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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年初，当时我刚进入鸟台，给做节目策划，发现了一则新闻选题，在河北曲阳县下岸村有一位被拐来的姑娘，从一个两千七百元买来的媳妇，最后没有选择出逃的道路，而是留在那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名扬乡里的乡村女教师。
看到这个选题后，本能地觉得是一个好选题，符合栏目寻找宏大历史社会背景下个体命运抉择的定位。所谓宏大社会背景，指存在于事发地并非罕见的妇女拐卖问题，以及被拐妇女被迫成为生育工具，完成“任务”后，多数人选择逃走，村里留下没有母亲、父亲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另外，还有乡村代课教师的处境问题。而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当尊严被碾碎，生命又将如何重生”的故事，是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
最早发现这个选题的是当地的一个农民摄影家，他也是当地一份报纸的通讯员。最早的报道也是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出现。通过这位当地朋友（也是后来引发争议的后续报道的记者之一）的帮助，我们联系到了这位郜老师。当时，除了首发的本地媒体外，还没有其他媒体跟进，因此我们的采访初期联系很顺利。
几周以后，我们摄制组一行三人就驱车从北京来到了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当时，郜老师正在村里的教学上班，我们决定先拍摄一些教学的纪实镜头再作采访。
学校其实就是在村东头不远处的两间平房，村里所有的小孩不分年纪都在一个教室中就坐，分成不同年级作在不同组里。由于下岸村地处偏僻，最近的一所小学也路途遥远，加之贫穷，据说之前来过的代课教师都呆不下去，很快离开。整个学校也只有郜老师一个人。
她的代课教师工资是一千多人民币，一年。
课间，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围成圈做游戏。正当摄像师全身心投入拍摄的时候，郜老师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我们这才发现，离学校不远的村洞口的树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蹲着几个村外的人。这几个人蹲着、一边抽烟、一边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没多久以后，应该是得到了指令的确认后，就一拥而上，阻拦我们拍摄。并且动手抢我们的摄像机。本来在户外跟郜老师做游戏的孩子们吓得哭成一片。郜老师赶紧把他们带回教室。自己出来帮我们说话。
我们出离的愤怒，不仅在于正常的采访被暴力中止，还在于这些暴行就发生在一班孩子们的眼皮底下，全然不顾他们的号啕大哭。
撕扯中，摄制组的人或多或少都被划伤了手臂，但是究竟寡不敌众，机器等设备被抢走。一群人把我们护送出村。在村口，一个领头模样的当地干部对我说的话，荒诞至极：
“记者老弟，人跟人的生活就像平行线，我们在这里交汇也算是有缘份，不要互相为难。”
我当时觉得在一番撕扯后说出如此人生哲理，真是啼笑皆非。只想要回机器，只好问，机器怎么办？
“平行线哥”说：明天中午12点，到车站附近。到时候会有人联系你们。
走之前，郜老师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东西在我这，放心。”后来我才知道，郜老师以为别在她身上的“小蜜蜂”无线麦是磁带，让孩子藏到屋后。
这张皱巴巴的纸条在之后一直留在我的钱包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开车到车站附近。因为对方没有说定具体地点，我们只能开车围着车站兜圈。正在怀疑对方是不是在耍我们，在一个红灯路口，我们停下车。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拍打我们副驾驶的车窗，我们正奇怪遥下车窗的时候，这个陌生人把我们昨天被抢的机器递了进来。挥挥手，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
我们一车三个人瞠目结舌。红灯停车不过几十秒。我们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对方了如指掌。
第一次采访在如此曲折中结束。我们推测对方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在于他们料想到采访肯定多少会曝露出当地妇女拐卖问题严重的事实。
这里要补充一点背景信息：1、被拐卖的妇女往往来自更加贫穷的地方，人贩子认为这样他们被拐后才不会想跑；2、拐卖多伴随人贩子的强暴等犯罪；3、郜老师当时为了尽快逃脱人贩子的施暴，自己甚至用藏在鞋底的钱补足了买家与人贩子要价之间的差价。
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我们料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1、地方上肯定会对下岸村严加盯防；2、郜老师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当时能帮到她的唯一方法，就是待机再次采访，让节目顺利播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能想到的对郜老师最好的保护是公众的目光。
若干月以后，我们再次来到下岸村。在我们采访失败后，村口每天都有人来“上班”。于是我们选择“日落而作，日出而息”的方法。前一天等天黑以后，悄悄进村。在郜老师家住了一夜。就着火炕，跟郜老师聊了很多这期间的曲折。第二天一早，郜老师为我们炒了一大盆蛋炒饭，放了四个鸡蛋。我们赶在大亮之前完成了纪实拍摄。在村口“上班”的人到岗之前就已经离开。
几周后，郜老师顺利地来到北京，我们完成在全部的采访工作。节目顺利播出。海内外反响强烈，那是一个还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的电话被打爆。要求捐款的海内外观众络绎不绝。我们也拿到并公布了郜老师她的帐号，她也几番推托。
后来，下岸村发生了几件事：
1、当地有关部门据说多次找郜老师，要帮她成立一个基金，妥善保管和处理捐款问题。
2、郜老师被评为感动人物。
3、郜老师带着孩子们又来了一次北京，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
4、郜老师故事改编成了电影，叫《走出大山的女人》。
郜生过两个孩子，两次自杀，并没有死，她被赶来的村民救了起来。一年后买家同意由郜艳敏的丈夫赔她回一趟老家。突然见到失踪的女儿，父母和郜艳敏抱头痛哭。郜艳敏希望能够留下，但在同样贫穷封闭的家乡，摆在她面前的命运，也许比作为一个被拐女终老他乡更加灰暗。因此无奈的父母能劝她的只有两个字认命。
当时后续一幕幕，让我们觉得此事就是时代黑色幽默最好的注脚。个体命运的无力只能通过荒诞的自我建设完成救赎，但对于个体来说，除此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而对宏大社会问题的探讨却会被暴力阻挠。要知道，在郜艳敏之前，是无数被拐妇女的个人与家庭悲剧。
未曾想到的是，事隔八年以后，郜老师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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