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是一个近年来受到不少人青睐的研究方法，吸引了不少学者。概念史查考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并揭示特定词语的不同语境和联想。它所主张的历史视角和考证维度是不同于实证主义研究方向的另一种模式。笔者曾发表短文《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并在其他一些短文中论及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当下中国学界对观念或概念的历史语义研究，有人称之为观念史研究，有人称之为历史语义学(概念史)，也有人称之为关键词研究。
由于研究实例的可观进展与方法学探讨之间还存在极大差距，实际研究中不可避免要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研究成果甚至是简陋的。若问一些研究者的方法究竟属于观念史还是概念史，他们未必能够作答。的确，我们时常能够看到一些“想当然”的解读方式。因此，我们巫需补课，尤其是了解被引进的西方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题不涉及近年来面世的《政治哲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之类的专著，它们多半不是专门从概念史或观念史的角度考察问题，而是分门别类地阐释相关学科的重要概念。另外，本文所谈论的方法论关涉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即“概念史”方法所理解的“基本概念’，(当然，本人并不反对人们探讨“铅笔”、“洋伞”之类的词语的源流。)
本文介绍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首先是一种“德国的”方法。文章试图在西方相关方法论的整体语境中阐释概念史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思路，论述路径是这个领域的发展概况、经典著作的成就和重要人物的言说，以此见出概念史的总体特色。一般而论，西方的概念史、观念史或关键词研究，都可以用“历史语义学”来归纳其方法。鉴于“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在德语中时常所指相同，本文中的“概念史”用法，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看做“历史语义学”的同义表述。
一、三种研究模式，或“概念史”的来龙去脉
西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从亚里士多德说到马克思等近现代思想家。这种论述格局遭到了晚近学者的非难，他们垢病往昔的研究没有证实那些大思想家的社会代表性，对常用的政治和社会用语缺乏钩稽。约在1960年前后，史学界分析词汇和词组的蕴涵及其认识功能的意识日趋明显。鉴于社会史研究早已把社会视为重点研究对象，不少学者认为传统思想史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思想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之处，导致德国、英美和法国史学界对语言和话语分析的浓厚兴趣。晚近的研究试图通过语汇内涵和含义层次的探讨，揭示各种概念在不同疆域、不同时期的生成和运用中的特色。的确，语言不仅被看做最重要的交流手段，而且也是领悟经验、建构或重构历史“现实”的关键工具。
于是，德国、英美和法国的学术文化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德国史学界以“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亦即“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著称；英美史学界尤其是剑桥学派则倡导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模式，探索原本意义上的文本的语境；法国史学界以“话语分析”(analyse dudiscours)或“概念社会史”(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见长，将话语背后的语言形态或社会背景纳入研究范围。但是就总体状况而言，法国对概念的历史语义研究没有德国和英美那么突出，没有那么“从一而终”。三个流派的共同兴趣是研究“民主”、“自由”或“进步”之类的基本概念的历史发展，并关注概念同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新的探索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焕然一新。三种产生于不同时期的研究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各自为政，且确实有着不同的特色；可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十多年来，三种模式不断相互接近和借鉴，至少是利用各种机会交流研究心得，不同学科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时常进行跨学科对话。
“迄今在概念史领域的成就，首先体现于德国的政治、社会、哲学等学科的大型辞书，其次是关于这些学科的概念史研究专著和论文。它们对当今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也很难被超越。总的说来，“概念史”在英美世界不怎么被人看重，也没有得到普及。“虽然中国学界通过翻译了解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那样的论著，但是，它们与德国集体撰述的代表作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剑桥学派普考克(John Pocock)的《古代宪法与封建法律》(1957)和《马基维利时刻》(1975)，以及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1978)，都堪称出色的经典，可是它们属于“观念史”著作。
“概念史”这一表述首先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座》中，可是我们还无法确定，“概念史”是黑格尔本人的说法，还是后人在整理讲座手稿时采用的称谓。在《历史哲学讲座》中，黑格尔用这个概念指称一种史学类型，也就是考察艺术、法学和宗教的历史，并将其纳入哲学史范畴。对“概念史”的这一理解，只能被看做一种单独现象，而且没能得到后人的认可。可是，今天的概念史研究至少在一个方面暗合于黑格尔的设想，即概念或观念的跨学科研究。
“概念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20世纪的德国，其标志是著名年刊《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的创办(1955)，以及著名的三大巨著的出版：十三卷《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orterbuchder Philosophie) (1971-2007)；八卷本大辞典《历史基本概念一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1972一1997)；十五卷《1680一182。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Handbuch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1985-2000)。作为人文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概念史是跨学科的，哲学家里特尔(Joachim Ritter)、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和社会学家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代表人物。
多卷本年刊《概念史文库》由罗特哈克尔创办于1955年，旨在为一部工具书(如杂志的副标题所示)筹备“哲学历史词典的基石”。鉴于里特尔在“概念史文库”基础上主编的《哲学历史词典》已经出版，而且一系列其他概念史辞书不断问世，已有50多年历史的《概念史文库》，在内容和方法论问题上都已经成为整个概念史研究的跨学科机关刊物。换言之，这本杂志观照众多学科中的语言含义和语言擅变的最新认识，为各种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提供帮助，并以后者来充实自己。年刊(包括特刊)中的研究论文涉及哲学史和其他学科史中的各种概念，而且不再局限于欧洲亦即西方科学史中的概念。年刊中的著述还探讨神话和宗教概念、一个时代或某种文化一般用语中的典型概念、非同一般的比喻、概念的翻译问题，以及概念史方法论和批评等等。从第11期到43期，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都是《概念史文库》的领衔合作者。
《哲学历史词典》的前身是《哲学概念词典》，于1897年由艾斯勒(Rudolf Eisler)主编出版，并自1927年第四版之后没有再次修订。半个世纪之前，《概念史文库》的创建是为出版一部适应学科新发展的哲学词典做准备。1971年卷一问世；2007年春，十三卷巨制《哲学历史词典》全部出齐。编纂这部巨著的准备工作和所跨越的时间，便能见出德国的概念史研究风格。
二、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德国史学家的概念史研究方法显然同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史提出的挑战有关。新的倡导是史学同社会史的系统研究紧密结合，把落伍的思想史研究转换成思想的社会史研究。概念史的发展和成熟是同《历史基本概念》的编纂过程连在一起的。在德国，“历史语义学”主要也是以“概念史”的形式而恢张扬厉的，因此，二者所指基本相同，且时常并用。由《历史基本概念》领衔主编科塞雷克主编的、或许也是这个领域最著名的理论著作，其书名便是《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1979)，60年代中期以后，科塞雷克提出的概念史首先是在标举一种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他所设计的概念史方法，融会了历史文本分析、史学理论中的命题、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以及脱胎于语言学的语义学和名称学。
概念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变迁必然在政治和社会的主导概念中留下语义烙印。因此，科塞雷克所倡导的概念史专注于“重大”概念亦即“基本概念”之长时段的语义发展史。在他看来，“基本概念”极其丰富地储存着“政治史”和“社会史”，也收藏着大量“经验史”。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藉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
然而，科塞雷克并没有在60年代的模式上停滞不前，概念史研究本身也在发展。历史概念的嬗变显示出，变化的不是概念，而是概念的“运用”。“科塞雷克简洁地把概念史看做“史学研究的一种职能：它关乎概念的形成、运用和变化”。同时，概念史探讨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影响，推究政治和社会群体运用特定概念的典型张力，分析时代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变化。概念史学家遴选那些社会或政治的重要概念，一方面视之为语言之外的事物的语言表述形式，例如社会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所需要的概念呈现；另一方面，重要概念本身被看做历史发展的推动因素。语言的这种“表述”和“因素”的双重意义，构成概念史方法的特殊研究场域。
不关注说话的群体和个体的兴趣所在，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历史语义是无法解读的。由此，科塞雷克的研究最终对准了依托于概念的话语行为的历史，也就是语义的生成历史。于是，分析研究的对象便超越了关键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初的“概念史”在向社会一历史话语分析靠拢。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德国概念史研究方向同英美和法国的历史语义学研究方向相去不远一一不多也不少。
三、概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科
科塞雷克模式的发展，来自与其他同类研究的碰撞，甚至来自对概念史研究之可行性的怀疑。当初，语言学家指责概念史缺乏牢靠的科学方法做根基。他们提出词汇史与概念史的区分问题；在语言学家看来，概念依然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或者说：如果像科塞雷克那样把“多义性”和“多层次性”视为确认概念的标准，那么，“概念”就不再是一个语言范畴。“赖夏特(Rolf Reichardt)等人主编的《1680一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则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平衡。但是，要完全消除语言学家的疑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具书》的概念史模式更加注重研究材料的来源。鉴于传统思想史偏重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并因此而招致的非难，《工具书》把具有代表性的系列书刊作为附加的原始资料纳入考察范围，特别是辞书、百科全书、杂志、报纸、年鉴、宗教手册等等。科塞雷克把社会历史的重要概念视作历史的“实际表述”和“推动因素”，赖夏特则直接指向概念的“现实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说，《工具书》更成功地显示出它与老式思想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展示出群体语言运用的历史以及群体思维方式。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语言本身的社会性。
赖夏特的依托于知识社会学的概念史方案，将单独词语的分析扩展为词语群、概念架构和概念网络的探讨，在更广博的原始资料中考察对等概念、对立概念和补充概念，探索它们多层次的关联。他建设性地吸取了早先概念史研究的成果，驰骋于“词语学”和“概念史”之间，并使历史语义学更加贴近社会历史话语研究，关注特定概念的社会代表性以及语言交流的实际场域，其中包括对不同文本类型的考察和对概念运用者的分析。为了充实这种研究模式，赖夏特还竭力倡导将图片资料纳入词语群的语义分析，并探讨集体象征和各种仪式。当然，赖夏特最终还是要求弄清话语史和概念史之间的关系。
不管是赖夏特还是科塞雷克在方法学上的反思以及新的倡导，都是对“概念史”批评者的积极回应。一种典型的批评是：“概念史”只是语言的历史，忽略了说话者的作用，尽管赖夏特模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所变通。因此，有人提出将词语群的研究扩展为语义群研究，走向论证史和话语史。这一倡导的指向是概念生成背后的现实型塑。这种同关键概念的研究保持距离的做法，首先来自德国语言学家所倡导的话语史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布塞(Dietrich Busse)“在他看来，既然不同的概念史研究方案都要求观照语境，那么就必须对话语和说话者做具体分析，将各种话语策略纳入社会语境。换句话说：“通过挖掘语言表述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描述社会知识的时代关联。”
作为概念史理论家和实践者，科塞雷克认为他的方法同几十年主编《历史基本概念》的工作难解难分，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方法学“枷锁”。尽管如此，他依然为他们的团队按照单个概念编纂历史辞典的方法辩护，认为人们无法否认各种概念经历了含义的增减。考察概念的发展，终究不能把握和检验每个术语的整个生成语境，并认定其为终极原因。科塞雷克说：概念史研究犹如“用照相机的镜头去取景”。他强调“压缩”语境的必要性，以对付不计其数的原始材料。科塞雷克模式把“基本概念”同“一般概念”区分开来，强调把“基本概念”或“主导概念”(Leitbegriffe)作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对他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斗争概念”、“行动概念”、“未来概念”、“愿景概念”、“宗旨概念”、“期待概念”、“整合概念”等等。他对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的解释是：
与一般概念不同，《历史基本概念》所探讨的基本概念是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基本概念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它们总是有争议的，且有与之颉颃的概念。这使它们在历史上特别显豁，并因此区别于纯粹的技术或专业术语。没有一个政治行动、没有一种社会惯习的生发和存在，能够缺少最起码的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并突然出现、消失、重现或者变易，不管是骤变还是渐变。我们必须诠解这些概念，厘定它们的多重含义、内在矛盾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应用。
四、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
在简要介绍了德国“概念史”的发展状况及基本思想之后，我们来对这一研究方法做一个归纳性的论述：
概念史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探讨概念的历史语义。换言之，概念史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彰显其理论假设，即历史见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语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义嬗变，是我们今天认识文化、语言和概念的决定因素。在欧洲，比较分析18和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设想，离不开对各种重要概念的考证，例如“民族”、“国家”、“自由”、“平等”、“参政”、“代议制”、“法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革命”、“市民社会”、“人权”以及国家形态中的“共和国”、“民主制度”和“波拿巴主义”，等等。
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对词语或概念的认识不同，概念史视概念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和期待、观点和阐释模式的聚合体。概念是代号，是思想的出口；因此，特定概念的习惯运用蕴含着惯常的思想。另外，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概念，而是一种概念体系的整个表述维度及其来龙去脉。一个概念总是概念群中的概念；不涉及其他与之有关的概念，我们是无法把握一个概念的。因此，概念作为思想认识的语言表述，必须放到概念网络中进行考察。探讨“基本概念”的语义嬗变，首先要考察其历时发展，当然也不能忽略其共时纠葛。概念史不仅分析特定概念的“含义”和“运用”，也观照对立概念、相近概念和平行概念同某个特定概念的关系。
我们想要具备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就需要探索研究方法的各种模式，寻找切要的手段，认识对概念史至关重要的东西，既探讨实用的研究方法又考察已有的研究方案。挖掘过去和现今的各种思想之间的关联，比较各种概念在不同地域和时代的异同，有利于我们认识自我和他者。我们要尽量弄清一个概念在历史上的能指和所指及其运用，厘定它在具体文本中的意义或者没有的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现实不仅仅体现于被考察的文本。语言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现实，它们虽然同语言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是不可能凭借概念史而一览无遗。
在此，我们看到了后现代解构主义同概念史的冲突。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中，文本的变异性和多义性达到了高潮。我们面对的都是些怀疑主义者，他们认为语言作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与原意不符。谁要是运用“真理”、“确定性”和“事实”这类字眼，就会被指责为形而上学者。所谓解构批评，主要是把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比如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自然/文化等等)的轻重主次颠倒过来理解，解构主义否认语言之外的任何存在。齐马(Peter V. Zima)在《解构：导论与批评》中解释和总结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论说，德里达认为“含义是无法获得的，因为含义的历史游移阻碍能指同特定所指的对应”。换言之，一种观点只不过是能指的“暂时”内涵。对此，齐马很准确地评价说：“社会科学被德里达不分青红皂白地发配到形而上的领地。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德里达的方法不用思索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发展，而这正是后现代及其解构思潮的栖身之地。显然，概念史方法同德里达的方法是格格不入的。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德里达从历史变化出发，强调“能指”同特定“所指”的偏差，自然对概念史研究不无益处，即不能用现今对某个概念的一般理解去解读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含义。
德国相关大型辞书开创了一种高水准的研究，推进了政治和社会领域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那些概念史辞书不但是学者的极有价值的参考书，也得到莘莘学子的喜爱。我们要达到概念史的德国研究水平，目前看来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但是，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方法学上的独到之处，无疑有助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在此，笔者想以近期在历史语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成就、权威的三卷本《德国文学研究全书》(1997-2003)为例，介绍概念史研究的一种“编排”，它或许能给我们概念史研究的“布局”提供参考。
《德国文学研究全书》中的各种概念，涉及文学的不同门类(戏剧、诗歌、小说)，以及方法学(如诊释学、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如作家、叙述)等问题。这部依托于历史语义学、同诊释学认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辞书在人文科学里的意义，在于给研究者提供精准的信息材料，呈现有机的知识形态和知识组合《全书》文章凡九百多篇，每篇严格按照下列各项撰写而成：(一)“阐释”：详细说明基于历史的定义、基本问题及其运用范式；(二)“词语史”：论述相关词语的来源(词源)，以及它的古今词义；(三)“概念史”：论述概念要义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其他可能的表述；(四)“范畴史”：描述特定术语所关涉的事物(尤其在德语区)起始以来的场域和情状；(五)“研究史”：介绍(主要是德语区)文学研究迄今对相关问题和运用场域的探讨；(六)“参考文献”：详细罗列相关重要著述。
五、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
据本人有限的阅读，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实例在总体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最后，我想谈一下学术功底、学术准备和学术态度问题，它们是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一些研究实例之所以显得寒酸，正在于缺乏装备。
概念史研究不但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而且要求研究者具备必要的学术功底。这里时常涉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以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产生的重要政治或社会概念为例，它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关于研究者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造诣，当为理所当然之事，在此不多赘言。我只想着重谈论“概念史”研究中的一些西学问题。因为我们所探讨的相关概念来源于西方(也有经日本进入中国的西方概念，或者经中国去日本尔后重回故里的西方概念)，所以西学知识便是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所有概念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连科塞雷克也说“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因而对我们来说，它们也许比想象的要难得多。我们可以直接以“观念史”中的“观念”、“概念史”中的“概念”来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的不少研究是以“观念史”为依托的，一些“关键词”研究也以此为依据。研究者一定以为他知道“观念史”的意思。但是，并不是谁都了解“观念史”大本营剑桥学派的学者对“观念史”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尤其是普考克和斯金纳这两位大家：普考克所代表的是“语境说”，认为文本的含义来自其所属的价值体系或话语环境；思想、写作、说话与特定群体有关，群体决定一个人的表述可能性。斯金纳则代表“惯例说”，认为话语含义虽然见出人的意向，但说话者或写作者必须按照常规和惯例表达意向；因此，对意向的重构便需要重构影响行为方式的惯例。“显而易见，对问题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研究方案和研究思路。实际研究究竟注重哪一个侧面、采取哪一种考察策略呢？或许有人以为可以将两种模式合而为一，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是矛盾的、不相通的。不了解两种模式的区别，当然也就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德语Begriffsgeschichte(概念史)很难译成外语。概念史中的“概念”(Begriff}来自动词(begreWeW，也就是“理解”；但是它不同于德语中的另一个动词verstehen(理解)。"begreifen”说的是对不容易弄懂的事物的“理解”，一种经过思考而获得的理解(这个语感问题是双语词典无法解决的，是德语不精的人所不知道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一种“理解史”。(德语或中文中都有的一句话“他对此没有概念”，也就是“没有理解”的意思。)因此，英语中有人把“概念史”译作“History of Meaning"(含义史)，或许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英语对“概念史”的通用译法Concep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Concepts还是比较到位的。Concept(概念)与conceptualize或conceptualization有关，是“概念化”的结果，关乎思考和“理解”的过程；另外，它还给人以“设想”、“规划”、“方案”等联想一一这同样是双语词典和不谙英语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科尔曼在谈论“概念史”的时候说：“或许，它对我的最大魅力是其严肃地对待陈迹，即严肃地对待概念化过程。”(Perhapsthe chief attraction for me is that it takes the past seriously becauseit takes conceptualizing seriously.)如同中国人面对汉字一样，西方人的有些典型联想同样见于词的形态。于是，一些对说母语的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可能成为我们研究西学概念时的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里甚至涉及汉语与欧洲语言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人们当初在移译一些西方概念时所碰到的问题，甚至是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踯躅”“也无法解决的。换言之：一个西方概念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其译词的内涵、外延和联想很可能(甚至必然)同原文的含量有出入。以“概念史”的中译为说，原文或英译中的(甚至已经涉及方法的)一些成分荡然无存。
以上对“概念”的词义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而是为了从这个角度说明西学知识的重要性，这与学术功底有关。研究西方概念，当然不能要求每个研究者都懂得希腊语(尽管它是考察西方概念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需要必备的知识，需要对研究对象有足够的认识。比如“民主”、“自由”和“进步”等概念，它们在西方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真正含义和具体运用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以何种姿态、何种意涵进入中土的？时人又是如何理解这些概念的？一一这至少要比科塞雷克说的“极为复杂”还要复杂一倍。Economy在清末民初的汉语译名之来源和类别、“经济”一词的本源和蜕变，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又如考察democracy始初的汉释：马礼逊《英汉字典》(1822)诊释democracy为“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将democracy译为“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用我们今天对“民主”的理解来审视马氏和麦氏的阐释，可能会视之为无稽之谈，可是这在当时却“事出有因”，译介到位。概念史或历史语义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并阐明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及其起源和成因。正是相关知识的缺乏，才会出现对西方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
我们再回到“概念史”和“观念史”的问题。就目前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而言，总体上并不存在“观念史”和“概念史”的明显区别。一些“观念史”研究，其实与“概念史”相去不远，反之亦然。一种可能的缘由是，研究者综合了两种方法。确实如此的话，当然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如前文所述，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研究者本来就没有弄清两种方法的区别，甚至对他所采用的“概念史”或“观念史”不知就里。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在方法上无需仰人鼻息。可是笔者以为，既然以“概念史”或“观念史”自诩，就应有点儿大概模样。我所见到的有些文章，采取的仿佛是一种“怎么写都行”(“反正都一样”)的方法，加上一句“跨语际实践”的时髦用语，展现出“一锅粥”现象。迄今不少对西学东渐而产生、运用和发展的概念的梳理亦即研究实例，似乎给人一种不需要方法也行的印象。然而，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指导，不可能达到一定的思想和理论高度。或者说，如果我们确实试图用“概念史”呈现思想和社会，我们就必须要有理论高度。
所谓“学术准备”，其实同“学术功底”大同小异，不是一赋而就的事情。我们常见到的一些涉及“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史论文，它们对不少西方概念的解读，连“一字半解”的程度都没有达到，误以为某个名人的一段定义就可以搞定的。这种做法适合于某些研究，但对“概念史”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便涉及“学术准备”的问题。科塞雷克主编的《历史基本概念》之所以遐迩闻名，是因为它的作者都是具有学术准备的顶级专家。当然，“学术准备”也包括研究之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德国的概念史大型辞书依然是典型的例子。至于“学术态度”，我只想引用一句老话，即苏格拉底的“我知我无知”；或者“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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