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与中国的接触或可追溯至唐朝，据《旧唐书·拂菻传》记载：“开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拂菻即拜占廷帝国，大德僧指的可能就是传教士。东正教正式传入中国则在清康熙年间，特别是在《恰克图条约》（1727）签订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逐渐合法化。此后200 多年的时间里，东正教主要在北京、汉口、天津、上海、哈尔滨，以及内蒙和新疆部分地区开展活动。
中国东正教的现状
据俄国的一些资料显示，当前国内的东正教信徒有13000—15000 人，但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来看，这个数字远远高出实际的信徒人数，究其原因可能是在统计时将中国境内的俄罗斯族，以及部分华俄后裔的汉族都纳入了东正教信徒之列。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中国大陆的东正教活动场所有四处，分别位于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和伊宁市。四个地区东正教发展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黑龙江省
20 世纪初，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曾有教堂20 余座，如今只保留下来几处教堂遗迹。目前，哈尔滨市政府批准的东正教活动场所为圣母帡幪教堂（又称圣母守护教堂），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68 号，始建于1902 年，原是墓地教堂，信徒以乌克兰人为主，后墓地被夷为平地。圣母帡幪教堂面积约500 平米，虽已维修完毕，但尚未验收，故信徒们仍在教堂后面的几处平房内进行日常的宗教活动。节日时分，常借用天主教堂举行礼拜仪式。与东正教相关的场所还有皇山公墓内的东正教墓地，距离市区40 分钟的车程。东正教信徒的墓地与犹太人墓地比邻而居，此间安葬着20 世纪初至2000 年左右的数百位东正教信徒，其中很多是神职人员，如2000 年去世的朱世朴神甫。
哈尔滨东正教会有一位神甫——遇石神甫，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位东正教神甫，于2015 年10月领受神职。哈尔滨地区的信徒约百余位，经常到教会参加活动的有30— 40 人，信徒中以俄罗斯族，以及华俄后裔的汉族人为主。信徒年龄偏高，多为50 岁以上的女性。礼拜仪式的语言主要是中文，少部分使用俄文。教会还成立了合唱团，近两年规模逐渐扩大，有20 余位成员。
哈尔滨东正教会于2008 年成立了管理小组，现由遇石神甫负责，管理小组成员协助神甫进行教会的日常管理。教会基本可以自养，经费主要来自部分教产的出租，此外还有信徒的奉献。
（二）内蒙古自治区
东正教进入内蒙古自治区，主要是额尔古纳地区，始于19 世纪中后期俄罗斯人越界盗采金矿。20世纪初，又有一批白俄军官裹挟着难民来到这一地区。俄罗斯人在淘金、逃难的过程中也将东正教信仰带到了这一地区。
额尔古纳地区曾有19 座东正教堂，在上护林、下护林、三河等地曾有规模较大的木质教堂存在，20 世纪中后期全部被毁。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仅有一座东正教活动场所，位于额尔古纳市的城南。该教堂始建于1992 年，历时17 年，于2009 年8 月由上海的王泉生神甫（1924—2015）主持了祝圣仪式，并开放使用。额尔古纳地区还有两处祈祷所，一处位于室韦，这是一个很小的砖结构祈祷所，内摆放有圣像，与佛教和道教的小庙毗邻，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另一处位于俄罗斯族聚居的恩和乡的俄罗斯族墓地，为传统的木质结构建筑，但并没有投入使用。恩和的俄罗斯族墓地基本上是按照东正教的方式修建的，立有十字架，但近些年开始流行立碑，原有的十字架被放到棺木旁。此外，在恩和的一处高山上立有几个十字架，其中较大的钢质十字架为移居澳大利亚的信徒捐赠。
额尔古纳地区目前没有神职人员，因而无法举行正式的宗教仪式，信徒主要是根据俄语录音进行礼拜活动。在莫斯科神学院学习过的孙× 负责看护教堂的工作，并给信徒讲解一些基本的礼仪规范、播放录音等。额尔古纳地区的信徒人数不多，根据《额尔古纳市志》2005 年的统计数据，该地区的俄罗斯族有2436 人，真正保持东正教信仰且有信仰生活的不足200 人。在笔者于2016 年8 月10 日所参加的一次礼拜活动中，仅有5 位年逾60 岁的女性信徒参加，她们大都能讲俄语。在盛大的活动时，特别是复活节和圣诞节，来教堂的人数约100 余人。信徒以第二代、第三代华俄后裔为主，文化程度较低，对信仰的理解较为浅显，或是并不十分了解。额尔古纳东正教会设有管委会，教会除教堂外，几乎没有任何教产。看护教堂的人由宗教部门发放一点微薄的生活补贴，教堂也会根据信徒的奉献情况酌情提供一些额外的补助。
（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正教主要是伴随着俄罗斯的移民而出现的，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进入新疆，20 世纪30 年代达到繁盛期，修建了多所教堂；20 世纪中后期，东正教堂或是被毁，或是被占。现今，新疆的东正教信徒主要集中于俄罗斯族群体中间，分布于乌鲁木齐、塔城、伊宁，以及阿勒泰等地区。
新疆地区现有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两处，分别位于乌鲁木齐市和伊宁市。乌鲁木齐市的东正教堂位于天山区胜利路新东街5 号，教堂于1989 年建成，为土木结构，建筑面积约200 平方米，分为两层。一层是礼拜堂，二层有一间20 平米左右的聚会室，供教徒们聚餐活动和休息，还有两间教堂看护人的居所以及储藏室。
伊宁市的东正教堂名为尼古拉教堂，位于伊宁市黎光街2 巷8 号。教堂于2000 年动工，2002 年落成，教堂为二层结构，一层是礼拜堂，二层为钟楼，约4 平方米，悬挂着一度曾被搬离教堂的大铜钟。院落中还建有四间砖混结构的房屋，分别用作活动室、接待室和教堂看护的居室。此外，伊宁的俄罗斯族墓地与教堂紧邻，是新疆保护得比较好的俄罗斯族墓地。
俄罗斯族人聚居的塔城地区目前没有东正教堂，2012 年，政府曾同意俄罗斯族在俄罗斯族墓地修建教堂，但要自筹资金，因资金问题建教堂一事未能进行。2015 年，社科院调研组一行访问塔城的俄罗斯族信徒时得知政府拟在塔城古镇修建东正教堂，但不知何故施工中断，至今教堂仍未建成。塔城有一座俄罗斯族墓地，位于垂钓公园南侧，占地约10000 平方米，迄今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墓地疏于管理，略显破败。
新疆地区的东正教会目前没有神职人员，由德高望众，通晓礼仪的老教民主持，带领信徒根据录音进行每周日和节日时的礼拜仪式。无论是乌鲁木齐市的东正教堂还是伊宁的东正教堂，平时参加宗教活动的信徒人数不多，约20 人左右，复活节、圣诞节等宗教节日时参加活动的人数较多，乌鲁木齐市东正教堂参加复活节前夜礼拜的有60—70 人，伊宁市参加复活节、圣诞节等节日活动的信徒人数约150 人。信徒以老年人、女性为主，乌鲁木齐市现有俄罗斯族3000 人左右，60 岁以上的老人基本都接受过洗礼，青年人中约有10% 由长辈举行过家庭式洗礼，还有少数在国外接受了洗礼。
新疆的东正教会设有两个管委会，一个是乌鲁木齐东正教管委会，于20 世纪80 年代成立，现管委会主任姓贾（Аркад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одскребаев）；另一个是伊宁的管委会，由俄罗斯族人彼得罗（Петр Красноумов）负责。俄罗斯族人聚居的塔城地区虽无教会，但在2003 年12 月自发成立了塔城地区俄罗斯族文化协会，旨在挽救、发扬俄罗斯族文化，组织俄罗斯族人进行联谊等活动，塔城的东正教信徒以俄罗斯族文化协会为依托进行一些简单的宗教活动。
中国东正教目前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信徒群体规模小
从信徒人数来看，与中国现有的其他宗教相比，东正教信徒人数非常少，前文已提及，俄国一些机构所统计的13000—15000 人这个数字远高出实际的信徒人数。信徒主要集中于俄罗斯族，或是华俄后裔的汉族人中间，主体是第二代俄罗斯族人或华俄后裔的汉族人，年龄在50—80 岁之间，且女性信徒居多，呈现出较为严重的老龄化态势，在年迈的老信徒陆续去世的情况下，不免让人产生信仰后继乏力的担忧。然而，近年来东正教一些盛大的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等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的参与。
（二）信仰的特点
第一，信仰的宗教色彩较淡。与其他宗教相比，东正教信徒其信仰的宗教意蕴不浓，更多的是对母辈信仰、生活习惯的继承与延续，是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特别是近些年，在民俗旅游的刺激下，东正教节日的宗教性日趋淡化，民俗文化的意味愈加突出。
第二，信仰的朴素与坚定。中国的东正教信徒普遍对信仰缺乏足够的理解与认知，只是因为母亲、外婆信仰东正教，因为自己是俄罗斯族，所以便信仰东正教。然而，虽然信徒对东正教信仰本身并无深刻的了解，但其信仰却比较坚定和健康，东正教信徒改宗其他宗教的比例较低。例如，笔者在2016年8 月9 日的调研中访谈恩和一位名叫安娜（Анна）的阿姨，她讲到，曾有基督新教的信徒向其传教，但是她认为自己已有信仰，不再需要别的信仰便回绝了。
第三，由保守到开放。中国东正教信徒的心理在最近几年经历了比较大的转变，渐趋开放。在前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教研室和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唐戈老师的调研中还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东正教信徒强烈的排他性和保守性，不接受非东正教信徒进入他们的教堂，也不愿接纳非俄罗斯族，或是非华俄后裔加入东正教，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笔者在最近的调研中发现，曾经持此观点的哈尔滨东正教会和额尔古纳东正教会的许多信徒们都已主动转变观念，意识到自身不应该再封闭下去，东正教会、教堂应该接纳非东正教徒和其他人士，以利于东正教的发展。
第四，包容性。虽然中国的东正教信徒相对保守，但他们对其他宗教信仰表现出较大的包容性，或许正因为中国的东正教信徒其信仰的宗教色彩较淡，故而能够拥有较大的包容性。例如，在室韦调研时我们遇到一位新教信徒刘女士，她的婆母是俄罗斯族，信仰东正教，刘女士的婆母不但不反对她信仰基督新教，还非常支持她在教会的工作，还会听她讲解圣经。又如前文提及室韦的东正教祈祷所和佛教、道教小庙毗邻而居，周围悬挂着佛教的经幡，也充分体现了东正教对其他宗教的包容。再如，新疆的东正教信徒对于周围的伊斯兰教信仰也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谐共处。
第五，传教意识淡薄。东正教传入中国近300 年的历程中，与基督新教相比传教工作较弱。1892年时，东正教传入中国已近200 年，但信仰东正教的中国籍信徒仅495 人，其中还包括俄罗斯人的后裔149 人，20 世纪初信徒人数增至3 万余人，到了20 世纪中后期，信徒人数复又跌至低谷。今日的中国东正教仍延续了这样一个“传统”，一方面是因为信徒自身对东正教所知较少，因而不具备向外传教的条件；另一方面，信徒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局限在俄罗斯族或是华俄后裔的汉族群体之中，因而也缺少向外传教的强烈意愿。
（三）神职人员匮乏，宗教活动场所不足
中国东正教目前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其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即神职人员匮乏。全中国仅哈尔滨教会有一名神甫，且是在2015 年10 月刚刚领受神职，其他教会均处于在老信徒的带领下自行组织日常宗教活动的情况。神职人员的匮乏，无法满足信徒基本的宗教需求，如洗礼、领圣餐等，这对于教会健康、良性的发展极为不利，同时也为不符合政策法规的境外交流埋下了隐患。例如，由于缺乏神职人员，而信徒又因信仰的需要希望受洗，因而一些信徒或是趁出国旅游之际到国外受洗，或是请国外的神职人员来到中国秘密施洗，营造出东正教似乎是“不合法”的宗教这样一种错误印象。
从中国东正教信徒的人数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比例来看，几乎每个东正教信徒（俄罗斯族）聚居的地方均设有教堂，宗教活动场所看似并非不足，但考虑到东正教信徒所聚居省份的特点，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幅员辽阔，一些信徒居住的地点距离教堂其实很远，加之信徒大都年迈，因而仍无法定期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故而一些信徒只能自行组织或是在家中做一些简单的祈祷。
（四）地区间的差异性
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主要集中于俄罗斯族或华俄后裔的汉族群体，并分布在几个俄罗斯族的聚居区：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个地区具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如前文所述，但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从信徒的文化程度来看，新疆乌鲁木齐和塔城地区信徒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很多人是教师、科研工作者，且老一辈的俄语讲得较好；哈尔滨地区信徒的文化素质居中；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信徒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没有接受过较高的教育，一些老人们讲的俄语亦是土语。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地处城市地区的信徒接受到良好教育的几率自然高一些。此外，其祖辈的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后代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疆地区曾经的俄罗斯移民大多是商人，哈尔滨地区俄罗斯人的涌入主要源于中东铁路的修建，而额尔古纳地区的俄罗斯人很多是越界淘金而来的农民或是难民，虽然也有部分白俄军官，但其后代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俄罗斯或是前往澳大利亚，因而从祖辈的角度来看，额尔古纳地区早期移民而来的俄罗斯人的文化程度偏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后代的教育。
其次，从信仰与民族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三个地区均有着将东正教与民族身份认同相等同的倾向，但是在新疆地区，表现得较为强烈，在哈尔滨地区稍弱，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则最弱，东正教更多地转化成了一种民族的文化符号。所以会将东正教与民族身份认同相联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的俄罗斯族属于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全国仅1 万多人，他们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生活习俗日益被同化，其祖辈的传统、文化等带有俄罗斯印记的特征在逐渐消退，面对被完全“消解”的局面，从传统中寻找一种可以凸显其民族特质的东西的需求就显得极为迫切。
二是历史上，俄罗斯移民来到中国，当时东正教是凝聚俄罗斯侨民的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在现代，与俄罗斯族在血统上有着密切联系的俄罗斯，在20 世纪90 年代后经历了方兴未艾的东正教复兴，东正教成为俄罗斯大国复兴之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俄罗斯族在寻找自己民族特质的东西的时候很自然地便会想到东正教。三个地区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则主要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新疆，这是一个民族宗教问题比较敏感和复杂的地区，生活在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俄罗斯族作为一个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他们想要挽救和保持自己独特特质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而且，在新疆人们习惯上将民族与宗教等而视之，如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伊斯兰教= 维吾尔族，在此种环境的影响下，新疆的俄罗斯族也就比较容易将东正教与其民族身份认同画上等号。
在哈尔滨地区，俄罗斯族生活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群体中，对汉族文化的融入程度较高，但仍不免有将东正教看作是本民族独特组成部分的倾向。
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无论是民族氛围还是宗教氛围都非常和谐。俄罗斯族这个身份，代表的更多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些特点，如饮食，衣着，房间、庭院的布置等，他们的寻根更多的是寻找父系之根：山东或河北老家；东正教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诸多民族文化符号中的一个，且并非是最为紧要的。
近年来，因为旅游经济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族人开始注重自己的民族身份，挖掘俄罗斯族民俗文化的元素以吸引旅游，本是东正教最重要的复活节在这里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狂欢节，如同汉族的新年一样，失却了许多宗教上的神圣与神秘性。
最后，神职人员或准神职人员配备不均衡。在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这三个地区，哈尔滨已有了自己的神甫（遇石神甫），宗教活动日渐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信徒也对东正教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内蒙古地区虽无神甫，但是有一些接受过系统神学训练的“准神职人员”。新疆地区的神职人员供给是最弱的，既没有神职人员，也没有如内蒙一样的“准神职人员”，信徒们只能在第二代俄罗斯族老人的带领下进行礼拜活动。当第二代俄罗斯族老人逝去后，由谁来带领信徒进行宗教生活，又该如何进行宗教生活，这都是新疆教会将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五）地区间缺乏交流与沟通
伴随着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越来越发达，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紧缩成一个“地球村”，然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东正教信徒三个聚居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却很贫乏，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却不曾有过比较深入密切的交流，既不了解彼此的存在状态以借鉴彼此的经验和教训，也难以团结起来切实地为中国的俄罗斯族做一些实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状态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的俄罗斯族属于分散聚居，看似聚居，实则分布的范围极广，几个活动场所之间的跨度非常之大；其二，信徒的总体年龄偏大，无论是身体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而言，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进行沟通和交流难度都较大；其三，经济和政策方面的因素。
中国东正教所面临的几大问题
东正教虽非中国的五大宗教之一，但东正教亦是中国合法存在的宗教，且近些年对东正教有日渐重视的趋势。本文主要想探讨的是东正教在中国发展亟待解决与高度重视的几个问题。
（一）东正教的中国化
现今，国内学界、教界、政界都在热议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不仅包括为大家所熟悉的新教、天主教的中国化，同时也包括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东正教的中国化。中国的东正教群体相对其他宗教团体无论从人数上、还是影响力上来看都较小，但是东正教的中国化同样必要，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东正教的中国化需要解决如下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1. 宗教语言的中国化
宗教语言的中国化指能够用中文进行完整的日常和节日的礼拜仪式。宗教语言的本土化是每一个宗教进入新的国家或地区所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东正教初入斯拉夫民族地区，曾有基里尔和梅福季创造了基里尔字母以传播希腊的正教，同样俄罗斯的东正教传入中国，也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从笔者调研的情况来看，在没有神职人员地区，信徒在进行礼拜的时候使用的是从俄罗斯带回的俄语、教会斯拉夫语录音。而中国的俄罗斯族或华俄后裔的汉族人，目前只有年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懂一些俄语，年轻一代已经几乎不会说俄语，用这样一种“陌生”的语言进行礼拜仪式，只可能将可能的、潜在的信仰者拒之门外。在哈尔滨教会，因为有神甫的带领，礼拜仪式主体用中文进行，因而在神甫的带领下信徒的积极性比较高。由此可见，宗教语言的中国化与神职人员的解决息息相关。
2. 神学思想的中国化
前文提及中国东正教信徒信仰的一个特点是对东正教缺乏足够的了解，仅仅是作为一种家族习俗从祖辈那里承袭而来，因而对东正教的神学思想并不十分清楚，仪轨也不规范。尽管东正教信徒普遍对自己的信仰比较坚定，但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缺乏足够理解和认知，缺乏正确引领的团体，不仅不利于自身更好地发展，同时也很可能会导致对教义教理的曲解，陷入异端或是歧途，因而有必要向信徒传播正确的教义、神学思想，防患于未然。虽然中国东正教的主要信仰群体是俄罗斯族，但他们是浸润在中国文化这片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东正教对他们而言仍带有异质文化的特点，故而在向信众解说东正教教义教理的时候有必要以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方式去阐释，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东正教信徒整体的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本土的东正教神学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艰巨。这一工作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其一是教会内部的探索，其二是学界的帮助，其三是政府的支持。
3. 神职人员培养的中国化
针对神职人员的培养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解决，目前已经派出一些有志于东正教事业的人士前往俄罗斯的神学院学习，学成归来后以服务于各个教区。然而仅仅是派出人员国外求学还不够，中国还应该积极努力建立自己的神职人员培养体系，只有当我们自己有能力选拔和培养神职人员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地实现独立自主，当然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
（二）重视东正教的外交作用
虽然东正教并非俄罗斯族独有的宗教，但却不能不忽视一个既定的事实，即东正教的主要信仰群体是俄罗斯族或华俄后裔的汉族，因此，东正教虽然在中国信徒人数不多，却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
历史上，彼得大帝时期，为了一窥中国大地，沙俄绞尽心力，以宗教为突破口，向中国派遣驻北京东正教传道团，在200 多年的时间里，搜集中国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掀起了一股东正教复兴的热潮。东正教虽不再是国教，却是今日俄罗斯的主要信仰，且在很多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和特权，并在俄罗斯的教育、文化、政治和外交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13 年，基里尔牧首访华，开启了俄罗斯以宗教为契机进行对华外交的序幕。东正教问题成为普京、俄罗斯牧首和中国领导人多次会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而，对于国内东正教问题的处理，一方面，应当坚定中国东正教独立自主的地位，让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其他东正教会意识到，中国的东正教会不是一个自治教会，而是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教会的自主的东正教会。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中国东正教的良性发展，构建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不给境外教会介入我国教会的发展留有借口和理由。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东正教的发展目前面临着老龄化，后继乏力，神职人员匮乏，组织建构不完备等诸多问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东正教正在向健康、良性发展的方向努力。积极引导东正教的中国化，满足国内信众基本的信仰需求，并使其走出民族的局限，不仅有利于国内的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也有助于我国在对俄外交中在东正教这一问题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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