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有句话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另外一个版本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发展”）。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致富的渴望，而致富的捷径就是经商。
这不奇怪，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说过：“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也就是说，在所有行业中，最佳的致富途径是商业。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这种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一旦可以选择人生道路，众多人士的第一选择就是经商，从事商业。那么，商业这个行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演变呢？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必也正名乎。”我们在讨论问题时，首先要把所说的概念搞清楚，不搞清楚，讨论就会变成“鸡和鸭讲”。你说的是这么一回事，我说的是另外一回事，讲来讲去不讲不通。所以我们首先要看看“商业”这个词，在古代和今天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首先，我要说一下什么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大体上说，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在学界有很大争议。因为我自己也不能对此下结论，因此采用一个中性的名词，称之为传统社会。为什么要以鸦片战争为限？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以后，西方的商业方式进入了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经商的方式，所以可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是中国商业发展演变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其次，要说说什么是商业。从字面上来说，商业就是从事“商”的行业。那么什么是“商”呢？我国最早的百科词典《广雅》说：“商，度也”。“度”就是“量”，所以今天还有“度量”这个常用词。估计、计算、测量等，都叫做度。所以“商”自古以来就是和计算是分不开的方。“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商议、商讨、商量。在古代，商议和度量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有商略（估计）、商算（计算）、商度（测量）等词。
此外，古人还用“商兑”一词。《易经》的一个注，对“兑”字解释为“商量裁判之谓也”。到了后来，商字延伸为经商之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业和别的行业不同。从事商业交易，一定要有买方和卖方。买卖双方要经过商量，也就是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共识，交易才能完成。
在传统社会中，种田不需要双方商量，农民自己种就可以了；做手工业产品也不需要双方商量，工匠自己做就可以了。但是商业不同，一定要有买卖双方，对买卖商品的数量、价格等进行商谈。所以商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业务一定要经过计算和商量。这是自古以来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
现在我们来看“商业”。今天的商业，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古代，情况又如何呢？在中国，商业这个词出现很晚。最早讲到商业这个行业的人是司马迁。他在《史记》第129篇《货殖列传》里，把商业称为“货殖”。“货殖”这个词后来还在用，但是今天不怎么用了。
关于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学界研究已经非常多了。李埏先生说：“（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工商业均为王室、公室、官府所有，私人是没有的。士庶人只有家庭手工业和集市上剩余产品的交换，像青铜器、玉器之类的手工业品是不可能生产的。王室、公室、官府占有善技艺和善经商的奴隶，用以生产各种产品和到方国部落间去进行贸易。
周室东迁以后，工商业日益发展，有厚利可图，于是在官府工商业之外，兴起了私人的工商业。到春秋末期，私人身份的大商人、大工业家令人侧目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由此突起；自此，民间和官府的工商业双轨并驾，一直延伸到清代，但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官府工商业，而是民间工商业，愈后而愈著。”
关于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大体轮廓，吴慧先生写过一本面向普通的读者小册子《中国古代商业》。在这本书中，他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商业演变的历史分为几个主要阶段：（1）萌芽阶段，在夏商西周时期；（2）第一次飞跃阶段，在春秋战国时期；（3）汉朝到唐朝是发展的“马鞍形”阶段（即发展得很高、又跌下来、再升上去；（4）宋朝和元朝是新的发展阶段；（5）明清则是“夕阳无限好”的阶段。这个概括可以参考，尽管我对其中一些说法有保留。
“本业”、“末业”与“重农抑商”、“工商皆本”
商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即使是传统社会也不例外。这一点，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得很清楚：“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马迁还引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四个基本行业。有农业，才有饭吃；有虞业（采集业，包括打猎、伐木、捕鱼、采矿等），才能够把重要自然资源从山里、海里、湖里、河里开发出来；有工业，才能把各种原料加工成为用具；有商业，才能够把各种货物流通天下。所以这四大行业，是传统社会必须有的，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民所衣食之原也”）。所以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必须有商业。但是，在传统社会中，这四大行业的地位是很不相同的，其中商业被称为“末业”。那么，什么是“末业”呢？
与“末业”相对的是“本业”。大家都知道“本末倒置”这个成语。所谓“本”就是根本，是最主要的，而“末”则是最不重要的。“末”这个字有“非根本的、不重要的”之义。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四大基本行业里，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被看作最不重要的行业，而农业则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行业。因此农业是“本”，“本业”、“本利”、“本富”，而工商业是“末”，“末业”、“末利”、“末富”。“舍本逐末”是不允许的，因此要“重本抑末”。
即使是对商业比较宽容的汉文帝、景帝，也多次下诏，强调“农，天下之本”，“天下之大本”。之后到了晋朝，王符号召“崇本抑末”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这种把工商业（特别是商业）视为“末业”、“末利”、……的说法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了千百年来的观念。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
清代雍正皇帝也告诫全国人民：“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并且要求各级官员“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贵”。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经济思想，就是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商业放在最后一位，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而不能本末倒置。
在任何时代，理念和实际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如果“农本商末”只是一种理念，对社会来说，那实际影响还不很大。但是如果这种理念变成国家的意志，变成政策、法律，后果就严重了。为了要保证“农本商末”，就必须“重农抑商”。重农抑商，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
“重农抑商”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最早系统地实行这个政策是商鞅。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经过变法，秦国从一个僻处西方一隅的小国变成一个争霸中原的强国，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重农抑商。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与“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贾之士佚且利”。如果鼓励商业的发展，就会导致其他社会成员“必避农”（不愿从事农业）。
为此，他采取的手段有：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加重对商人家庭的赋税；增收交易税，限制商人赢利；大幅提高酒、肉买卖的税率，减少商人赢利的空间；实行专卖制度，把最赚钱的商品的买卖拿到国家手里；管制粮食贸易，不准商人贩运粮食，也不准农民买卖粮食；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在经济上使商人因无利可图而放弃经营；等等。商鞅甚至下令：“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从事商业的人，竟然全家都要被成为政府的奴婢，可见他企图一举消灭民间工商业。
商鞅关于重农抑商的想法，不是他个人的想法，而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看法。“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是齐桓公。齐桓公靠的是管仲，管仲写了《管子》一书，书中就说“欲杀（抑制）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这就是说，要重农抑商。
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使得魏国成为强国。李悝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实行“平籴法”，即国家参预粮食买卖，限制商人投机获利，以保障农民的利益。这也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做法。后来商鞅进一步发展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其变为系统的、全面的国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这个政策称为“上农除末”，推广到全国。
当然，要说明：在大多数时候，国家实行重农抑商，并不是要完全取消商业，而是要把商业抓住政府手里，变成政府控制的商业。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还可以看到其影子。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农抑商，一成不变。这种看法很普遍，一些西方学者写的中国史著作，到今天为止还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是一贯实行重农抑商的国家。
但是，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在不断变化。事实上，在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竞争，采取各种方法来富国强兵，重农抑商并没有成为所有国家的国策，有的国家还鼓励商业。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
如白圭，以贩运粮谷、丝、漆、茧为业；宣曲任氏、桥姚贩运粮食、牲畜；乌氏倮贩牲畜、缯棉，财产多至用量牛马；蜀卓氏、山东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邯郸郭纵以冶铁成业；猗顿，以盐铁起家；刁间，逐鱼盐之利；师史长途贩运，转毂以百数，有财产七千万。
在汉朝的文帝和景帝统治时，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对商业没有实行太多的限制。因此出现了商业繁荣。司马迁描述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到了汉武帝当政后，厉行重农抑商，把所有赚钱的活动都抓到国家手中，导致商业走向了衰落。汉朝灭亡后，天灾人祸，政府愈加抑商，于是商业沦落到濒临消失的境地。
到了唐朝中后期，抑商政策放松，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商业的大发展。社会对商业的看法和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宋朝人叶梦得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指出：“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即认为士农工商只不过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
大文豪欧阳修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叶适更说：“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也就是说，重农抑商不是正确的。
宋朝天台县令郑至道，写了《谕俗七篇》教化百姓，其中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明确说商业也是本业了。
明代大学者王阳明更主张四民同列，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不仅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国家政策也在变。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经放宽了。宋太祖即位，即下诏明令“所在不得扣留旅行，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太宗时又下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两浙诸州，纸扇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之后真宗、仁宗又屡下诏令，减免了许多杂税。
明代后期张居正进行改革，提出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厚商”政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故余以为……欲民用不困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他明确反对国家干预商业，反对官、商（特许商人）分利的垄断性商品专卖制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盘剥农民的奸商，而是当时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到朱国祯任首辅（相当于首相）时更提出“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
到了清朝，抑商在国家最高决策层已经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认为“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他这段话的意思是，商品流通这些事，让百姓去做，国家不要管，国家一来管就会对百姓不利。过去的重农抑商政策到明朝和清朝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不要再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农抑商了。的确，中国曾经长期实行重农抑商，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国家已经不重农抑商了。
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也就是说，到了明清时期，商业已从“末业”变成“主业”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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