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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农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学科背景。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后来从事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在NASA用各种波长的望远镜分析外太空输入的数据，从而开始接触大数据（big data），这些经验对他后来转向文科有所影响。转入文科后，黄老师主要从事天文学史、中西交流史和军事技术史研究，出版了《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等代表性著作，该著作引用文献之繁多，令何炳棣先生为之震撼，可以说初步体现了大数据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潜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黄老师于2010年左右开始了用大数据挑战“红学”等人文学科难题的“实验”。
2022年左右，黄老师开始将大数据驱动的“e考据”转向另一个重要议题——避讳学。最初吸引他的避讳学案例是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敦煌残历。在这份残历中，天干地支的“丙”均作“景”，罗振玉认为这是不耻石氏的民众怀念唐室，避李唐宗室先祖李炳之讳。不过，黄老师在经过大数据检索后发现，多种后晋时期的残历并不避讳“丙”，不仅如此，唐代后期的墓志铭已经普遍不避讳“丙”。进而，黄老师从历法学知识指出，古代的历法通常是前一年颁布次年之历，而天福三年（938年）刚好发生了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自称儿皇帝之事，因此这种避讳可能是不满于此之人假借避讳李唐来宣泄对石晋之不满。黄老师从这个案例得到了极大的动力，他认为，如果有对史料的准确把握，那么“e考据”完全可以帮助研究者在较短时间内就实现对传统难题的突破。因此，他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了避讳学领域。
决定进入避讳学领域深耕后，黄老师主要处理的是清代前期的避讳问题。清初并没有避讳的法令，直到雍正初年，清朝才第一次颁布避讳法令。而避讳的程度和方式即便在同一篇文书中也是各有不同，有的完全不避，有的缺末笔，有的缺头笔，有的头脚俱缺，因此不能盲目地广泛搜索，而是要先明确问题意识，再去搜罗关键史料。比如，如果要看“玄烨”的“烨”如何避讳，可以以清朝以前的名人为基准，看看清朝县、府、省不同区划不同时期的地方志对这些名字带“烨”的名人如何表述。黄老师以卢德烨、王文烨等人名为例，指出不同版本的地方志避讳方式不尽相同，有的改变偏旁，有的缺少笔画等等。通过这些案例，黄老师强调，在用避讳作为年代断定依据时，一定要注意不同版本的变化，绝不能想当然。
接着，黄老师通过雍正朝避讳的案例具体讲解了如何利用大数据综合不同版本处理避讳问题。他首先指出，避雍正之名“胤禛”讳并不是直到雍正即位后才出现的。他通过大量检索方志库中康熙年间刊出的地方志，发现早在康熙年间，就有大量避讳“胤”字的情况。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黄老师首先通过对顺治朝乃至明代较早地方志的检索，排除了康熙朝“胤”缺笔是因俗体字的可能性，那么这只有可能是因为避讳，而在雍正尚未登基的康熙朝避“胤”字之讳的唯一可能就是皇太子。顺着这条线索，再通过大数据检索，很快就有了眉目。康熙朝太常寺卿龚佳胤就在立皇太子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佳育”。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朝鲜国王向康熙请求册立妃子，却因没有避讳“胤”字遭到处罚。
为求严谨，黄老师继续追问，有没有可能在册立皇太子之前，康熙朝已经有了避讳“胤”的例子？皇太子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次年被册立为皇太子。于是，黄老师以康熙十四年为分界，系统考察此前和此后“胤”的避讳情况。为了明确避讳“胤”是否与皇太子直接相关，也需考察避讳“胤”的具体例子和避讳“礽”的情况。为了精确判定，在考据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方志各个版本的具体情况。比如某顺治十五年刊的《息县志》，其中虽有避“胤”字的现象，但该县志里有康熙十九年的内容，说明其中至少混有部分后世增刊的内容，不足为据。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黄老师检索到康熙十三年刊《曹州志》中有两处“胤”缺笔的例子，而该版本没有康熙十三年以后的内容增刊，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察和解释的现象。接下来，黄老师开始对比其他版本的康熙十三年《曹州志》。在此过程中，他利用新公开的Bookget软件（https://www.shuge.org//meet/search/bookget/）快速整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多个数据库的文献。他发现，虽然中国方志库中的《曹州志》“胤”字有缺笔，但国图所藏同为康熙十三年刊的版本却没有缺笔。黄老师推测，国图藏本为初印本，而中国方志库的版本则是后印版本，因此需要顺应新的避讳规则。黄老师通过这个例子强调，通过大数据做研究的前提是掌握一连串问问题的技巧和思维模式。
除了方志，黄老师还调查了康熙年间的诗文别集，尤其聚焦“胤”字案例较多的文本进行分析。而后，他得到了13种“胤”字出现多于三次的诗文别集样本。在此，黄老师既考据“胤”避讳的具体方式，同时还关注这些作者是否避讳当朝皇帝的“玄”字。于是，他详细整理了康熙年间这13种书对“胤”“礽”“禛”“玄”“烨”五个字的避讳情况，发现其中有部分人非常在乎这些字的避讳。接着，黄老师通过检索中研院的人名资料库，得出这些异常在乎皇太子名字避讳的人都与皇室关系密切，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詹事府出身。对于侍奉东宫的詹事府官员来说，避讳不仅仅是法令要求，还是礼的表现。除了詹事府官员，翰林院等机构的士大夫也十分在乎避讳，相较之下，一些武臣则有时不太注意避讳。这个关于避讳的新认识可为一些文本的版本鉴定提供新视角。比如，上海图书馆藏《续垂棘编》序的时间为康熙三十四年（1694年），而这本书内又有“胤”字避讳的情况，因此此前的学者推测该版本是雍正年间的印本。但是，如果从“e考据”所得康熙年间避皇太子讳的新视角出发，该版本也有可能是康熙年间册立皇太子之后的版本。这样的避讳学新成果还有许多，将对许多成说提出挑战。
黄老师还指出，避讳学不仅事关版本考鉴，还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心态。清朝灭亡后，罗振玉等遗老遗少就利用干支纪年等处的避讳来“抱团取暖”，流露他们对所谓故国情怀的认同。他们的这些观点不仅体现在相互间的书信中，有的还渗透到经他们之手出版的书籍中。此外，黄老师还回忆，他1980年代从美回台时正值“戒严”时期，他所阅读的考据学开山之作——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本身就是避讳学的一个体现。由于陈垣先生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还担任了北师大校长，因此他的著作在台湾地区属于禁书，出版商将作者名“陈垣”依其故乡新会改为“陈新会”，以此规避当局限制而顺利出版。
在讲座最后，黄老师总结到，本讲目的不单单在于共享上述以大数据考据避讳学的具体个案，还希望向年轻学子分享他的治学经验。他强调，做历史学研究，尤其是考据工作，并不是花的时间越多就越好，更重要的是从工具、方法、态度、思维方面找到提升效率的路径。随着越来越多的文本被图书馆和商业数据库数字化，再加上Bookget等软件的出现，如何快速切入、有效检索海量数据将成为文史工作者必备的素养。接下来，主持人史睿老师与现场观众就大数据检索过程中提问题的方式、突破思维定势的方法等问题与黄老师展开讨论，黄老师一一回应大家的问题。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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