等人。李问张广湉“黄天香是何处人？”概是看到《辨天初说》中提及黄贞呼吁佛教僧众反教等语。张广湉希望李次虨能为之辩论，但李次虨要赴江西上任，只是赠给张广湉《辨学遗牍》一册。三日后，张欲再次赴堂，却被“司阍者”拒之门外。圆悟根据张广湉所述在杭州天主堂的经历，撰成第二篇辩论性文章《辨天二说》。九月，圆悟再次派人将《辨天二说》“遍榜武林”。十月，张广湉又持《辨天二说》赴杭州天主堂，欲与天主教辩论。张在天主堂内遇到教友范某。范某因游于杨廷筠而入教。这次天主教改变了以前的策略，不再与张广湉辩论，即“凡有书出来无不收，然必不答。”大概杭州天主堂为了避免与佛教僧众发生直接冲突，而拒绝与回应任何辩论。教友范某称之为“教中大主意”，大概是教会內的一项决定。[73]十二月，圆悟再次根据张广湉所述经历撰成《辨天三说》，与天主教展开更深入的辩论。但天主教似乎并没有做出回应。上面所述佛教的反教运动仍以黄贞为主要推动者，而佛教居士张广湉者则是充当信息传递者，并与天主教群体发生面对面的接触。密云圆悟在居士黄贞、张广湉等人的推动下与天主教展开辩论。

三

天主教群体虽然采取“避让”的策略，但并非对此视而不见。实际上甚至到清初，天主教群体仍然对佛教反教文献展开反击。清初天主教徒刘凝更撰有《辨天童密云和尚三说》[74]等文章，反驳密云的《辨天三说》。刘凝还对漳州保福超悟（即捬松和尚）的《三教正论》展开反驳。而超悟曾参行导禅师，行导又曾参圆悟。超悟亦曾辑录过徐昌治语录，即《无依道人录》。[75]

圆悟法嗣木陈忞、云林琇等与顺治帝有过密切交往，此时汤若望亦与顺治帝过往甚密。但最终顺治帝倾向于佛教，而欲落发为僧。[76]木陈忞在《北游录》中提到，顺治帝曾经对天童圆悟的《辩天三说》评价甚高。其言“《辩天三说》道理固极于透顶透底，更无余地可臻矣。即文字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读之胸次豁然云披月现。”而且，顺治帝还令冯铨以及“词臣”“制序将谋剞劂，宣示中外，使天下愚民不为左道所惑。”[77]后来自称紫柏真可的“私淑弟子”的钱谦益，将载有《辩天三说》的《北游录》重刊，并序之。天主教徒刘凝撰《辩天三说序辩》予以反驳。木陈忞曾通过唯一普润所带来的天主教书籍，而对天主教有所了解。《北游录》中还提及顺治帝对汤若望所进呈的书籍，认为“天下古今，荒唐悠谬之说，无逾此书。”[78]由此可见，晚年顺治帝对待天主教与佛教态度可谓大不相同。

清初僧人普仁截曾对署名徐光启的书籍《辟释氏诸妄》展开辩论，撰成《辟妄辟》。此处普仁截，即截流行策和尚（1628－1682），因康熙时居虞山普仁禅院，而称普仁截。相传其是憨山德清的转世，后更被尊为禅宗十祖。其后，杭州天主教徒张星曜、洪济则又撰《辟妄辟条驳》为天主教进行辨护。[79]

写于1636年的《统正序》，作者乃江西临川人刘文龙（字云子）。其师乃华亭许霞城（即许誉卿）。[80]许誉卿在给钱士升《周易揆十二卷》的序中自称“五茸衲弟如觉原名许誉卿题于泖上之了庵”，此表明许是一位佛教居士。[81]许誉卿的叔父许远度曾娶徐光启次孙女徐甘弟大，对于天主教在松江一带的发展举足轻重。[82]刘文龙因其师而获知天主教，但其云华亭“缙绅士庶，口自操刃攻之若寇，日讼于郡公、县公者，人不啻万亿计，状不只千万张。”[83]虽然此言或多夸张，但却可反映出虽然天主教在华亭得到许氏家族的支持，但亦遭到不少的反对与拒斥。1636年夏，其任建瓯同知。[84]其“年兄”詹月如（即詹兆恒）[85]任瓯宁知县，“复闻有天主教之寓于建宁也。”但瓯宁并没有像华亭那样有反教的声音，刘文龙认为是因为瓯宁“其俗天性淳厚”。因此，刘文龙邀请其师许誉卿反教。同时又偶然拜访“盟社”李犹龙以及桃源上官宪、费隐通容等人，得知已有不少反教文献。李犹龙则著有反教文章《诛邪显据录》。[86]

在徐昌治所校的《福严费隐容禅师纪年录》中，清晰可见上官宪、刘文龙、李犹龙、徐昌治与通容的关系。其中“九年丙子”（1636）条载，是年夏费隐到“西瓯”，“李犹龙谒师”，“是秋，僧清宇请住莲峰，外翰上官宪、绅士刘云子、李犹龙，皆依座下，朝夕咨询。漳绅颜壮其见师语录，肃启请举扬大法，……西人创天主教毁佛，师著《原道辟邪》一卷。”[87]

很显然，黄贞所辑《破邪集》与徐昌治最后编纂的《破邪集》稍有不同。最后刻印出版的《破邪集》中加入了其他文集中的反教文章，诸如《南宫署牍》中的奏疏、许大受的《圣朝佐辟》一卷、祩宏的《天说》、释普润所编《诛左集》中的《天学初辟》九篇（释如纯撰）等等。释普润即唯一普润，其与费隐通融等属于龙池派。而且，密云圆悟即其师祖（其师为雪峤圆信）。[88]其在《破邪集》中曾跋张广湉的《证妄说》。[89]释如纯即善一如纯，俗姓张，贵州习安人，曾撰有《黔南会灯录》八卷。[90]本书所收录之禅家，以临济宗天童圆悟之法嗣破山海明之法系最多。[91]可见《破邪集》中，反对天主教的佛教僧众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具体来说，浙江反教群体以天童圆悟为核心，僧人唯一普润、古德大贤、善一如纯、居士张广湉等与圆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些佛教反教群体实际上延续了杭州云栖祩宏与天主教辩论的传统。而延至清初的佛教与天主教之间的辩论，实际上仍延续了明末耶佛论争之绪余。而其中佛教以临济宗为主体。

同时，若对《破邪集》中“福建、浙江反教运动”中所参与的人物，按其籍贯以及身份予以分析，可以得出下表。其中福建所占的比重最大。如果加上1638年李维垣等人《攘夷报国公揭》所附的名单，则福建反教人数达56人。其中大部分为儒家士大夫以及儒生、布衣等等。福建反教群体所撰写的文章数也占一半以上（22篇）。而在浙江的反教群体中，由佛教僧人以及佛教居士所占的比例达70%。因此可以发现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反教运动中，反教主体构成并不相同。福建反教的主体力量是儒家士大夫，而杭州则为佛教。虽然其中发起者乃福建居士黄贞。究其原因，概与杭州地区佛教兴盛有关。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反教活动中，人际关系网络是凝聚反教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师生、同年、同僚、同乡、同门等关系在反教群体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福建、浙江等地的反教活动大部分只是在书面层次上的辩论与冲突，但在不同地方目的不尽相同。杭州地区反教群体以佛教为主体，其反教活动主要是与天主教展开辩论，实际上是对原先天主教攻击佛教的回应。而在福建，反教群体则以儒家为主体，其反教活动一方面是在义理上反对天主教，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求官方的途径驱逐天主教傳教士。李维垣等人联名上书蒋德璟即是希望通过反教活动，引起朝廷重视，并最终驱逐天主教传教士，解散教会、驱散教友。实际上，1637年就在福安爆发了驱逐传教士的反教运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反教群体中，有些反教士大夫本身对佛教并不认同，例如撰写反教文章《辟邪管见录》的邹维琏，在其“序”中即如此言，“佛老之害过于杨墨，天主之害过于佛老。”[93]而邹同时又属于东林。[94]邹又与同情天主教的叶向高有过交往。[95]

Social-net and Anti-Catholicism: On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hengchao poxie ji

Abstract: The past researches on the anti-Catholicism during late Ming dynasty always emphasize several figures, but omit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net in the anti-Catholicism movement. This article try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different figures in Shengchao poxie ji by using other related resources including collected works of Ming and Qing, local gazettes and etc. This article tries to argue that social-net is significant to shape the Anti-Catholicism groups in Fujian and Zhejiang areas,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chers-students, officials, fellow-townsman and etc.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Anti-Catholicism groups.

Keywords: Social-net, anti-Catholicism in Fujian and Zhejiang, Shengchao poxie ji

〔作者简介〕

肖清和，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初儒家基督徒思想、信仰与人际网络研究》（10CZJ009）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大学085优青项目资助，谨致谢意。

[1] 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安政乙卯冬（1855）翻刻版，载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藏外佛经》，第14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页317－479；又名《明朝破邪集》，收于《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317－470，均是日本安政二年翻刻本。

[2] 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页255－266；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载《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2册（台北：中正书局，1956）；张力、刘鉴唐等：《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宝成关：《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激烈冲突——明季南京教案文化背景剖析》，载《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万明：《晚明南京教案新探》，载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页141－155； Ad. Dudi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Five Studies, pp.1-176；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1990）；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九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五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等均有所提及。最新成果有邹振环：《明末南京教案在中国教案史研究中的“范式”意义——以南京教案的反教与“破邪”模式为中心》，载《学术月刊》Vol.40（2008）：122－131。另有以《圣朝破邪集》为主要论证材料，论述明季耶佛冲突之著作，参见郑安德：《明末清初天主教和佛教德护教辩论》（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以及Kern, Iso. Buddhistische Kritik am Christentum im China des 17. Jahrhunderts: texte von Yu Shunxi (?-1621), Zhuhong (1535-1615), Yuanwu (1566-1642), Tongrong (1593-1679), Xingyuan (1611-1662), Zhixu (1599-1655). Bern; New York: P. Lang, c1992.

[3] 关于“三槐”是否即指雪浪（三淮），则有不同意见，参见王任光：《“三槐”质疑》，载《上智编译馆馆刊》第三卷第五期，页200－201；陆嘉谟：《关于“三槐”之讨论》，《上智》第三卷第六期，页236。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认为“三槐”即雪浪（页231）。

[4] 参见邓恩 (George H. Dunne)：《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穌会传敎士》，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页48。

[5] 李日华：《大参翁周野先生墓表》，载李日华：《恬致堂集》卷二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064册，页616上－620下；翁汝进，子为翁骏，孙为翁之琪，兄弟为翁汝遇（子翁开之、孙翁佶、曾孙翁嵩年）；翁与黄汝亨同年，翁汝遇则与杨廷筠同年，《康熙仁和县志》，页355下、202上。

[6] 虞淳熙：《畸人十篇序》，载《虞德园先生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43，页250上－251下。因为虞淳熙的反教立场以及该序对天主教的理解不符合天主教教义，如“惟心性之为太极，而太极之生上帝，我笵我围，天且弗违”（《畸人十篇序》，《虞德园先生集》卷六，页250下），该序未被收入天主教出版的各个版本的《畸人十篇》中。

[7] 冯梦祯在其《日记》中提及，曾与虞德园（即虞淳熙）一起赴杭州六和塔晤莲池和尚，参见冯梦祯：《快雪堂集》卷四十七，载《四库全书存目全书》，集部164册，页672上。

[8] 吴应宾：《莲池大师塔铭》，《云栖遗稿》，《莲池大师全集》，台湾东初出版社，1992，页5147－5148。

[9] 张星曜在《家学源流》中谓，“既而从屺瞻葛先生游，葛先生遂聘为西席，居葛所三十余年。”参见张星曜《家学源流》附于张星曜：《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澳门中央图书馆藏；另张傅岩曾参与录葛寅亮：《四书湖南讲》，参见葛寅亮：《四书湖南讲九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162册，页11下。

[10] 载叶向高《苍霞续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25册，页375下－376下。

[11] 谢肇淛有诗《长安初夏，偕沈仲润太史、袁中郎博士郊行》，谢肇淛：《小草斋集》卷二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75册，页377上。

[12] 黄汝亨、顾起元、王肯堂曾序高原明昱《成唯识论俗诠》，而吴用先、葛寅亮、沈㴶等捐资付梓。沈㴶亦出现在冯梦祯《快雪堂集》（1616）中的友人名单上，参见Dudink, Ad. “Nangong shudu(1620), Poxie ji(1640), and Western Reports on the Nanjing Perspecution (1616/1617),” pp.211-217.

[13] 彭际清：《居士传》，第56传，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1。

[14]《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四。

[15] 顾起元有《苍霞草序》，自署“江宁门人顾起元撰并书”，参见叶向高：《苍霞草》，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24册，页6上；同时，顾起元之父与焦竑有“莫逆之好”，参见顾起元：《澹园先生挽诗二十八首有序》，载顾起元：《遯园漫稿》，《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04册，页162上－165上。

[16]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四）子部下，页2402。

[17] 杨廷筠父亲杨兆坊的门人，熊明遇的老师，以及顾起元的好友，参见黄汝亨：《杨氏塾训序》，杨兆坊：《杨氏塾训》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52册，页85上－86下；熊明遇：《寓林集序》，黄汝亨：《寓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042册，页18上－20下；顾起元：《寓林集序》，黄汝亨：《寓林集》，页2上－4下。

[18] 《径山志》卷十一，杜洁祥：《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明文书局，1980，页992－1001。

[19] 徐一智：《明末浙江地区僧侣对寺院经济之经营——以云栖祩宏、湛然圆澄、密云圆悟为中心》，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页219－220。

[20] 黄汝亨：《天目游纪一卷》（陶望龄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51册，页807下；《康熙仁和县志》卷十五，页310上。

[21] 熊明遇自称为黄汝亨的“门人”，顾起元则称为黄的“年弟”，参见黄汝亨：《寓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042册，页20下、4下；黄自称为虞淳熙的“社友弟”，黄汝亨：《虞长孺集序》，《虞德园先生集三十三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043册，页124上；李日华则有《黄贞父先生寓林诗集叙》（自称为黄汝亨的“年弟”）、《虞德园先生集序》（自称为虞淳熙的“友弟”）。

[22]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第4册，文物出版社，嘉业堂丛书，页31a。

[23] 方豪：《影印<辟邪集>序》，见《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一），页29。另参见孙尚扬：《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页92。际明禅师即蕅益智旭（1599-1655），俗姓钟，名际明，又名声，字振之。先世汴粱人，始祖南渡，居古吴木渎。

[24] 1860年，日本僧人杞忧道人将若干《辟邪集》中的文章（如通容的《原道辟邪说》等）辑入钟始声的《辟邪集》中，且以《辟邪集》为名刊刻出版，以作为反基督教的手段。周駬方：周駬方：《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卷四有载，页245a－279b。

[25] 《钦定四库全书•明史》卷二百四十八，页16b-25b。

[26] 《祖庭指南》卷一，载《卍新纂續藏經》，第八十七冊，臺北：新文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页0386b。

[27] 《祖庭指南》卷二，载《卍新纂續藏經》，第八十七冊，页0451a。

[28] 《祖庭指南》卷二，载《卍新纂續藏經》，第八十七冊，页0451a－b。

[29] 该书以佛教经典中相关言论，说明佛教出家修行与儒家孝道互不冲突；同时，亦论证佛教对儒家孝道的充分尊重与认可。参见张广湉辑：《釋門眞孝錄》5卷，香港：妙法精舍，1960年。

[30] 《祖庭指南》卷二，载《卍新纂續藏經》，第八十七冊，页0451b。

[31] 参见焦竑：《答耿师》，载《焦氏澹園集》卷十二，页377。

[32] 张广湉：《证妄说》，载《圣朝破邪集》卷七，页633下。

[33] 释大贤：《附缁素共证》，载《圣朝破邪集》卷七，页637上。

[34] 释普润：《诛左集缘起》，载《圣朝破邪集》卷八，页647下－648下。

[35] 其中陈台臣后任连江教谕，其与陈端震、郭崑为福安县学，参见《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四十一，页121a-b。

[36] 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徐世荫：《提刑按察司告示》，载《圣朝破邪集》卷二，页545上－548下。

[37] 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载《圣朝破邪集》卷二，页546上。

[38] 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载《圣朝破邪集》卷二，页546上－下。

[39] 李维垣等：《攘夷报国公揭》，载《圣朝破邪集》卷六，页610上－下。

[40] 蒋德璟：《破邪集序》，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50上－下。又见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钦定四库全书•春明夢餘錄》卷六十六，页19a－21a。

[41] 唐显悦：《题黄天香词盟》，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51下。

[42] 参见《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三十六，页68b。

[43] 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页105－106。

[44] 游子安：《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页111－115。

[45] 颜茂猷：《圣朝破邪集序》，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51上。

[46] 周之夔，周仕阶子，天启四年中举（1624），辛未进士（1631）。参见《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页78a－b。

[47] 周之夔：《重刻<西方合论>序》，载中华佛教文化馆大藏经委员会影印：《大藏經》第九十三册，诸宗部四，1957年，页385上。

[48] 周之夔：《破邪集序》，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52下。

[49] 周之夔：《弃草集·文集序》，载《弃草集》册一，揚州： 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349。

[50] 参见《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四十三，页96b－97a，撰有《崇相集》。又见《钦定四库全书•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四十七，页4a－5a。

[51] 参见《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页53b。

[52] 张溥：《<农政全书>序》，参见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载《史林》1999年第4期，页47－48。

[53]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页79a。

[54] 《周之夔与<弃草集>》，载《弃草集》，页1。

[55] 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九章，南明重臣对天主教的态度，页312－324。

[56] 黄贞：《破邪集自叙》，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60下。

[57] 黄贞：《破邪集自叙》，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61下。

[58] 王朝式：《罪言》，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62上。

[59] 赵尔巽等等撰：《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 “宗周主诚意，朝式守致知。”“顺治初，卒，年三十有八。” 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册3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190上。

[60]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册300，页189下。

[61] 黄宗羲：《思旧录》，“刘宗周”一节，载《淸代传记丛刊》册026，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页3。

[62] 艾儒略等：《口铎日抄》，载《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七册，钟鸣旦、杜鼎克编，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页152、528。

[63] 黄廷师：《驱夷直言》，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63下。

[64]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三十六，页27a。

[65] 《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三十八，页71a。

[66] 苏及寓：《邪毒实据》，载《圣朝破邪集》卷三，页565上。

[67] 《熙朝崇正集》，载《天主教东传文献》页650；又载周之夔：《弃草诗集》卷之五，《弃草集》册一，页228。

[68] 《熙朝崇正集》，载《天主教东传文献》页648。

[69] 黄问道：《辟邪解》，载《明朝破邪集》卷五，页600上。

[70] 黄贞：《不忍不言》，载《圣朝破邪集》卷七，页621下。

[71] 释圆悟：《辨天初说》，载《圣朝破邪集》卷七，页623下。

[72] 参见（葡） 傅汛际（F. Furzado）译义，[明]李之藻达辞：《名理探》，《万有文库》版，第二集七百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又序”，页7－9。前有山东布政司参政李天经序。又有可能是李之藻的另一个儿子李长楙，参见龚缨晏、马琼：《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2008）：89－97。李次虨曾与徐时会（嘉之）“参订”反教领袖黄贞老师颜茂猷的《新鎸六经纂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222册，页6下。

[73] 释圆悟：《辨天三说》，载《圣朝破邪集》卷七，页626上。

[74] 该书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古朗氏编号为7173。参见《パリ国立图书馆所藏汉籍解题目录》，东京： 霞ケ关出版株式会社，1993-1994，页86。另参见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十三册，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年，页22－40。

[75] 参见徐昌治：《无依道人录》，载《禅宗全书》，册60，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页525以下。

[76] 参见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载《陈垣集》，黄夏年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83－108；又参见陈垣：《顺治帝出家》，载《陈垣集》，页125－131。

[77] 以上引文参见《天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三，载《禅宗全书》，册64，页539下－540上。

[78] 《天童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三，载《禅宗全书》，册64，页540上。

[79] 载于钟鸣旦、杜鼎克等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九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页389－528。

[80] 参见《钦定四库全书•明史》卷二百五十八，页1b－4b。

[81] 载钱士升：《周易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20册，页592上。钱士升与天主教徒瞿耜、魏学濂、魏学渠交善。孟儒望在其《天学略义》中提及“武唐塞庵钱相国亦曰，足为吾儒补亡。”其中钱相国即钱士升，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二册，页899。

[82] 前已提及许乐善在南京时可能对天主教有所帮助，许乐善孙许远度娶徐光启孙女甘第大，许远度子许缵曾；许誉卿是许汝升之孙，而许汝升是许乐善之侄，参见岑大利：《中国历代乡绅史话》（沈阳出版社，2007），页101；另参见刘耘华：《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缵曾再论》，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08）：72－77。

[83] 刘文龙：《统正序》，载《圣朝破邪集》卷八，页637下。

[84] 参见[民国]詹宣猷等修、[民国]蔡振坚等纂：《建瓯县志》卷八，民国十八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95号，成文出版社，1967，页104上。

[85] 詹兆恒，字月如，永丰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由瓯宁知县，征授南京御史。屡疏建言灭“贼”。福王立南京，任大理寺少卿。唐王立，任兵部左侍郎。进攻开化县，兵败，阵亡。詹事迹参见[清]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六《詹兆恒纪》，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页602；詹宣猷等修、蔡振坚等纂：《建瓯县志》卷二十九，页337上；[清]邓其文纂修：《瓯宁县志》卷五，康熙三十二年刊本，《中国地方志丛书》第94号，成文出版社，1967，页96上。

[86] 李犹龙：《诛邪显据录》，载《明朝破邪集》卷六，《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4册，页425下－426上。

[87] 《嘉兴大藏经》第二十六册（No. B178）《费隐禅师语录》，http://taipei.ddbc.edu.tw/sutra/JB178_014.php

[88] 参见陈垣：《龙池世谱》，附于氏著《汤若望与木陈忞》，载黄夏年主编：《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108。

[89] 张广湉：《证妄说》，载《圣朝破邪集》卷七，页634下。

[90] 释如纯：《黔南会灯录》，载《中国禅宗大典》，赵晓梅、土登班玛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665上－740下、页736上。

[91]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书局，1962年，页30－35。

[92] 本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利瓦伊垣等上书蒋德璟时联名者数字。

[93] 参见邹维琏：《管见辟邪录序（附跋）》，载邹维琏：《达观楼集》“序十三”至“序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83，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页13下。

[94] 参见陈鼎：《东林传》，载邹维琏：《达观楼集二十四卷》，页16上－17下。

[95] 参见邹维琏：《谢叶相国赠文》、《谢叶相国》，载邹维琏：《达观楼集》卷十九，页246下－247上；卷二十，页258上－259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