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官僚帝国体制的观察视角
本书叙述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前期发展历程。所谓“前期”，指的是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夏商周的国家，有的学者称为“方国”，也有的学者称为“王国”。“方国”之“方”，显示了那些形成了“国”的各个政治实体各据一方，“王国”之名则突出了此期的君主称“王”，存在着王权的情况。此阶段历时约十六七个世纪。自战国变法以降到秦汉王朝，则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候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呱呱坠地了。这种政治体制，从政治学上说应属“官僚帝国”。战国到秦汉的这个历史转型，确立了两千年各王朝的基本政治架构。帝制的终结，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呢。
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一般是要通过官僚组织来贯彻的。就历史上大多数情况看，在存在专制、集权的地方，往往也存在着一大批官员。官僚组织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权力结构的集中化。若干骑马民族也出现过一些以严酷著称的首领，但不好说那是一种“专制体制”，因为那里不存在官僚行政组织。当然，对传统中国政治是否是专制的，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传统中国存在相权、存在科举考试、存在士人，皇帝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帝制中国不是“专制”的；还有人认为，技术条件限制了传统皇权，使其达不到专制和集权。这问题该怎么看呢?我们觉得，概念的界定，应以能更好地区分事物之间的差别为原则。不必过分拘泥“专制”一词在西文中的原初所指，它在中国史研究中使用已久，约定俗成了。从世界史的范围看，中国皇帝的巨大集中化权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突出现象。这种政治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邓小平也承认：“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甚至认为，由于儒学传统影响，东亚社会将走向一种“亚洲新专制主义”。不同的“专制”用法虽然所指各异，但总归折射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治集权传统是最具典型性的，它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部分人不愿采用“专制”一词，是出于对祖宗的“温情和敬意”，但正如林达先生的《心有壁垒不见桥梁》一文所说：“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像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是在现代文明的今天，方应断然拒绝专制。从历史的比较和现实影响看，把传统中国政体称为“专制的”，由此与其他不同的政体区分开来，在研究上是比较便利的。
在面对两千年传统官僚制度时，我们的基本视角有三：第一，官僚组织的理性行政。复杂的行政组织一旦演生出来，那么行政的合理化，就必然作为一种内在规则而发挥作用。比如说，它推动人们采用科层式的分官设职架构，依照选贤任能的录用程序，严格遵循法律和充分利用文档，等等。古代政治家在“分官设职”的时候，逐渐体察到那些规则并日益娴熟地运用着它们。那些规则也常遭破坏，比如皇帝超越法制而狂悖专断，或官贵们出于私利而要求特权，等等。但从长时段看，它们仍是支配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则之一，并构成了制度进化的动力。理性化了的行政还是官僚组织之相对自主性的来源之一：皇帝个人的为所欲为，不能过分损害理性行政，他不能自拆台脚。宰相所谓“相权”的制度支持，就是官僚行政的相对自主性。
第二，权力斗争和权益分配因素。皇帝和各色官贵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官僚体制不仅是一个安排行政功能的架构，也是一个安排身份、分配权势的架构。权势的分配一般采用“官本位”，是通过品阶勋爵来实现的。官僚的位阶有如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资本。从理论上说，皇帝至高无上，集政权、法权和军权于一身，在权势和利益的分配上皇帝占大头儿，同时各种政治势力也各有其份额。君权不仅仅存在于保障其“作威作福”的制度条文之中，现实政治中的君权是动态的，其贯彻的强度和运作的空间，是受各种政治势力制约的，是君臣“博弈”而达到的动态平衡。周代贵族世卿世禄，拥有重大的传统权势，这时的周天子就不好说是专制君主；战国变法中君权的强化，以削弱和打击贵族为先声。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官贵的形态及其与君主的关系，也是塑造君权的因素之一。
王朝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官僚权贵，如文法吏、士人、士族、军功官僚、外戚、皇宗、宦官，在异族政权中还有部落贵族，等等。他们所来自的社会阶层不相同，其向皇帝分割权势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各色官贵的政治角逐会造成不同的政治形态，如文吏政治、士人政治、门阀政治、军功贵族政治、宗王政治，还有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异族统治等。文法吏与皇帝的结合，很容易导致一个刚性的专制皇权；儒生士大夫与皇权的结合，则将促成一个弹性的皇权。在王朝初年，军功集团可能拥有较大势力，但随后又可能被文官群体逐渐取代。皇宗、外戚、宦官都是皇权的附属物。在历史前期，外戚、皇宗拥有较大参政空间，到历史后期则大受限制。宦官势力有助于君主独裁，但也会导致皇权的恶化，并使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出现裂痕。异族政权中存在着民族冲突的张力，这时部落显贵通常是皇权的坚强支持者。当然，部落因素也会使政治斗争呈现出无规则性。士族门阀具有“贵族化”的性质，而在官僚“贵族化”了的时候，皇权往往就比较低落，二者呈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说，当门阀只凭门第就能占有官位之时，皇帝予取予夺的权力就被分割了。这里所谓“贵族化”是一个过程。一些时候官员会趋于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这种演化的最终结果是贵族化，但现实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种程度上，或浓厚或轻微。总之，在皇权与不同政治势力以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皇权会呈现不同的面貌。甚至，当官员发生贵族化时还会出现专制和集权的弱化。
说到士人，轮到第三个视角了，即知识群体及其文化传统的因素。在传统中国，大多数时候官僚来自知识文化群体，或说士人。士人拥有古典文化知识和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帝国统治所需的文化知识，维系着正统意识形态；他们还发挥着制约皇权(通过谏诤等活动)、整合社会(通过教化等活动)的特殊功能，这些特殊功能使帝国体制较富弹性。由此，中国官僚政治就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士大夫政治”。当然，士人的行为模式也不仅仅取决于其文化观念，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其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甚至演化为封闭的政治集团，例如中古时代的士族门阀。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是灼然可见的。例如，它催生了那些培训和录用士人的制度，如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他们的文化理念也影响着制度的样式。王莽的“复古改制”就是一个好例子。总之，“士大夫政治”是传统中国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
二、波峰与波谷
本书题为“波峰与波谷”，以此描述秦汉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秦汉是它的一个波峰，其时帝国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晋南北朝则陷入波谷：帝国面临着动荡、分裂，在体制上也出现了变态、扭曲。
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先秦政治制度经缓慢发展，逐渐累积出来的转型和质变。周朝的官员体制就已颇具规模了。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史的“王国”时代，就已蕴藏着专制、集权和复杂政治组织的萌芽了。战国时经济文化的繁荣，引发了剧烈政治转型。小型简单社会发展到了大型复杂社会，那么更复杂、更高级的管理方式势在必然，呼之欲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法家学派，其法治学说跟现代的官僚制理论竟然有很多契合的地方。西周春秋时诸侯国天各一方、各自为政，而战国以来各国政权都在走向集权，君主不仅公然称“王”，甚至尝试称“帝”。先秦还出现过一部规划官制的古书《周官》，其成书年代虽不怎么清楚，但其中“分官设职”的精心安排，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精密整齐的官员组织很早就兴趣盎然。另一些民族在同一时期就没出现类似文献，可见《周官》是个很“中国特色”的东西。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帝灭六国，出现了皇帝一人君临四海的局面。周代实行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汉代一变而为“布衣将相”“选贤任能”之局；那些“世卿世禄”的古老贵族，到汉代就没什么特殊政治影响了。秦汉行政充分利用文书档案，严格遵循法规故事，其组织架构所达到的复杂完善程度，被认为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帝国。一批训练有素的“文法吏”承担起帝国政务。君主通过郡、县、乡、里，有效统治着广袤的国土和千万小农。汉武帝登基后决意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儒家的“礼治”精神开始和帝国的“法治”结合起来；“经明行修”的士人源源进入政府，与文法吏并立朝廷。士人与文法吏后来逐渐融合起来，由此确立了“士大夫政治”。这种“士大夫政治”，在历史早期已有其萌芽形态了：周代的贵族士大夫不仅承担着国家行政，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文化的阶层，他们受过“六艺”和“礼乐”训练。这种“礼乐文化”具有调节政治和维系身份的双重功能。
在这个时候，中华帝国初步奠定了它的“常态”。“常态”指什么呢?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夏商周政治发展的涓涓细流，在秦汉汹涌澎湃，掀起了第一个巨大洪峰。一座权力高度集中化的等级金字塔，初具规模，矗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了。
魏晋南北朝就不一样了。东汉帝国在重重危机中解体，其后是三国分裂，皇权低落，政治动荡，出现了法纪松弛的情况。统治集团封闭化了，若干大官僚的权位家世蝉联。在东汉已逐渐壮大并取得了文化支配地位的士人群体，此期演变成一个士族门阀阶层。儒学低落，玄学清谈和佛教、道教流行开来，它们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皇权的独尊和神圣。西晋的短期统一，被北方民族打破。东晋偏安江左，皇权微弱，门阀显赫，一度获得了与皇帝“共天下”的门第权势。由此所造成的政治“变态”，使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显露出来了，例如学者所说“封建化”“贵族化”，等等。而“五胡乱华”和十六国林立，又使中国北方陷入了动荡；少数族的部落显贵活跃于时，部族因素导致了政治制度的扭曲变形，从而造成了另一种政治的“变态”。凡此种种，都使这个时代呈现为一个帝国的低谷或曲折。
然而低谷和曲折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政治制度的进化迹象，像三省制的进步，察举制的进步，位阶制度的进步和法制的进步，等等。在走出低谷之后，隋唐大帝国来临了。隋唐政治制度上承秦汉，同时又更上一层楼，像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唐律》等制度方面的重要成就所显示的那样；而魏晋南北朝的制度进步，就构成了汉唐间制度进化的阶梯和环节。是什么力量最终抑制了政治“变态”，并使魏晋南北朝不仅仅呈现为一个曲折，同时也呈现为进化阶梯呢?是秦汉遗留下来的如下政治遗产：官僚组织及其行政传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皇帝顽强的专制意向。由此，所谓中国的“中古”，并没有重复蛮族南下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经历。蛮族甫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
三、常态、变态与回归
秦汉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政治史上处于什么地位呢?一种看法，把战国至秦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端。这个“发端”，与战国间的巨大历史转型合拍了；而汉晋间所发生的，则是同一社会形态下的较小变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学者，则认为秦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魏晋南北朝才是“封建化”的时代。那么汉晋的社会变动，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封建”概念，都可能与政治学意义的“封建”发生冲突。还有一种分期模式，认为秦汉以前属古代，六朝属“中世”，其特点是“贵族政治”；唐宋间再度发生“变革”，由此进入了“东洋的近世”。如果说“魏晋封建论”只凸显了对中古的“进入”的话，“六朝贵族”和“唐宋变革”既凸显了对中古的“进入”，又凸显了由中古的“走出”，从而为解释唐宋间的各种变迁提供了框架，因此特别受到了唐宋研究者青睐，尤其在各种“封建论”后继乏力之时。对同一历史进程，从不同视点能看到不同景象。各种分期之说都推动和深化了相关认识，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学术积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有句话说得很好：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确实，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大量重要收获，都是在“分期论”的引导之下做出的。
田余庆先生的著作《东晋门阀政治》，在叙述魏晋南朝政治史时采用了“变态”与“回归”的用语。士族门阀政治是中古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而在田先生看来，以“门阀与皇权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而已，它来自皇权政治，最终必将回归于皇权政治。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变态—回归”的叙述模式，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常态”的问题。“常态”“变态”“回归”这些概念，为人们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提供了启示。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较早时候是被称为“停滞”的。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时，他们感觉，这个帝国从早期到晚期好像没多大变化，于是就产生了“停滞”的说法。亚当·斯密、黑格尔都有过“中国停滞”之说。“停滞论”在20世纪低落了。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历史前后期的各种变迁不断被揭示出来，“传统—现代”成为观察历史的基本参照系，“停滞论”被“分期论”取代了。不过“停滞论”虽有不当但却不是向壁虚构，它也是基于一定史实的有感而发。这在20世纪，更多地被表述为“连续性”。与“停滞”不同，“连续”的提法不含贬义，可以容纳“发展”和“变迁”。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很强，从商周到明清、直到今天，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它在秦以后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此后只有“传统之内的变迁”，除了秦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缺乏里程碑式的事件。为此余先生提示要多研究中国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
专制集权官僚体制自秦而始，皇帝—官僚—编户齐民的三元体制、官僚行政组织和法律、士大夫的支配地位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等，作为基本或经常性的特征，连续发展直到明清。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法”的说法，表达的都是类似的“两千年一贯制”的观感。所谓“连续性”的提法，必然是就一个主体而言的。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是什么呢?除了种族之外，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经济关系和经济形态虽然重要，但那不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而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影响因子。在传统中国，“政治”这一块儿的权重很大，皇权、官僚体制和士人在支配社会生活上、塑造社会面貌上举足轻重，这使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大为减小了。好比一幅图画，若某种色彩太重，则其他颜色的几笔涂抹，就不大容易改变整体的色调。对秦始皇的事业古人有“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之赞，近现代之交的历史变动也被称为“古今一大变局”。然而帝制两千年，今人所认定的某些“变革”“转型”，如租佃制的成熟、商业的繁荣、城市发展、技术变革、文化的繁荣、理学的思想等，却没能让古人生出“变革”“转型”的感觉来；他们依然作为编户齐民，生活在皇帝、官府之下。毕竟是古人而不是我们直接面对那个时代，他们对生活变迁程度的真切感受，必定有其道理在内。总之，帝制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体制，在发展中保持着若干基本特征，可以将之看成“常态”。也许有人会认为“常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是用主观标准剪裁历史；其实恰好相反，这里“常态”不是先验的预设，而恰好就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两千年的历史结局最终显示出来的，是由历史观察得到的。它既是古人的观感，也是后人的观感。为此，在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之外，我们采用一种“制度史观”。
在思考“连续性”的时候，“变态—回归”视角有什么理论价值呢?价值在于，它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对“连续性”的认识，一种把“变态—回归”考虑在内的“连续性”。其实，中国历史本来也蕴含着多种其他的可能性，各王朝、各时代，都经常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态”。相对于中央集权，有割据分权的因素；相对于官僚政治，有贵族政治的因素；相对于士大夫政治，有军人政治、文吏政治；相对于正统的纲常名教，有玄学“无君论”及道教、佛教等最初形成“异端”的因素；等等。尤其是帝制早期，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就展示得更充分一些，或说起伏波动就会来得更大一些。所谓“两千年一贯制”，并不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进程，然而在各种事象的沉浮动荡中人们看到了一条“轴线”，它最终呈现为各种上下波动、左右摇摆所围绕和趋向的东西。这个变迁的“中轴”，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态”。这也意味着，“常态”其实是“动态”的，它不应被理解为某皇帝的统治就是“常态”。
秦汉王朝是官僚帝国的奠基时代，它确定了中华帝国的各种基本特征。此后两千年中，那些基本特征在制度形式上不断完善、不断精致化。当然秦汉王朝统治之时，各种其他可能性，或说“变态”也是同时存在、不断发生的。而魏晋南北朝，更呈现为一个多方“旁逸斜出”的段落，以致在“分期论”的视角中，它被若干学者视为一个特别的开端或特殊的阶段。但本书不仅参用了“分期论”视角，也在“变态—回归”的视角中观察它。这就是说，有两个评价的尺度：第一个尺度，是着眼于它与前朝后代的差异，尽量突出它的特殊性，这是“分期论”的尺度；另一个则是“变态—回归”的尺度，即在观察特殊性的同时，去寻找那些抑制“旁逸斜出”，并最终使历史步伐回归于“中轴”的力量和条件，及造成“变态”与导致“回归”的机制与过程。后一叙述模式，与“分期论”的叙述就不相同了。
基于“制度史观”思考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历史，“治”“乱”的传统概念具有新的启示意义。比如，从经济关系看魏晋是“封建”时代，从权势集团看六朝是“贵族政治”的时代；但换个视角，魏晋南北朝又有一定“乱世”性质，某些特征性现象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即令在“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士族宣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南朝，“尊君卑臣”“选贤任能”仍是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论说；制度的运作发生了扭曲和松弛，但制度架构本身依然是保障“尊君卑臣”“选贤任能”的。而权臣当政、官贵世家现象，在其他王朝也存在着。再拿五代十国做个类比：能否因为其分裂割据、军人当政，以及私属、庇护和恩主关系的普遍化等，就把五代十国单独划为一个“封建时代”呢?大概不能吧，因为这五十多年是“乱世”，其暂时性、过渡性太明显了。十六国北朝与辽金元等异族政权的部落因素，最终也没有成为中国制度史的主导，其主导的方面是在“汉化”现象中体现出来的。为此对“乱世”就需要区分出两个层面来：第一，中央政权是否在稳定运作，对较大疆土与较多人口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假如不是这样，则属动荡和失序；第二，体制本身是否在保持基本特性的情况下继续进化着，否则就是发生了扭曲和变态。两个层面显然不是同一问题。中国史的后期，照样有动荡、有失序、有王朝崩溃，但体制本身的波动幅度，明显地是越来越小了。反过来说，历史前期的体制波动幅度大得多，周期性衰败后再度复兴需要的时间长一些，魏晋南北朝这个波谷也长得多。但历史最终穿越了扭曲和变态，向其“中轴”回归了。
若从“治—乱”角度观察，“连续性”还应把“周期性”考虑在内。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官僚组织存在着“僵化周期”(rigidity cycle)；传统专制官僚政权也有类似的“王朝循环”，存在着“盛衰”的变化周期。王朝在初创期往往富有活力，但随后就积累着僵化、老化、腐化的因素，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所谓“循环”，所谓“周期”，其起伏的波形当然不一定很规则，其中包含着很多律动的叠加。我们知道，不规则的电波波形，其实是由很多规则的正弦波叠加而成的；与此相似，影响历史轨迹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民族甚至环境等各种因素，它们各有自身的律动，在观察时是有可能将之解析开来的。问题在于，王朝衰败后经历了一段混乱动荡，它们又以类似的样子建立起来了。其间就存在着“连续性”。即令动乱时分，看上去也存在着一块“模板”，它跨王朝地传递着基本的制度文化信息。古人把王朝更替表述为“一治一乱”“一分一合”，一些朝代是”乱世”，另一些是“治世”。今人可以自居于历史的最高点，指责那种治乱分合的传统历史观的简单肤浅。不过那种史观依然不是没有意义，因为其中包含着衡量“治”“乱”的尺度：一些稳定强盛的王朝被认为代表了“常态”，其间又存在着一些过渡性的“乱世”。衡量与评价“治—乱”的尺度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推动君主、官僚和士人们去寻求“常态”，从而影响了历史进程。那种“治—乱”历史观念，也承载着帝国体制的“模板”。
在王朝周期性地僵化、老化并因而解体之后，士人阶层的活动及其承载的政治思想，无疑会发挥不可或缺的继往开来功能。然而军人也有其特殊贡献。李开元先生对“马上天下”有论，他认为，中国历史的通例是“由政治军事集团通过战争建立政权”，这是一种缺乏创造性的改朝换代方式。而在我们看来，“马上天下”也是维系和强化旧有体制的特殊机制。梁启超早已指出：“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军事和战争既是摧毁王朝的手段，也是激活旧体制的途径。军队的暴力性质、集权结构、严峻法纪和功绩制度，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有天然的契合性。在历史上常能看到，血与火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的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
那种“马上天下”也可能来自外部，即异族入主。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北方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在异族政权中造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在其与汉式的官僚组织结合之后，能够孕育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的低谷，是以北朝作为“历史出口”的。十六国北朝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必要的曲折”。异族入主既是造成体制“变态”的动因，但也是一种振作帝国体制的“回归”动力。类似的事实提示人们，北方民族的存在及其历次入主，不仅仅是给传统王朝造成了外交和国防问题，也是影响帝国体制及其变迁的重要因素。由此，“从民族史看中国史”的相关研究，就呈现了更大的开拓空间。
若把“变态”“回归”和“周期”考虑在内，“连续性”的概念就丰富宽阔多了。对两千年的政治进程，综合考虑其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和周期性三者，就可以得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轨迹。进程的两端——战国和清末——则是断裂和转型期，进程本身则出现过各种波动和失序。具体到本书，对秦汉我们将主要叙述帝国体制的“奠基—定向”，当然是将之处理为一个动态进程，也要考察其间的各种起伏波动；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则参用“变态—回归”的叙述模式，这“回归”是指“回归”于发展的轴线，是包含进化和发展的，而非全盘复旧。
中国政治文化体制的连续性，几乎是举世无双的，它显示了吸收异化因素的巨大能力，历经变迁而保持着其基本特征和深层结构。四千年的中国史，夏商周的早期国家可以说是其政治文化体制的1．0版，两千年儒教帝国可以说是其2．0的升级版。直到今天，世界这五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一种独特体制之下。中国国家升级换代的3.0版，正在形成之中。它在多大程度上，将继续保持其制度文化的独特性，或在多大程度上，逐步与世界潮流一体化，已是其所面临的最重大选择之一。历史考察的主题，总是与时代主题相关的。中国近代的变迁，以往是用“传统—现代”模式来解释的，这也是“分期论”在20世纪占据主导的原因之一。而21世纪的“中国崛起”，以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等等却暗示，近代的变迁和转型，也可能是一种吸收现代因素或消化异质因素的自我更新过程，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一个3．0升级版。是否真会如此呢?这反过来为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即从“制度史观”出发，通过对其漫长进化中的常态、变态、周期等等的考察，来探索其“连续性”的秘密。
本文为《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阎步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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