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基督教在人数与规模增长的同时，亦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一个公共化的进程。这一趋势逐渐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
去年，杨凤岗教授的一项预测尤为引起国际关注。他去年4月发布自己的预测说：“中国的基督徒将在2025年达到1.6亿，到2030年超过2.47亿…..中国将在15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一项预测被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的《赫芬顿邮报》等重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由此引起国际关注，中国《环球时报》中文和英文版也先后采访了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叶小文，认为“这种预测的方式和方法本身就不科学，明显存在夸大的成分。”
但比起谈论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海内外、以及学术界、宗教界等争议热点来说，杨凤岗本人随后在自己一篇专栏中强调说，“其实，我们不必过多纠缠于数字本身，而是应该看到大势所趋。我认为，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由于缺少对于基督徒人数快速增长的认识，人们对这种快速增长也就缺乏心理准备，可以说有些措手不及。”
他其实希望藉此研究来引起今天的中国教会如何更好的融入社会、以及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等这些更为本质的话题的讨论。杨教授说，“很多基督徒对此（基督徒人数的快速增长）缺乏准备，只专注于教会生活和传播福音，而缺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缺少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很多官员对此缺乏准备，仍然在盲目地管控，甚至错误地以为可以采取某些极端手段阻止基督教的发展。很多学者对此也缺乏准备，对基督教快速成长和政府管控造成的各种社会后果探讨不足。”
他认为需要更加客观的意识到这一趋势。“无论如何，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成长，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今年7月初，杨凤岗教授来港参加“1949年后的中国基督教：第九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以“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基督教”为题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演讲。会议之外，基督时报邀请杨凤岗教授再次分享了他对于中国基督徒人数这一预测对于基督教公共性的意义，其中他特别分享了教会自身以及政府对于基督教公共性如何做好准备。
基督时报：杨教授，您曾经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基督徒将达到2.47亿，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您认为，针对这个数据的研究有何意义？
杨凤岗教授：关于数字的大小肯定是有其意义的，当基督徒还是少数群体时，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生存延续，但随着人数比例的提高，会调整其关注点。可能以前想做社会关怀，但缺乏经济资源。当等到人数增长到人口的5%或10%，再不考虑社会关怀都不行。因为社会开始对基督徒有期待，要求他们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遇到困难时，也会想到请教会帮助，如教会需要开办孤儿院、养老院等。
所以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是有必要重视的，据我的推算，到2030年基督徒人数可以达到总人口的16%和30%之间，这是很高的比例。温州据说只有10%的基督徒，但教会在社会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忽视了，如果比例再高的话，公共参与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对于基督教内部来说，现在就是需要重视公共服务的时候了，以前只是关注自己的生存问题，现在考虑的不仅是生存而且要生存得更好，除了教会内部建设，以及加深坚固信仰外，同时还要考虑社会责任，教会的公共性不能忽略。相信未来的5年、10年注重公共关怀的牧者和信徒会越来越多，因为时候到了。
基督时报：您觉得公共性对基督教的意义有哪些方面？
杨凤岗：首先耶稣说了，你们要做光做盐，“做光”是给人的生活带来光明，社会总有黑暗不光明的地方，所以基督徒要给社会带去光明和希望，“做盐”就是要有味道，没有盐很多东西容易腐败，基督徒要有好行为、起到防腐作用。基督徒对社会公共性参与是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所以是必须要做的。
而且，基督徒绝不只是自己在教会天天喜乐平安就行了，而是有上帝交托的使命，不仅要爱弟兄姐妹，也要爱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则需要思想，《圣经》里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受伤的、痛苦的、贫穷的、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所以现在非常需要强调基督教的公共性。
基督时报：您曾经还提到，虽然基督徒的人数不断增长，但他们还缺乏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您觉得教会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公共性的话，需要哪些方面的准备？
杨凤岗：首先是神学方面的准备，思想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做神学思考。以前的中国特殊环境下，很多信徒没有自觉思考神学方面的问题，而是继承了虔敬派思想、明确的圣俗二分观念，认为教会内才是神圣的，一切精力都放在教会，社会世俗的一切都不用管。但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社会对基督徒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就不能再忽略应有的社会责任。需要在神学上有所扩展，可以吸收西方神学，以及香港、台湾等华人地区比较成熟的神学思想。
其次，还需从神学扩展到其他领域，如基督徒如何做教育。现在中国教育体制也出现问题需要革新，如果是基督徒来做的话，如何用基督教思想来更新教育而又服务于包括众多其他信仰的人们？所以，不仅是神学，而且包括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基督徒都要有所思考，提出有建设意义的观点来。
这就是指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只是奉献金钱而已，更重要的是奉献基督徒的智慧和才能以及社会管理的经验。一个社会不可缺少基层的决策机制，而教会作为社会最基层的群体，如果能多思考如何让社会受益，这对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虽然现在中国基督教的大环境不是特别理想，但相信公共性的发展趋势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历史发展让我们看到，基督教肯定会给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带来影响和改变，例如罗马、韩国等。
所以，现在必须要有前瞻性眼光的教会领袖站出来，开始从各方面思考基督教公共性的问题，不能等到有了更大空间发挥的时候才考虑，那时候就措手不及了。
基督时报：您如何看待基督教公共性的现状？
杨凤岗：目前基督教的公共参与整体上还不够，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很容易被狂风摧残折断，但是春天已经来了，大气候将会慢慢改变，哪怕有倒春寒带来的伤害和损坏，但都会过去。因为基督徒是给社会带来帮助和支援的，比如汶川大地震，基督徒不仅对灾区金钱的捐助，还有心灵的抚慰、人际关系的恢复、社区的重建等，这些事都是基督徒很好的贡献。
尽管现在处于初期不够稳定，但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现在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安排献血活动，这样的方式很好，让大家看到基督徒就是奉献自己、服务社会、帮助他人的一群人。相信越来越多这样的活动会出现。而且政府也在调整政策，以前连扶贫、慈善都不愿意宗教团体来做，但现在政府鼓励宗教团体做慈善公益，这也是很好的改变。
社会公益不仅仅只是慈善救济，还包括很多方面，如社区治理、婚姻辅导、家庭援助、参政议政等，基督徒有很多方面是可以参与和应该参与的，同样政府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毕竟拦阻基督徒的社会参与对谁都没有益处。
基督时报：面对基督徒公共性的的趋势，您觉得政府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杨凤岗：当基督徒人数达到一定比例时，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也不得不考虑基督教的公共性问题。目前影响基督教发挥公共性的因素包括“宗教政策”和“宗教观念”，这两方面是政府最需要做反思和调整的。
现在的宗教政策落后于时代这是人所共知的，包括政策执行者本身也知道这个问题。现在的政策蓝本是50年代的，那个时代是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开始转向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1979年以来是走向市场经济，但现在仍然沿用旧的宗教政策，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政策版本。即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也是上层建筑远远落后于经济基础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的宗教观念，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对于宗教的认识相当落后，很遗憾的是，文革前后政策造成的影响，使人们缺少宗教的基本知识和缺乏宗教自由的基本常识。
中国的精英对宗教自由认识非常欠缺和落后，原因很复杂，但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对宗教自由的看法。联合国确定的基本原则和公约都很重要，联合国50年代出了人权宣言，中国也有参与起草并起到很大作用，人权宣言之后到70年代又制定了两个国际公约，保证具体落实之前人权宣言的原则。
这些都值得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学习、复习、传播。各类媒体也需要多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比如每当一些纪念日的时候，都需把这些来龙去脉讲清楚，这样的普及教育是很好的。而且不仅仅是上层需要普及宗教知识和宗教自由观念，下层百姓也要同时进行，宗教自由的概念和原则人人都需要了解，每个国家都有责任把这些内容在国民教育中普及下去。
如果对宗教的观念不改变，政策也很难调整，所以政府需要改变观念和政策，跟上时代的发展，这样才能正确发挥基督教的公共性，真正造福社会。
（本文为基督时报独家稿件，由笔者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经由受访者校订。编辑略有删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18648/%E5%8D%81%E8%8A%82%E5%9C%A3%E7%BB%8F%E7%BB%8F%E6%96%87%E5%B8%AE%E5%8A%A9%E4%BD%A0%E8%B5%B0%E5%87%BA%E4%B8%A7%E4%BA%B2%E4%B9%8B%E7%97%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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