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想到为什么中国人非常重视生男孩。一般认为，生男孩是为了传宗接代，是祖先崇拜的结果，为了续香火。这个观念导致了一些消极后果。大家都知道的，如超生、溺婴等等。还有一个消极影响，其实与血缘观念相关，那就是不太愿意收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如果是男孩，需要过继或者形成所谓的父子关系才被得到承认。所以这里面其实是非常悖论的一种观念：到底是血缘重要，还是续香火重要？可能是一个优先程度：最优的是自己的血缘延续，次优的是没有血缘，最差的是没有男丁。但为什么女性不能续香火？从血缘角度而言，女性后代其实最能保证血缘的延续，应该比次优的要好。此种原因估计与男权社会有关，所以将有血缘的女性子嗣排在最后。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 可能会比较好理解，那就是整个家族的私产。男丁，无论是否有血缘，是私产传承的核心因素，是对抗王朝所有制的关键。如果没有男丁继承，从神学角度而言是无人续香火，但从经济角度而言就是灭户，祖先所有的基业流失，或被瓜分，或被朝廷收回，或被其他亲属变卖等等。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文化层面设计出来男丁继承制。至于长子继承制，也有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此，我想很多文化或者制度层面的东西，背后往往是人类经济最优的需要，因此流传也最久、影响也最大，因为其背后符合人性，满足经济最优的需要。这就是文化背后的经济因素。当然，这不是我为此种制度辩护，而是提供一种解释而已。
很多历史范畴的研究（其实不仅仅是历史范围内的研究），常常把应然当作实然，即把规范性文本当作实证性文本去研究（或者规范性文本vs描述性文本：prescriptive texts vs descriptive texts）。所谓规范性文本是一种应然的文本，即在现实中不一定发生的文本，如各种思想性的文本，尤其是类似于会典、律法以及各种教科书。如果仅仅依据这些规范性文本去研究，无疑与真实发生的历史相差甚远。所以，中国哲学史或者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教科书史，比如依据四书五经或者性理大全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或者思想史，实际上就是教科书史，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思想，就好像依据我们今天发布的各种政策文件来研究今天的哲学或思想一样，这些政策、文件就反映出了今天人的哲学或思想？另外，各种官方史书、文人文集，其实也是一种规范性文本。很多人认为这些官方史书、文集都是后成的，不是规范性文本，但其实这种文本是按照某种套路写成的，即在某种价值观或人物观等框架下写成的。所以，依据这类文本研究出来的历史，应该叫做规范性的历史，或者某方面的历史，如依据年谱来研究人物生平，可能获取信息比较准确的是生卒年了，至于生平事迹及其背后的含义，估计也就是浸润着某种价值观的堆砌了。
其实，历史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一样，并无逻辑，也无理性。理性是后天的反思形成的。我们只能从这些规范性的文本中获取实证信息，拼凑、还原历史真相。其实，历史是否有真相或者能否还原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讲历史，是谁在听，是谁在宣称，是谁在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