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阳:青年协会书局与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

XIAO Qinghe 2020年2月25日05:37:41文章收藏评论48612723字阅读42分24秒

基督教会历来重视文字出版事业,它是包括教育、医疗在内在华三大传教方式之一[1]。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方言造成的信息传播障碍,政府对基督教传教的禁止,文字出版成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的有效方式。来华传教士设立印刷出版机构,译印《圣经》和基督教典籍、西方思想科技书籍,发行报刊,介绍新知识,联系教会、信徒和传教士。活版印刷使基督教会大量印发书籍、将其观念传播到全世界成为可能,如马克思所言“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基督教文字出版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从技术和观念上促进了中国文字出版印刷业的近代化,早期的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转型,编印杂志、创办社团以倡导现代学术精神和讨论。

基督教出版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传播福音、皈依教民,如何让中国人接受上帝的福音,文字出版本土化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开启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基本观念的了解,并达到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作为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力量的认知?如何将上帝的福音从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载体转译成异质异教文化的汉语言载体,并表达皈依者对上帝的赞美与信仰?如何将基督教思想与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相结合,建立属于中国人的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如何将基督福音有效地与处于千年未有巨变的中国信徒所面临的社会困境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导和精神依靠?这些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困挠着中国教会和信徒。

青年会是面向社会和青年、注重社会服务的基督教社会团体,其出版机构是通过基督教活动为社会服务、通过社会服务达到社会拯救的重要方面。它注重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关注和讨论社会问题,调和其它文化现象与宗教的差异,介绍世界各国发展动态,宣传社会改良和进化,引导青年丰富文化生活,颇受青年的欢迎。多年以来,学界对基督教出版事业更多关注的是晚清时期的广学会、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等机构,关注它们对中国印刷出版近代化的技术贡献和以科学技术为主题的西学东渐传播贡献,更多关注基督教出版机构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和意义,忽视了它作为传教布道方式的宗教传播意义,以及外来宗教如何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宗教本土化意义。本文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的青年协会书局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例,重点探讨基督教文字本土化的思考和实践,讨论只限于1949年以前接受外国教会支持的基督教出版机构,不涉及现在的中国基督教会出版事业。

 

一、青年协会书局历史

 

早期来华传教士几乎都是通过文字出版开始传教工作。1840年以前,传教士在马六甲、巴达维亚创建了马六甲英华书院印刷所、巴达维亚印刷所。鸦片战争后,基督教文字出版也伸展到广州、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形成了著名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广学会等机构。

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召开的三次全国大会上,都肯定了“文字布道”的作用和重要性[2]。1910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爱丁堡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在传教地区文字工作的重要性[3]。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非常重视文字出版工作。1896年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定四项工作之一即为文字出版。最早出版物是1896年6月仅出版一次的《基督会报》[4],1897年2月发行《学塾月报》[5],1902年成立青年会书报部,3月,《学塾月报》改名《青年会报》。

1903年,谢洪赉这位著作等身的基督徒作家的到来,“奠定协会书报部之基础”[6]。1906年2月,《青年会报》改名《青年》,他任主笔。同时创办英文《青年季刊》。1911年创办“接近中国上流人物”的《进步》。这时青年会杂志已三足鼎立,英文《青年季刊》面向欧美留学生,销售约1千册[7];《进步》面向社会上层及学生,“不沾于宗教”,“发展其新知识与新道德”[8],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特别欢迎,销售约3000册[9];《青年》以青年会四育宗旨为宗旨,寓宗教于教育中,是当时“销路最广”的基督教刊物[10],遍布全国17省,甚至远至香港、日本、美国。1908年销售3700册,1910年达56252册,1911年达69977册,1912年保持在64086册[11]。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以“德智体群”为宗旨,是20世纪初期增长率最快的基督教团体,遍布全国的会员成为其书刊杂志的基本读者。1912年再次明确了编译发行宗旨,“凡合乎基督教青年会宗旨足以辅助青年会”、“阐明新文化之学理”、“使国家社会日有进步”、“纪述各地会务,使彼此得有借鉴之资”的书籍、报章都在出版范围之内[12]。

1916年谢洪赉去世,《青年》销售量下降。1917年3月,《青年》与《进步》合并为《青年进步》,作为青年会全国协会机构刊物,“负责提倡、启导之两责任”[13]。它保持着两个刊物的传统,介绍欧美最新社会宗教思潮和发展,用浅显文字研究现代社会政治,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注意国学大师用新的方法“发扬中国文化真髓”,始终以“以新颖公正之言论,讨论现代各项问题”相标榜[14],“不独为教会人士所欢迎,亦颇得教外人士的好评。”[15]《教务杂志》进行的学生最爱读杂志调查中,《青年进步》为第一[16],无论在纽约公立图书馆,还是在中国图书馆和学校阅报室,都可以看到,成为基督教三大权威刊物之一[17]。它还出版专号集中讨论社会或宗教关心的热点问题,如36册为体育专刊;48册为儿童专刊;49册、61册为家庭专刊;51册为社会问题专刊;52册为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专刊;53册为文学专刊;54册教会专刊;57册、62册为劳工问题专刊;65册为两性问题专刊;73册、86册为国际问题与基督教专刊;75册为婚姻问题专刊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青年进步》印刷所亦被日军所毁,直到5月才把2月期勉强出完,决议停止。《青年进步》共历15年,出版150期。

1921年青年会还创办市会机关刊物《同工》,1928年创办校会机关刊物《消息》。在全国各地的市会和校会中,亦多有刊物宣传,其中天津青年会的《天津青年》、上海青年会的《上海青年》和广州青年会的《广州青年》,尤为著名。

青年会文字事业的“天职”是“做全国思想的领导者,输入西方文化,以为中国固有文化的辅助”[18]。奚伯绶、胡贻谷、简又文、谢扶雅、沈体兰、应元道、张仕章、吴耀宗等人的加入扩大了青年会出版事业,他们扩充杂志版面、编译撰写书籍,从青年会修德小丛书及研经课本开始,以传记故事、智育、体育、会务、布道以及立身处事等多方面发展,出版了学校青年会丛书、城市青年会丛书、青年读经丛书、青年修养丛书、远东运动会系列规则等。

1924年,青年会书报部发展成为青年协会书局。20年代,配合青年会倡导并发展至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公民教育运动,出版销售了大量平民教育、公民教育丛书,在整个社会上建立了青年协会书局的地位。1925年至1927年上半年销售公民教育丛书171488册[19];1920至1935年销售千字课本达100万册[20]。

30年代,青年协会书局更加关注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与中国改造、教会与世俗社会等问题,出版了百本丛书,包括青年丛书50本、社会问题20本、宗教问题20本、基督教与中国改造20本。其中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徐宝谦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吴耀宗的《社会福音》、赵紫宸的《耶稣传》、徐宝谦编的《宗教经验谈》、曾宝荪编译的《实验宗教学教程》等已成为中国基督教思想和历史的经典。应远涛译的《近代科学与宗教思想》、《现代潮流中的上帝观》、张仕章译的《近代科学家的宇宙观》、《科学对宗教的贡献》、《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杨缤译的《苏联的宗教与无神论》、吴耀宗译的《科学的宗教观》等力图解释20世纪上半叶争论激烈的科学与宗教、宗教与无神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邓裕志的《中国劳工问题概要》、曹亮的《中国出路问题的研究》、谢扶雅的《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的使命》、梅贻宝的《基督教与农村改造》、、陈文渊的《基督教与新青年》都反映了基督教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认识,以及用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探讨,扩大了包括出版文字在内的基督教本土化的思考,体现了中国教会对现实世俗社会的关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部分在上海的基督教出版机构迁往成都。1942年9月18日,青年协会书局与华英书局、广学会、《田家半月刊》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21]。1945年3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派美国人德威廉(J.W.Decker)到重庆,制定了《战后中国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规定战后仍采用联合出版形式。1947年11月,青年协会书局、广学会、美华浸信会书局、宣道书局、中国主日学会等联合组织了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

40年代,成本激增、交通不便、经费困难、人才缺乏,整个基督教出版事业均不兴盛。以1947年最大的几家出版社为例,广学会才出版29种,再版135种;浸会书局出版12种,再版3种;青年协会书局新书12种,再版9种[22]。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营和非全部官僚资本经营的出版机构,采取“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的政策,对基督教出版亦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23]。1950年6月朝鲜战争使形势陡然改变,12月16日美国政府冻结了对中国教会的津贴以及中国公私团体在美国的资财,长年来依靠外国支助、尤其美国津贴的中国基督教会立刻面临巨大困难。基督教出版事业也顿时萎缩,广学会上半年只出版了6种新书;时兆报馆等自动息业。青年协会书局仍比较活跃,编著12册新时代学习丛书,在教会内部宣传新形势。

1951年3月召开了基督教出版会议,通过了《基督教出版事业今后努力的方向》,发表了《为肃清基督教书刊中的毒素向全国同道呼吁!》,决议了“反帝”和“合一”两个主题[24]。教会合一运动是20世纪以来世界教会和中国教会的主要潮流,也是中国基督教出版事业长期来的目标,但在50年代也是唯一的出路。1953年,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自行结束,在全国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宣传组的推动下,广学会、浸会书局、青年协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成立了联合编辑委员会。1956年12月,这四个机构又联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

联合书局在1957年前仍出版了少量书籍,后来只能以出售存书来维持局面[25]。1959年三自委员会成立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史料组,1962年至1963年还制订了基督教出版五年规划和基督教史料研究五年规划,考虑重版旧书和系统翻译基督教经典著作。1966年文革爆发,联合书局被横扫封闭,从而结束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包括青年协会书局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

 

二、基督教出版机构本土化与文字本土化

 

作为“现代中国唯一无二的、独立自主的基督教出版机关”[26],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物是创作多于翻译[27],与其它基督教出版机构形成了反比。作为域外传来的宗教,基督教必然面对如何对待历史文化悠久、社会制度完备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坐着大炮进入”使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基督教本土化是基督教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捷径,它必须体现和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否则不能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作为基督教最本土化团体的基督教青年会,早在1915年就有中国人王正廷任总干事,继任余日章总干事长达20年的本土化努力更使它带有强烈的世俗化和社会化特征,协会书局正是青年会最早由中国人主持的部门。三位主持人,即谢洪赉(1903-1916年主持)、胡贻谷(1917-1932年主持)和吴耀宗(1932-1955主持)均为有中西文化功底、对中国教会和神学有思考、翻译创作了大量基督教著作之人,使协会书局的“思想与事工”显示出浓厚的“中国色彩”[28]。

谢洪赉是对中国基督教早期文字有相当影响的人,颇为恰当地被誉为“当时唯一伟大之基督徒作家”[29]。他早年协助传教士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认识到基督教文字本土化任务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才能完成[30],在书报部大部分经费还依靠北美青年会的情况下,由“中国干事经营一切”,虽“有争权之嫌”[31],但终究为中国基督教文字争得了一席重要之地。谢洪赉不仅翻译了大量基督教作品,更重要的是创作了大量结合中国基督教社会问题的作品,尤其是针对青年会会务和通过宗教加强提高青年适应社会和选择能力的书籍。20世纪前20年,正是青年会急速上升和扩大时期,如何吸引青年人接近并信仰基督教,拓展稳定青年会务、开展事工,都是他思考和创作的内容。这些今天看来数字不多、思想未必深刻的著作的确开始了中国基督徒的创作,为青年会文字本土化创作开拓了道路。

吴耀宗是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基督教会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人[32],也是中国基督教史上最受争议的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结合社会和教会问题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作品,这些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经典作品的社会关怀和神学视野已远远超过早期的谢洪赉。1937年再次从纽约协和神学院留学回来后,任青年协会书局主任。这时美国“基要派”和“自由派”神学激烈斗争即将结束,它实际上是信仰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是否运用理性和现代科学的语言和观点介绍和解释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纽约协和神学院是“自由主义神学”的大本营,吴耀宗更多地接受了协和神学院主导的结合社会、应对现实的自由主义神学,更多地趋向于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神学。

20世纪后,随着传教条约的废除和民族主义的觉醒和高涨,基督教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界限被打破,传教已无法成为一种孤立且受特殊条约保护的宗教活动,它必须顾及与民族主义的对话和面对中国强调世俗生活的本土文化相协调的问题。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大批留学生回国,教育体制近代化,往日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几乎是唯一传播西学的渠道、出版印刷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位置逐渐被消解,趋于成熟和要求独立的中国基督教会在世俗地位与神学修养上的提高,也具备了实现本土化的初步力量。

文字布道是基督教传播的重要方法,面对中华千年文明积淀和对读书阶层的格外重视,文字本土化显得更重要。早在1910年代,教会已认识到除神学教科书、圣经注解外,非常缺乏“基督教对于社会事业”、“论述中国宗教伦理学哲学”等书籍[33],常见的多是翻译书籍,“所本者为自身之眼光,与中国人之心理甚为擀格,故无吸力与效力”。基督教各出版机构因差会现实利益矛盾、神学见解差异,往往各自为政,甚至攻击分化教会、离间教友;出版书籍也是一书多译,翻译者凭自己的兴趣,很少考虑所出之书是否适用于教会[34]。

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自养、自治、自传”,要用基督教教义使经济、政治、教育、实业、商务在内的“社会重生”[35]。面对基督教本色教会和自立教会呼声日高、行动渐广,社会上新思潮新主义出版物的不断出现,青年会著述方针亦“不得不加修改”[36],“无论创作或翻译,皆注意于精深之研究,与忠实之介绍。”[37]1923年议决五条编辑方针,引导青年“勿致涉歧途”:一、针对“非基运动”的引导青年“能适应现代之需求”,扩大“真生命之了解与体验”;二、“排除社会主义思想”的“抱真理较一切事物之表现更为重大的确信”;三、“防止唯物主义”的“力求科学方法”,“维持建设精神”;四、迎合“整理国故”的“阐明祖国数千年来所留遗于社会风纪上及民族精神上之优点”,整理光大;五、配合“实验主义”的“依据青年会与各方面青年直接所得之实际经验而进行”。在五项原则指导下,议定六项具体出版范围和方案:一、宗教类书籍:注意中国基督徒创作;选译西方宗教界名著;用现代最新学说阐扬基督教义;二、浅白易解的科普书籍;三、以中国文化为背景探讨西洋哲学的人生书籍;四、富有汉语文采的基督教故事和思想的书籍;五、提倡国民外交、促进国际和平的国际问题书籍;六、青年会事工的会务应用书籍[38]。这是青年会文字事业面对各种思潮不得不“与之力抗”的产物,作为出版方针多次在全国大会上强调[39],它确定了青年会文字的指导方向,关注基督教改造中国社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表达基督教信仰,提倡中国基督徒的创作,对西方宗教的翻译不限于神学证道灵修著作,30年代百部丛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长期以来,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呈不稳定态势,大部分出版机构都所属某个差会[40],出版物不仅有极强的布道性质,教义理解不同、神学观念差异都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读者和发行范围,宗教读物常常免费赠送,经营往往是亏本的,需要教会津贴、房租与投资的利息来弥补[41]。如果差会发展不稳定、国外捐款不及时,自身无法寻找到其它获利性经营方式,运作就会出现问题。像广学会这样跨宗派实力雄厚的出版机构为数极少,而它正是大量出版世俗书籍,宗教书籍不以某宗派自限为特征的。

青年协会书局所属青年会,有众多基本会员和与时俱进关注社会需要的事工活动,出版物不限于宗教生活,不仅有《圣经》研究、个人灵修、宗教短篇、赞美诗等宗教书籍,也有性格培养、传记地图、平民教育、社会服务、公民教育等世俗书籍。早在1925年,青年协会书局“已达经济独立”,对协会“略有补助”[42]。

 

三、结论

 

20世纪世界基督教最为广泛和主导的是普世教会运动,也称教会合一运动,即在基督教内部提倡所有派别重新合一、实现联合的运动。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召开的世界宣教大会提出“各差会单独活动而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号召各差会在传教地区要协调行动,重视当地教会的作用,成立超越宗派界限的联合组织,协调欧美各传教组织的工作与关系。1913年,各差会协调成立了全国性基督教机构-中华续行委办会,即后来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教会一直是普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除1950年至1991年外,一直都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正式会员。

青年会一直是普世合一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亦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青年会作为一个超宗派、强调社会服务的基督教机构,不以宗教派别自限,吸引各宗派信徒的参与,以基督教改造社会现实为目的,开展结合社会需要的主题性事工,有形无形地增进了各宗派的接触,扩大了联系教会内部和信徒的渠道,间接地促成了教会间的合一。同时也扩大了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物紧密结合中国教会和社会的现实,扩大了思考的范围和影响,无论是教会不同宗派的神学观点、或倡导的社会运动,都可以在青年协会书局发表认识和思考,这一切都丰富和繁荣了中国基督教会的本土化理论和实践。

20世纪后,随着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出版机构主体发生了变化。1921年,基督教期刊107种,非教会期刊578种,增加率远高于教会。从事文字工作的传教士也在减少,1896年占19.8%,1907年占11.4%,1920年则不到1%[49]。受过良好训练的留学生回国,他们拿起笔来,写作不辍,立刻夺走了19世界末基督教在文字工作昙花一现的光彩,教会出版已非唯一获得西方知识的渠道[50]。政治风云变幻、民族矛盾尖锐,特别是非基运动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都选择了围绕宗教传播的出版方针,青年协会书局强调贴近社会现实的出版宗旨更是独树一帜。

文字出版历来受到重视,但管理监督权在传教士手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51]。他们认为“中国的教会尚属年轻,基督教的经验缺乏,属灵力量薄弱,”[52]广学会总干事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直接表示中国基督徒尚未成熟到可以来接管翻译和出版事工[53]。外国传教士始终没有全面深入的探讨在中国实行本色教会与本色文字的问题,20年代中国基督教史上最为声势浩大的本土化和自立运动的思考、理论和实践更多地局限在中国教会内部。传教士借重西方书籍、教会模式,对西方著作了解和推介的心理,将大量西方神学、教会及灵修生活著作译为中文。“所谓神学作品,只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为西国宣教师所传述,为中国信徒囫囵吞枣地接受。”[54]从对当时2300种基督教出版品的调查中得知,90%为翻译作品[55],这些以“灵修类”占主导的翻译书籍是那些与中国文化背景、理解相距甚远的人所写、所译,虽然这种“译多撰少”的情况也受到某些传教士的质疑,但毕竟不占主流。

传教士亦不相信他们的助手和翻译人员能有所神学创作,觉得这是“太过要求之事”[56],而对中国教徒来说,翻译总是比创作容易[57]。西文基督教作品自然比中文成熟得多,但“所求的是效果,所计的是数量”[58]的状态对中国教会发展十分不利。传教士们的中文创作显得思想隔膜简单、文字单一,“只有文字而无文学”[59]。虽然早期译著开启了中国信徒对基督教的信仰,但过大比例的翻译作品无论在出版或思想上压抑了中国信徒的真正表达,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思考权和话语表达权。“西人挡在前头,谁能在背后作狮子吼呢?”[60]中国教会文字,须由中国信徒创作,不是专向外人抄袭,不仅不能用外文代替中文,而且外文式的中文也不适应于中国社会。

民国初年对所有价值标准的重新评估,深深地触动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青年人向往西方的一切,强烈质疑中国传统,不能不留下思想的真空。传教士布讲福音及由他们带来的西方思想,助长了中国传统逐渐失去影响力。正是透过这种文化的争论,传统才失去了它规范的能力,给来自西方包括宗教在内的新思潮与新活动让出了空间。而布讲福音同中国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基督福音与异域社会文化之间如何协调,成为20世纪中国教会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中国的民族社会危机前面采用西方的神学模式,就不能不在西方思想中迷失自己;如果不想照抄西方神学,中国基督徒需随时准备好用自己的神学来回答。

基督教传入中国,不仅需要培养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而且需要在汉文化语境下,培养中国教会、教徒的神学思考和信仰表达。但中国教会“文字工作是特别落伍的”[61],一直局限在教会的圈子里,没有那位基督徒作家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教会文字出版事业的使命是将基督教神学从西方的装饰中解放出来,进行中国式诠释,使之得与中国的环境脉络、文化和社会相切相应。在中国民族的心中培养基督教信仰,将民族的心灵、遗传、宗教经验加以发掘、应用,与基督教根本原理相结合,成为感动中国人心灵的表达方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西方文化源远流长,这样的重任不仅需要“脚踏中西文化”,更需要脚踏中西宗教文化,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基督教的新路。

青年协会书局规模较小、影响有限,半个世纪中才出版了约500本书籍,与广学会2千本书籍之间有数倍之差,但它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中国人主持的文字本土化出版机构。20世纪中国著名教会领袖赵紫宸、余日章、吴雷川、徐宝谦、谢扶雅、刘廷芳、吴耀宗、顾子仁、简又文、朱维之等都在青年协会书局用中文发表了他们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尝试沟通以宗教为基础的中西文化,这些思考和讨论已成为今天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必不可少的经典。

历史经常就是一个舞台,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续不断的社会进程,青年协会书局在传教士力所不能及、中国教会有所思考和表达的时代里,演唱了一台符合自己身份的戏剧,以其独特贡献为历史留下了今天可以探讨的角色和题目。

 

2005年4月修改于南非开普敦

《中西文化研究》2005年1期(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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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文渊:《民国二十五年中国基督教运动概况》,第6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年鉴》1936年。

[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1877;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Missionaries of China,1890;Records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1907.

[3] Logan H. Roots,Introduction;G.A.Clayton edit,A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The China Christi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1918.

[4] 来会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青年协会书局1920年,第4页,上海档案馆U120-0-63。

[5] 范皕诲:《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34页。

[6] 胡贻谷:《谢庐隐先生传略》,青年协会书报部,1917年12月,第39页。

[7] 范祎:《教会报业之进步》,第234页,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年鉴》1915年。

[8] 范皕诲:《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第39页。

[9] 范祎:《教会报业之进步》,第234页。

[10] 来会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第13页。

[11]《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书》,1923年,第47页。

[12] 余日章:《说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任务》下,《青年进步》2册,1917年4月,第5页;《民国五年青年会成绩之报告》,第9-10页,上海档案馆U120-0-1。

[13] 皕诲:《青年进步发刊辞》,《青年进步》1册,1917年3月。

[14]《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9年,第40页,上海档案馆U120-0-11。

[15] 谢颂羔:《四十年来我对于基督教出版界的一点回忆与感想》,《金陵神学志》26卷1、2期合刊,1950年11月,第87页。

[16]《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年报告》1922年,第31页,上海档案馆Q0-8-56。

[1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6年,第80页,上海档案馆U120-0-8。

[18] 范皕诲:《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第35页。

[19] 刘湛恩:《全国青年会公民教育运动报告》,《青年进步》106册,1927年10月,第104页。

[20] 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8页。

[21] 应元道:《四十年来之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金陵神学志》26卷1、2期合刊,第79页。

[22] 胡祖荫:《一九四七年中国基督教出版事业概要》,《出版界》25卷3期,1948年8月,第6页。

[23]《中宣部1949年12月24日给中共华南分局的电》,原件藏中央档案馆,转引自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二卷。

[24]《为肃清基督教书刊中的毒素向全国同道呼吁!》,《出版界》28卷2-3期,1951年6月,第2页。

[25] 井谷:《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始末》,《出版史料》2期,1988年6月,第39-42页。

[26] 谢扶雅:《谢洪赉与青年会》,85页;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1月,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再版,第294页。

[27] 据1932年调查,广学会出版物中翻译品占9/10,美华书局与美以美会书报部的创作与翻译各半,青年协会书局创作占6/10。(见《信义报》20卷49号113-114页;50号116页,1932年12月)。

[28]《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53页。

[29]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年简史》,第92页。

[30] 胡贻谷:《谢庐隐先生传略》,第41页。

[31] 胡贻谷:《谢庐隐先生传略》,第44页。

[32] 吴耀宗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最主要的发起人和领导人,1954年至1979年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33] 瑞思义:《圣教书报之概况》,委九十七。

[34] 来会理:《基督教书报公会》,《中华基督教年鉴》1918年,第163页。

[35]《全国基督教大会报告书》,1922年,转引自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第564-565页。

[36]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料研究》,1959年油印本,第五单元《基督教过去在中国的事工》,第26页。

[3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书》,1923年,第46页,上海档案馆U120-0-4。

[38] 范皕诲:《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第38页;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料研究》,第五单元《基督教过去在中国的事工》,第58页。

[39]《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35页;《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9年,第38-40页,上海档案馆U120-0-11。

[40] 墨海书馆属伦敦会,美华书馆属长老会,华美书馆属监理会,浸会书局属浸礼会,时兆报馆属安息日会,福音书房属聚会处。

[41] 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徐宝谦等译:《宣教事业平议》,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67页。

[42]《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81页。

[43]《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书》,第46-47页。

[44]《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年报告》1922年,第50页。

[4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80页。

[46]《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45页。

[4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43页,上海档案馆120-0-15。

[48]《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53页。

[49] 司德敷等编:《中华归主》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8-99页。

[50] 司徒雷登:《解决著作人才问题的我见》,《文社》一卷一期,1925年10月,第17-18页;应元道:《百余年来在华西教士对于基督教文字事业之贡献》,《文社》一卷四期,1926年1月,第11-36页;王治心:《如何使基督教文字打到社会的中心》,《文社》一卷二期,1925年11月。

[51]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之过去现在与未来》,《文社月刊》1926年7月。

[52] Evan Morgan,Christian Literature-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Chinese Recorder,1925-5,pp314-318.

[53] Donald MacGillivray,The Christian Literary Society,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4,1924,pp446-447.

[54]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金陵神学志》26卷1、2期合刊,第14页。

[55]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之过去现在与未来》,《文社月刊》1926年7月。

[56] Evan Morgan,Christian Literature-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pp314-318.

[57] 汤因:《四十年来之中国基督教出版界》,《金陵神学志》26卷1、2期合刊,第83页。

[58]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金陵神学志》26卷1、2期合刊,第15页。

[59] 皕诲:《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谈》,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334页。

[60] 赵紫宸:《今后四十年中国基督教教义神学可能的发展》,第15页。

[61] 编者:《对于今日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几点意见》,《出版界》28卷1期,1951年2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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