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孔飞力开始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按照他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叫魂》叙事的构建中，孔飞力关于“乾隆盛世”的描述和讨论，提供了全书的背景和语境，因而是十分重要的。明清交替之际，也是中国在各个方面开始同“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中国的“漫长的十八世纪”的过程中(在西方学术界，这一般指的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多，中国的经济规模、尤其是农业生产的规模也空前扩大。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中国介入“世界”的原因：诸如玉米、甜薯、花生等由美洲引进的适于在坡地上生长的新作物，不仅扩大了中国的农耕范围以及农业生产的规模，也造成了人口迁徙模式的改变——人们在向城市集中的同时，也移往未被开发和开垦的地区。与此同时，当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时，为支付由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国外白银和铜也大量进入中国，从而满足了中国因经济规模扩大而产生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需要，并成为支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于”中国的，而是中国社会及经济本身在新条件下发展演变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孔飞力在《叫魂》全书开篇时写下了“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的点题之言。其中的涵义是，早在西方国家依靠自己的技术与军事优势于十九世纪中期后强行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的发展已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也早已在为近现代中国的到来准备着条件。这是孔飞力在为叫魂案发生于乾隆盛世勾勒大背景。
但在孔飞力看来，乾隆“盛世”又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固然达到了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并为传统史家所津津乐道，也为当代的研究者所重视和推崇。然而，若是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
清代前期的休养生息、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同“世界”联系的加强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由人口急增而产生的各种压力。到了乾隆时代，人口过剩的压力已经明显地在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导致了粮价的上涨和通货(特别是白银)的膨胀。人口对资源和财富的压力当然并不是平均地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不仅受到的实际压力不同，他们对压力的感受和应对能力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到底有多少不幸的人被抛进这支队伍，史家们没有充分的资料来做确切的估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他们的存在，则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所构成的威胁被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叫魂案中官府压制清剿的主要对象。
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竞争的严酷，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眼看周围不断增多的流民乞丐，他们害怕同样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汲汲于保住自己仅有的一份温饱，社会上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如惊弓之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们所希望的是知道妖术来自何方，这样他们就可以设法防范妖术，躲避劫难。流浪的乞丐化缘的僧道(他们只是披着袈裟道袍的乞丐而已)大都来自他们所不知道的陌生世界，这些陌生的外人很自然就成了他们怀疑防范的对象。当然那些乞丐僧道也确有可怀疑之处，他们来去无踪，四处漂泊，或三五成群，呼朋引类。除了沿门乞讨外，也免不了鼠窃狗偷，甚至强抢强要，骚扰地方。对地方社会来说，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没有任何权力，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在我们看来，孔飞力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分析尽管在书中所占篇幅并不多，却极为精彩及精到。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心态和行为有关。读《叫魂》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处于盛世，但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冤冤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虽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巅时期，通过叫魂危机，乾隆盛世已经向后人透露出了有关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源的信息。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并深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普通百姓怀疑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便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敏感的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斗争，使得广泛弥漫于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
本文节选自孔飞力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之译者后记，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