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平定三藩是清朝史的大事件。由此结束清入关以来的长期战乱，实现中国大陆的基本统一，为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全面振兴创造了重要条件。关于三藩事件，学界已有深入研究。但在康熙帝对三藩余部的处置问题上，仍有探讨空间。笔者利用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和盛京内务府《黑图档》等满、汉文档案，对三藩余部问题已有初步探讨。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康熙帝对三藩余部的处置问题，重点为基本政策与处置方式，并就由此产生的多重影响作了分析。
一、基本政策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廷取得云南大捷，全省荡平，标志着旷日持久的“三藩之乱”以清朝胜利告终。清廷将分解三藩余部作为善后的一项重要措施。康熙帝处置三藩余部，主要实施以下政策。
（一）首恶严惩、宽严相济。清初以来，满洲统治者对抗拒者一向施行区别对待、宽严结合的政策。对为首者，即便归降也鲜有重用，甚至罗织罪状，斩草除根。对普通部属，则较为宽大。顺治帝即位诏书，即有“前朝勋臣及子弟，有倡先投顺仍立功绩者，与本朝诸臣一体叙录”之条款。清军南下，檄谕各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有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平定江南，又颁诏书，宣布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以前，对各处地方官吏军民人等犯罪，无论轻重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战争中注重分化瓦解敌方阵营。吴三桂叛乱初期，清廷曾宣布对附逆各官，有能自悔前罪者，俱行免罪给以原官，仍论功议叙。康熙十五年（1676），耿精忠叛而复降，清廷谕令“对其所属之人俱准照旧补用”，在战局好转的背景下，一再重申，凡在贼中文武官员，“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有能自悔前罪、或献城池、或率兵卒、或斩逆贼头目献其首级者，俱行免罪。给以原官，仍论功议叙”。然而，一旦荡平三藩，坐稳江山，清廷就开始对罪藩及归降文武要员进行大规模清算。清军收复云南，按康熙帝谕旨，将罪魁吴世璠悬首于市，析吴三桂骸骨，传示天下。“逆贼渠首”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虽系阵前归降，因有“朕决不！”之谕在前，俱从严惩处，将马宝等凌迟枭示。同时，借口已降尚藩之信“谋逆”将其赐死，弟之节、之璜、之瑛，长史李天植，自副都统、参领、佐领至校卒等百余人，俱处斩，抄家籍没。对已降耿藩精忠，亦以“谋反叛”罪凌迟处死。
对归降的文武大员，如吴藩属下高起隆、张国柱、巴养元、郑旺、李继业等，均在“助逆肆恶、势迫始降”罪名下弃市，妻女财产籍没入官。耿藩所属刘进忠、曾养性、白显忠、徐文耀、王世瑜、王振邦、蒋得，俱磔于市；耿精忠之子耿显祚、祖弘勲、司定猷、黄国瑞、刘芳孙、廖廷云等咸伏诛，籍家。伍什三原系经略莫洛标下总兵官，后从平凉总兵王辅臣反。康熙帝认为他是包衣佐领下人（即皇室家奴），反从王辅臣为乱，传谕拟绞尚轻，应立行处斩。
对罪魁子弟，康熙帝曾有不效古帝王行“九族之诛”谕，实际执行仍从严。康熙二十年十二月，议政王大臣等会议，云南投诚吴应麒等子弟九人于军前即行正法。康熙帝一度否决此议，理由是“投诚人等，概行免死”，先前已有谕旨，且吴应麒等子弟投降时，将军亦许免死。“今若诛戮，不惟将军失信，亦非朕所以示信也。”惟议政王大臣揣知上意，仍持原议，终将吴三桂孙六人、吴应麒等子九人，一并正法。等而下之，方广扬系伪大学士方广琛弟，立斩示众。原任贵州提督李本深，叛而复降，因其“助逆肆恶”，凌迟处死，其孙象乾、象坤等一律处斩，妻女财产籍没入官。此类事例很多，毋庸赘举。
对于归降文武官员中罪行较轻者，清廷原有补授官职之例，后改革职。黄九畴原为陕西提督王辅臣部将，后随辅臣降吴三桂任参将。大将军图海率清军围平凉，九畴先潜通图海，为清廷平定王辅臣之乱立下功劳，任官贵州。平定三藩后，廷议革职，家产籍没。康熙帝认为他比“极恶大逆之人”罪行稍轻，革职已足，命免籍没。并谕：“凡此等投贼复降之人，概不准用。”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清廷大计各省布政使以下官783员，俱照八法议处；其中从贼官有522员，俱议革职，包括知县百余人，约占直省全部知县的1/10。
为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对个别投降在先，或立有殊勋的伪官，亦授予一定职衔。伪总兵郭义，以“投诚较先”，康熙帝谕命授予应得职衔，随旗上朝。伪将军线，原议革职，编入包衣佐领。康熙帝认为他与何进忠、吴国柱等首先商议投献云南城池，若仍行处分，难以服众，应授官职，随旗上朝。等三人被授为三品官，编入上三旗。其余人员交内务府编入包衣佐领。同时兼管正白旗汉军佐领。
对“从逆”的中下级官员，一般网开一面，减等发落。定谳有罪者，发遣边地，或没入内务府为奴。康熙帝认为原任翰林院编修陈梦雷等人，“俱系微末小人，并不曾为首”，谕令免死，给予披甲新满洲为奴。陈梦雷一生坎坷，著述宏富，其主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传世巨著。祖泽清反叛案内叶澄等六人，三法司原拟立斩。清帝命从宽免死，减等入官。“入官”即入内务府为奴（包衣）。
总体看，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后对归降文武官员进行重新审查，虽未恪守原先“既往不咎”“不吝爵赏”的诺言，基本上还是体现了对首恶严惩不贷，对胁从宽严相济的政策。
（二）分散各处，不使聚居。战乱前，三藩中平西王吴三桂领53佐领甲兵，兼辖1.2万人，加以余丁4000人。平南王尚可喜麾下有15佐领，另有绿旗兵6000人。耿藩亦有15佐领，同时兼辖绿营7000人。在长达八年的战乱中，吴、耿二藩以及孔藩（定南王孔有德）女婿孙延龄部，均遭受严重损失。相较而言，尚藩损失较小。
战乱初定，在三藩余部中，首先是战乱中未受重创的尚藩仍保有雄厚实力。如何安置降众，成为摆在清朝君臣面前的一道难题，即时人所说：“平南藩下旧有卒万人，既诛之信，其军未有所属，措置之道，言人人殊。”其中最有力的一条建议是将罪藩麾下尽徙京城，分隶八旗。但真正实施此议，却有“四善三难”。“四善”姑且勿论，所谓“三难”则曰：彼一军之居岭南40年，于兹买田宅结婚姻长子孙与土著无异，一旦驱之去安乐之土，就转徙之地，难免生怨愤之心。其难一也。一军万人，通计家口不下数万，自广至京不下七八千里，水搬陆运舟车之力为费不赀，时绌举赢，势必沿途扰民。其难二也。近畿之地悉为庄屯，圈田占房，为民大病。即便长途跋涉，安然至京，数万之众难以安置。其难三也。上引“三难”可概括为，对三藩余部驱离故土难，搬迁途远难，近畿安置难。这虽仅就尚藩而言，实际上也反映了将三藩余部大举北迁并重新安置的难度。
基于如上数难，清廷在如何处置三藩余部问题上曾反复酝酿，并提出多种方式。仅以处置尚之信部为例。给事中余国柱曾奏请，尚之信标下官兵，应行撤回，其总兵官三员标下兵丁应行分散。议政王大臣主张，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分入上三旗，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三总兵官标下兵丁，有愿为兵者为兵，愿为民者令为民。康熙帝则提出，将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其力遂分。广东省系边疆地方，仍留二总兵标下官兵，令新设将军管辖。另一总兵官标下官兵，应行裁去。大学士明珠建言：尚之信标下官兵共15佐领，若分入上三旗，则每一旗5佐领，为数不多，似不必分隶八旗。分入三旗似亦可行。最后，康熙帝参酌明珠等人建策，谕令尚藩余部大部北迁，编入京旗汉军，小部分留居广东，编设八旗驻防。
经过反复酝酿，满汉君臣在处置三藩余部问题上达成的基本共识，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分散各处”。康熙二十年底，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将叛而复降的马承荫等52人皆革职，与家口一并编入包衣佐领事。认为：“此等凶恶之徒，不可同聚，当行解散……俟众人家口俱到之日，或发八旗包衣佐领，或赏给贫穷护军骁骑，或分散各处。”在商议如何安置耿藩部下时，汉大学士李霨、冯溥也建策：“将此辈分散，不宜仍隶伊属。”即从横、纵两方面隔断其旧有联系。基于此，对三藩余部中的“逆类”，无论安置旗下还是没入内务府，均贯彻“分散各处”的基本原则，以彻底消弭其死灰复燃、聚众为乱的隐忧。
二、处置方式
对三藩旧部及其眷属妻孥，清廷根据他们与罪藩关系的亲疏、罪过的轻重，酌情处置：或编入京旗汉军、八旗驻防，或编入各地绿营，或编入内务府管领、庄屯，或安插东北台、站。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大举北迁。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将“尚藩”降附人口4160人，从广东押送京师。这是第一队，其余人口编为多队，陆续迁入京师。同时，吴藩人口也启程押往京城。据《章泰传》载，清军取昆明城，收降吴藩属下将吏5600人，兵3.36万余名。这只是投降官兵的数量，并不包括原平西王府的包衣人口。满洲旗人曾寿《随军纪行》记载说：清军进城后，将军等会议，辽东汉人5万余口，拟编为八队。每队由旗兵押往京城。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有大臣题请吴三桂属下家口暂停搬移，兵部议不准行，又奉上谕：“虽值农时，断断不可展限！”说明清廷担心吴藩旧卒滞留南方酿成后患，把押解北上作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虽值农忙时节亦不容延宕。又据内务府满文档案记载，同年七月，吴三桂包衣佐领下人口（u san gui i booi nirui niyalma anggala），编为十队抵达京城通州张家湾。议政王大臣会议奏准，“带来人内若有匠役、拜唐阿（无品级执事），及吴三桂包衣所属官兵（booi harangga hafan cooha），悉数查出交付内务府；伊等妻孥家口到来后，亦送各该处办理”。在此前后，驻守广西、由孙延龄接手管理的定南王孔有德余部，官兵眷属2.6万余口，亦分批迁往京城。
“三藩四部”即平西王吴藩、平南王尚藩、靖南王耿藩即所谓三藩与定南王孔有德旧部，迁入京城的人口虽无确切统计，但总数一定相当可观。这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八旗汉军的扩编和内务府包衣人口的膨胀。
（二）编设驻防佐领。按清廷规定，吴藩投诚官兵，凡副将以上伪官无分新旧，悉令随凯旋大军分批赴京，待鉴别后，或定罪，或编入旗下；副将以下人众分发山东、河南、湖广、江西等省安插。对尚藩麾下绿营兵，则划归广东巡抚。同年，陕西出征大将军图海题请，将平凉投诚总兵官赵良友、河南投诚总兵官谢泗等，遇四川、陕西两省应得之缺补用，兵丁亦遇缺额补充营伍，兵部议如所请。康熙十九年（1680）十二月，广东巡抚金儁题留尚之信标下官兵2100名，兵部议复不准。帝谕，此系尚之信标下精兵，广东地方最为紧要，其余官兵俱已各处分散，此兵仍应留守地方。随即，以“尚藩”官兵为基础，复从京旗增调汉军到广州，共计马甲3000名，设广州驻防。同时，以原耿精忠藩下1000名马兵为基础，复从杭州驻防调至汉军兵丁1026名，共2026名，设福建驻防。
（三）编入京旗汉军。康熙二十年十月帝谕：今逆贼殄灭，疆宇以次平定。耿精忠、尚之信属下旗员，俱应撤还京师，量行安插。按，入关初期，三藩属下仿八旗制度，各设佐领：定南王孔有德15佐领、靖南王耿继茂（耿精忠）11佐领、平南王尚可喜12佐领，平西王吴三桂53佐领。清廷平定三藩，将迁入京城的三藩兵丁编入汉军佐领，汉军实力得到迅速扩充。
康熙二十年，额驸耿昭忠、耿聚忠等呈称：“家口甚多，难以养赡”，帝谕将其家丁编为5个“福朱力佐领”（fujuri niru，后称勋旧佐领），归并正黄旗；复将“原系耿精忠属下随将军马九玉征云南，兵丁一千”，调拨进京，编为5个佐领；另有编入京旗的耿氏兵丁1个佐领，合计共11个佐领。正如绵贯哲郎所指：“编入八旗汉军的‘三藩’官兵，其实有两种。一是以家口为基础的佐领（勋旧佐领）；一是以兵丁为基础的佐领，被认定为公中佐领。”公中佐领不具有世袭性，公中佐领的增设意味着皇帝对八旗控制力的加强。
康熙二十二年，将尚可喜子侄、眷属、家丁仆妇等从广东迁入京师。仿照对耿氏额驸的做法，将额驸尚之隆、尚之孝弟兄家下壮丁编设“养赡家口”的“福朱力佐领”5个，隶属镶黄旗汉军（后改镶蓝旗）。其中，尚之隆管辖3个佐领，壮丁1789人，连同家属近万人口；尚之孝管辖1个佐领，壮丁191人，连同家属近千人口；尚之典、尚之广管辖1个佐领，壮丁550人，连同家属2000人口。在尚可喜的原籍海城，增设2个守墓佐领，承担祭享之事。同期，将尚可喜原广东驻防兵丁调入京师编设佐领10个。合计17个佐领，其中，京旗汉军15个佐领。
定南王孔有德，顺治九年七月战死于广西桂林，女孔四贞视郡主食俸。有德旧部由额驸孙延龄接管。吴三桂举兵叛清，康熙帝授延龄为抚蛮将军守广西，不久亦叛。孔四贞劝其反正，延龄又准备叛吴投清。康熙十六年，被吴三桂设计杀死。不久，延龄旧将率部降清，四贞还京。据《旗分志》记载，由孔氏壮丁编设的汉军佐领12个，包括顺治元年编佐领1，康熙十八年进京佐领5、二十一年进京佐领1，二十二年进京佐领5。其中，康熙十八年进京的5个佐领，应与孔四贞还京有关。同期，编入京旗的还有吴藩旧卒2个佐领，续顺公沈志祥5个佐领。沈志祥与三藩同，原系明末辽东旧将。父世奎，明末任东江总兵官，战死。崇德二年，志祥降清。清太宗皇太极授以总兵官。崇德四年，封续顺公。顺治元年，从入关，随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征湖广。寻卒，无子。部下由续顺公沈永忠、沈永兴、沈瑞、沈熊昭等继统。康熙二十二年，盘踞台湾的明郑集团纳降，东南一带海晏澜安。清廷将沈氏5个佐领调回京城，编入汉军，同样寓有强本弱枝之用心。至于台湾郑氏等佐领的编设，因与三藩四部情况有别，在此略去不提。
以上共计47个佐领，扣除孔藩顺治元年编设1个佐领，尚藩海城守墓2个佐领，总共编设京旗汉军44个佐领。《八旗通志初集》卷13《旗分志》又载：镶黄旗汉军第二参领第七佐领，“原系驻防福建人丁”；第四参领第一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驻防广东福建人丁编为佐领，分隶本旗”。此二佐领领属关系不详，应与尚、耿两藩有关。以上共46个佐领。按，《八旗通志初集》卷13—16《旗分志》，共载八旗汉军270个佐领，扣除康熙二十五年以后编设的5个佐领，可知当时汉军佐领应有265个。这就是说，由三藩四部（吴、尚、耿、孔藩余部）和续顺公沈志祥部兵丁（或壮丁）新编的佐领约占同期八旗汉军佐领的17%。清廷借此方式，将自清初以来即独立于八旗汉军之外的汉人军队彻底瓦解。在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通过扩编京旗汉军，达到强本弱枝，巩固中央政权的目的。一举两得，不失为一项非常高明的战略措施。
（四）安置台、站。萨英额《吉林外纪》载：驿站当驰送文报差使，称“站丁”；边台当查边、设立栅濠差使，称“台丁”。边台主要设于柳条边，分属盛京和吉林将军，插柳为边，外掘壕沟，目的是划分内地与蒙古诸部界限，并防范内地流民出边盗采人参。明末清初，沙俄势力进扰黑龙江流域。清廷平定三藩，国家日趋稳定，开始筹划反击沙俄入侵。清廷在东北旧驿路基础上修建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至瑷珲（黑龙江北旧瑗珲城）驿道（南北驿道，俗称大站道），置10驿，各置驿夫50人。三藩旧卒被调拨驿站充站丁，即档案文献所载：“况叛乱之吴三桂、耿精忠、孙延龄等属下叛众，虽流放盛京一带，才编入驿台。”“逆藩家口充发关东者络绎而来，数年始尽，皆发各庄头及站道当差。”仅辽东凤凰城一地边台、驿站，就安置吴藩下属吴、李、张、王等16姓。在吉林、黑龙江方向，在郭尔罗斯后旗增建茂兴、古鲁两站。充当站丁的三藩部卒，连同眷属200多人迁入。据笔者实地调查，康熙年间调入茂兴等地驿站的主要有“吴藩”部卒和“尚藩”族人。其中，尚之信四弟之节（支谱作之杰）后人藏有支谱。据《尚氏宗谱》，之节在尚之信麾下任副都统，“于康熙庚申年（十九年）因长史李天植等一事被难”。他死后，眷属子弟被迁徙到茂兴充当站丁。肇兴县博物馆今藏站丁杨氏家传“大周”三年五月“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按，即吴三桂）”授杨有名的“守备”札付。《奉天通志》引《绥中志》说：“边台、驿站、网户三项旗人，系清初三藩降卒，当时由云南拨来八百四十八户，分布边台守边挑壕，驿站传递文书，网户捕牲罗雉。”三藩余部安插东北台、站人数不详，但范围颇广，人数较多，当无疑义。康熙《大清会典》卷100《兵部二十》载关外驿站65处，其中24站系奉天将军（后改盛京将军）所辖，22站系宁古塔（吉林将军）所辖，19站系黑龙江将军所辖。该会典为康熙二十九年内府刻本，又说明，在三藩旧卒调入的短短七八年间，东北边疆的驿站建设获得长足的发展。
清制，各站官均为旗籍。每站设站官1员，下设笔帖式、领催。各站之上，每路设总站官领之。大站设壮丁25名至50名，小站设壮丁10名至15名。康熙二十九年，选驿站优异壮丁于旗下披甲。西清《黑龙江外记》卷3载：“吴尚耿三藩旧户，站上居多，故皆无仕进之例，不应役则自食其力。”这些站丁虽隶属驻防将军，但身份地位低于驻防汉军，是东北旗人中身份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五）发往盛京、吉林、宁古塔安插。前文提到，清廷对逆贼子弟中从宽免死人犯，一般发遣东北边地，或为奴或充当庄丁、牲丁。如刑部题请，逆寇谭弘之子谭天伦等9人即行处斩。康熙帝认为，逆贼子弟应照定律正法示众，但其中有身与其事行恶者，亦有无知连累者，若一概置法，尚觉可悯，命将谭天伦正法，陈朴等8人从宽免死，拨给移住盛京披甲新人为奴。
一些罪臣、罪将最初被编入内务府上三旗佐领、管领下披甲，但清廷认为如此处置不足以蔽其辜，旋即改为押解边外，披甲或充当壮丁。如编入徐廷弼佐领下的原总兵杨来嘉、李万春佐领下的原总兵官刘彦，均系未给钱粮的苏拉（闲散）；还有陶迈管领下原太仆寺卿王吉正、五十八管领下原长沙府副将黄正清等，均因反叛罪编入管领。奉清帝谕旨，此等人不可留于该处（指京师），令遣往盛京，交付该处佐领等披甲。刘彦等行抵盛京不久，盛京包衣佐领又奉谕令，将其与妻孥仆妇一起，由兵部驿解，遣往吉林乌拉充当采蜜壮丁。同行的还有王吉正、杨来嘉、黄正清等3户家口。又有正黄旗佛保佐领下耿精忠之子耿显祚（已处死）妾陈氏、三子及家仆等，由内务府派遣甲兵押送盛京，交付包衣佐领三官保，后者再派兵丁押送打牲乌拉，交付总管满达尔汗。这类女子根本没有独自谋生的能力，应是拨给穷兵为奴，或强行配给穷丁为妻。
自顺治年间起，清廷即有发遣人犯安插关外之例。发遣地先是距离较近的盛京、尚阳堡，以后逐渐转向路途更遥远、条件更为艰苦的苦寒之地吉林乌拉、席北、宁古塔等地。顺治十八年（1661）令，凡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俱流徙宁古塔。康熙十八年（1679）议定，凡军罪，及免死拟流人犯，俱安插于乌拉地方。清廷平定三藩后，将一批又一批免死减等重犯遣往吉林乌拉、宁古塔等处，充当壮丁（牲丁）或为奴。仅康熙二十四年（1685），遣往打牲乌拉的三藩汉人就有六拨，665口。其中四月的一拨，由刑部遣送乌拉丁妇男女孩254口，途中逃跑9人，死亡6人。
庄丁杨凤保等，原系定南王孔有德佐领下人。清廷户部以孔王无嗣，强行将其佐领下壮丁161人编户，编入内务府。因他们居住在盛京，遂交盛京包衣佐领办理。后者不查缘由，将其编为7庄为奴。杨凤保等人强烈要求拨出官庄，恢复旗丁身份。数年中多次投诉、两次进京呈控无效，迫不得已，乃煽动庄丁罢垦。清廷内务府、盛京三佐领往来审理此案，前后延宕九年之久。康熙三十五年（1696）正月，盛京包衣佐领奉旨派出官兵，将杨凤保等为首四人抓捕到案，连其眷属共18口，发遣打牲乌拉充当牲丁。
打牲乌拉是苦寒之地，条件远较盛京艰苦。康熙二十一年（1682），玄烨东巡至乌拉，见当地风气严寒，发遣人犯不习水土，难以资生，曾谕令将免死减等人犯仍发尚阳堡安插，但反叛案内应流人犯除外，其中应包括三藩汉人。
自清初以来，宁古塔即为发遣流人之地。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刑部议，巡抚韩世琦并无将李棠严刑，欲为置之死地。李棠却击鼓诬告，拟流徙3000里。康熙帝认为李棠“前曾从贼献策，自以为大儒。见贼势就灭，方来投诚，并未稍存臣节”，谕命入旗流徙宁古塔。伪将军缑成德，原议押送到京处绞。康熙帝认为他非首恶之人，命免死，减等发落为奴。又谕令：缑成德不可留此，遣发宁古塔、乌拉，置之极苦之地。如王吉正、杨来嘉等，已一一发遣。原任广西巡抚陈洪明从逆，原议革职立绞。康熙帝认为他“深负国恩，受贼伪职，又具启与吴三桂，情殊可恶，理应正法！姑从宽免死，流徙宁古塔，籍没家产入官”。除了三藩逆犯，八旗官员贻误军机，事后追责，亦有流放宁古塔的情况。他们虽然同系免死减等人犯，但遣戍罪名、在戍身份与实际处境均有所不同。
（六）编入内务府管领、官庄。康熙帝将大批“罪藩”人口编入内务府管领、官庄，对其规模、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管领是内务府上三旗，又称包衣三旗的基层组织，其官员亦称管领（booi da）：“掌供在内之物役。凡宫中之事，率其属而听焉。”内务府三旗初设管领20个。康熙三十四年（1695），增至管领30个。据笔者对《内务府奏销档》三件档案的考察：在内务府30个管领中，至少有23个管领安插有“罪藩”“罪臣”家人。但以后看到的此类记载甚多，足证其余各管领内也安插有“罪藩”家人。管领下人包括大量工匠、柏唐阿、妇女，在京城内务府各衙署和盛京三陵等处从事各项劳役。内务府官庄（皇庄）的主体为庄丁，在庄头管理下从事农业生产，并承担诸多劳役。关于三藩汉人编入内务府管领、官庄，沦为皇室包衣的总体情况，笔者已撰专文，此不赘述。在此，仅就三藩汉人在各地的编庄情况略作补充。
1.自大凌河至盛京一带。从档案记载看，三藩余部发遣东北，拨入盛京官庄的人口最多。康熙二十一年以前，自山海关至大凌河陆续编设官庄，而大凌河、盛京之间尚无官庄。同年，决定将三藩籍没人口，自大凌河至盛京，编设60庄。其中，广宁以西4庄归京城内务府会计司管理，广宁以东56庄归盛京包衣佐领管理。同年秋，遣户部、内务府会计司官员会同盛京户部、包衣佐领实地踏勘，考察设庄事，包括官庄设置于新垦地；庄头于籍没人内或旧庄额丁内选授；每庄编15丁，总计900丁；每庄10牛，共给600牛。
新设官庄壮丁从京城三藩汉人中调拨。康熙二十二年，内务府奏报：“因罪拨给”盛京粮庄充当壮丁的三藩家人共计34户219名口，分散在11个粮庄内。其中，尚藩家人最多，30户190名口，耿藩家人1户7名口，吴藩家人2户17名口，巴图鲁公家仆1户5名口。这些壮丁只是编入庄屯“罪藩”家人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籍没人口从京城迁往盛京路途遥远，且半数左右为妇女，故到第二年夏季尚未完成。因为编庄初期条件异常艰苦，部分壮丁、妇女或逃，或亡。有庄头向盛京佐领陈诉称：“将吾等任为庄头，将给与吾等之丁妇25对携往北京城，六月始到家（按指盛京）。俱一年时间未曾耕地，故此等人逃的逃，死的死。现有13丁，尚不足一人之力。眼看纳租赋之期将近，如何完纳主人租赋？”这种情况在新编各庄中相当普遍。
有少数庄丁系由盛京本地籍没人口调拨。如已正法汉军将领祖泽清，原任广东高雷廉总兵官，后叛降吴藩。被清军擒获后，并其子祖良楩械送京城，凌迟处死。诸子家口籍没入官。在盛京等处留有祖泽清旧属丁妇男女共99口，地115垧。内务府奏准，编设粮庄1处，壮丁15人，补足好地120垧。多余壮丁拨补23个旧庄。再如前述孔有德旧部161人，被编为7庄。从康熙二十一年迄三十三年，短短十几年间，盛京官庄增至89处，大凌河官庄增至160处。这是关外官庄的鼎盛期。
2.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外。大凌河至盛京一带官庄自编设以后多不能正常生产，新垦地耕作艰难，官牛大批倒闭。三藩汉人主体为南方人，多数不善耕作，又不适应当地严酷环境，部分丁妇或死或逃，加重了官庄经济的危机。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初六，内务府、户部、兵部、理藩院会议具奏称：“籍没家产入官之人无房，租房居住者多。若将此辈设庄安置，则充为额丁之人不勤勉效力，在本地亦难为生。倘将伊等查核之后到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外居住，不纳官赋，各自尽力为生，则既可养育成长，此等汉人亦得生活之所。”内务府总管随即奏报：自广宁至山海关并无适合耕种之蒿地，若从山海关九门起向东北至虹螺山拓展柳条边，将三山划入边内，可圈蒿地9750余垧、积水荒地1.41万余垧。这些地方原系蒙古游牧地，不事耕种。遂命奉天将军照此拓展柳条边。五月，刑部送到内务府尚之信、吴三桂、吴世璠等旧属丁妇37口。其中，尚之信户下王子朝等15口遣往山海关外三山等地居住；其他人口或给户部，或编入管领、庄屯。
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奏报，送到吴三桂旧属刘德、李友明、吴兵、周世穗、徐艺云等，及其妻孥兄弟家丁仆妇等78口，由内务府分别编入瓦尔达管领，或拨往古北口、山海关外，与已在当地的家人“合族”。
康熙二十六年（1687）三月奏报，兵部、刑部陆续送到已编入曹寅（tsoo in）佐领张文津之伯父张方，发往山海关外安插马造华之兄马造林，发往古北口外安插王五之兄王自常、王自长之叔王华先、郭永茂之弟郭永志、马新德之弟马俊德，包括其妻孥丁妇奴婢等共计52口，分别安插于其亲属所在庄屯（“合族”）。同期，在山海关、古北口外安插的还有伪总兵吴敬及伪参将、伪游击、伪都司、伪守备、闲散（白身）等11人。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奏报，兵部、刑部陆续送到发往古北口外安插王宏齐之侄王玉、编入费扬古佐领之商人刘英弟之弟刘世宏等共计25口，使其合于各自叔、兄。送到吴三桂户下王大宾等12人、已死罪犯李群万之妻。镶白旗八十佐领原都统马奇出面送到户下御前披甲乌金泰，云南军前携来吴世瑛户下彭国柱，先前送到沈上达户下李世济之妻，尚之信户下麦奇峰之子、甘生等丁妇人口，分别编入管领或庄屯。从后续奏报看，安插上述地区的籍没人户、入官汉人并未像当初议论的那样不纳差赋，使之散居为生，而是照例编入庄屯。仅在山海关外三山一带，内务府就将三藩汉人编设了30个新庄。
同年七月奏报，兵部、刑部发往古北口外安插刘时贞之弟刘时忠及家奴壮丁2名，已编入桑格管领杨永祖之孙杨吕儿，已编入挠穆齐管领张胜孝之弟张志平，令与各自祖、兄“合族”；又送来吴三桂属下苗国玺等丁妇7人，编入庄屯；逆犯王熙养之妻刘氏存于管领，赐乌拉无妻牲丁。
3.宣府、固安、京畿卢沟桥等处。康熙二十五年，将靖南王耿精忠在宣府的土地编设10庄。包括宣府城内的草场，各衙门、庙殿等房基地，每丁各给6垧。其余7顷47亩地征银69两9钱4分，粮2石1斗余。将定南王孔有德在宣府右卫地630垧，先前籍没孙延昌在底司里地25垧，编为4庄，每庄15丁、8牛；固安县朱村有地90晌，编设半庄1（豆秸庄），编7丁、4牛；广宁门外卢沟桥黄庄、三教寺、高粱村等处有地52垧5亩，每年收取租粮。
4.沧州。康熙二十五年，已编入禅布管领的原尚之信包衣叶福兴呈请说，自己在沧州有300垧地，一年征租仓石30石，折合60余两银，有壮丁10余。若授自己为纳银庄头，甘愿不受领耕地、牛种、饲料、壮丁、口粮，每年交200两银。内务府奏准，照例蠲免一年差赋。尚藩原籍衡水，距沧州不远。叶福兴所携土地丁牛或为尚藩旧属。而他自荐为内务府纳银庄头，类似于清初带地投充性质。
以上，根据内务府档案，就三藩汉人编入各地官庄（这里主要指粮庄）情况略作概括。需要补充说明以下几点。
1.内务府将三藩汉人编庄，重点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外及盛京一带。当时，仅古北口、喜峰口外、山海关内外就有422庄。其他如直隶、畿辅等地，也设有众多官庄。在各地官庄中究竟安插了多少三藩汉人，及其具体分布情况，仍有待更多史料的挖掘。
2.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盛京庄丁大批随征，关外官庄一度减少。圣祖继位，盛京地区有官庄27处。康熙《盛京通志》记官庄169处，辽河以东81处，盛京内务府司之；辽河以西89处，京师内务府司之。此官庄，当指粮庄。又记盐庄3处、靛庄11处、棉花庄46处，皆盛京内务府司之。康熙《盛京通志》记事，截止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反映三藩余部发遣东北后，内务府官庄迅速增加的事实。内务府档案载，康熙二十至四十年间，盛京官庄由25个增至91个。20年间官庄增长近4倍，主要是三藩汉人编入的结果。
3.新庄多由三藩汉人集体编设，如前文所述叛将祖泽清丁编设的1个庄，孔有德丁编设的7个庄，耿精忠丁编设的10个庄，尚之信丁编设的1个庄。也有一些新庄，系由不同来源的三藩丁妇及若干旧庄丁攒集而成。在新庄中，还安插了一些遭到清算的满洲旧贵族如巴图鲁公鳌拜等人的旧丁。官庄由庄头组织生产，庄丁向内务府缴纳沉重的差赋，并承担诸多劳役。作为皇室包衣，他们的最高领主是“满洲”皇帝。
三、历史影响
康熙帝采取多种方式处置三藩余部，在彻底化除三藩余部尾大不掉隐患的同时，还实现了多项战略目标。
（一）加强了南北疆军事防御，构建八旗驻防的整体布局。清入关初，八旗军队主要驻扎在京城与畿辅一带。在中原内地，太原、德州、西安、江宁、京口、杭州等地虽有八旗驻防，但军队经常调动，未形成稳定制度。随着全国实现统一，原来盘踞一方的三藩势力被彻底剪除，军事编制划一。康熙十九年，清廷利用尚藩、耿藩的一部分旧卒，并调入一部分汉军兵丁，组建广州驻防、福州驻防。成为震慑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力量。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月，清廷会议荆州、江宁、西安等处驻扎满兵事。康熙帝说：“江宁、西安官兵互相抽调，驻扎道路甚远，恐致驿站扰累，兵民交困。”大学士明珠建议：“荆州适中之地，应将江宁、西安官兵各调一千驻扎荆州。其现自京城发往荆州官兵内，应分拨一千名发往江宁，又一千名发往西安。如此则路途适均，兵民不致扰累。”清廷在荆州设立八旗驻防的同时，还加强左右两翼西安和江宁驻防。由此，逐步构建起八旗驻防在全国的布局。
（二）为中俄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明末清初，沙俄势力侵入黑龙江流域。清廷平定三藩，国家日趋稳定，清廷开始筹划反击沙俄入侵。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为加强东北边防，令将军巴海驻瑷珲，副都统萨布素驻呼玛。同时，在旧驿路基础上增设新驿站，随着三藩旧部的调入，东北地区的驿站建设获得长足发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中俄雅克萨之战告捷。驿路的规划与延伸为对俄作战提供了有力的通信和后勤保障。
（三）促进东北地区的开发建设。三藩余部调迁东北，编入官庄人口最多。仅按康熙二十二年关外新编60庄推算，每庄额丁15人，加上妇女、子女，即以每丁4口（夫妇、2子女）估算，约有3600口。还有发遣打牲乌拉充当牲丁、在宁古塔为奴之人口，在海城的两个尚氏守墓佐领等。三藩壮丁大批调拨驿路、驿站，逐渐形成“站上人”群体。雍正年间，续置茂兴至呼兰驿道（东南驿道，俗称呼兰道），使驿路干道更为完善。到近代，以各驿站为中心，逐渐形成居民点。在位于驿路枢纽的今肇兴县境，曾设有六站。几百年间，“站人”后代不断繁衍，迄今已有十几万，约占全县人口1/3。这充分说明，清代驿路与站丁在东北边疆开发，尤其在城镇兴起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体看，康熙时期君臣高屋建瓴、运筹帷幄，多方处置三藩余部，卓有成效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失为清朝统治由大乱走向大治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而清廷处置三藩余部途径不一，后者的归宿亦不尽一致。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在著名的汉军出旗谕中特别提到，汉军中有“三藩户下归入者”一项。并谕令，除清初“从龙入关者”继续留在旗内，包括“三藩户下归入者”在内，他如“定鼎后投诚入旗”者、“缘罪入旗”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招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以及随母因亲之类，“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随即，广州驻防汉军佐领的全部、福州驻防汉军佐领的半数、京旗汉军佐领之一部分，均在此谕令下回归民间。
乾隆九年（1744）至十三四年间，清廷鉴于以领主制为主导的内务府官庄经济一蹶不振，决定将口内外庄丁数万余口陆续放出为民，其中就包括官庄中的三藩汉人及其后代。仍旧留在官庄的壮丁，主要是庄头子弟和同姓族人。他们在经济上可以承领官地，自种或者出租，政治上可捐纳功名，应试为官。这说明其身份地位上升，有异于往昔的包衣（奴仆）。清廷复于乾隆二十一、二十七、三十六等年，陆续将内务府上三旗、下五旗王公府属汉人包衣，以及另记档案、开户人等次递出旗为民。通过上述渠道，内务府汉人包衣殊途同归，脱离旗籍，回归民间。留在内务府的少数包衣，身份地位也有所提高。这不仅是满洲领主制经济日愈衰落的结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社会满汉关系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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