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體與戰爭——明清厭砲之術「陰門陣」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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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9 09:49:11

蔣竹山*

 

就筆者所見,目前有關陰門陣的研究已有James Parsons、澤田瑞穗、相田洋、李建民、及Paul A. Cohen等人為文探討,其中以李建民較為深入。本文即以這些研究為基礎,進一步探討女體與戰爭的關係。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一)以女性裸體為主的陰門陣的內容及特色為何? (二)女性的身體為何具有厭砲的能力?(三)何種身分的女體具有厭砲的能力?總的來說,陰門陣提供了我們探討明清的女體與戰爭關係一個相當好的例子。我們認為,日本學者澤田瑞穗與相田洋的「以陰剋陽說」似乎並不足以完全解釋陰門陣現象。當我們把視野擴大至女體與厭勝關係時,義和團團民的心態反映了明清婦女裸身所具有的污穢象徵意義,而這套觀念自明末以來被運用在戰事上。義和團運動時,裸婦被視為是保護洋砲,破除法術的主角,這和明末清初以陰門陣抗砲所隱含的觀念相類似,都認為女體¾¾尤其是裸婦具有厭勝力量。義和團的這種視女體污穢的觀念正可解釋為何在明末以來的戰爭中,會出現用裸婦來厭砲的陰門陣現象。

 

關鍵詞:女性 身體 戰爭 陰門陣 術數 巫術 火砲 婦女史 身體史

 

一、前言

 

(保姆)……說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擄的,擄去做小長毛。還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擄。」

 

(魯迅)「那麼,你是不要緊的。」我以為她一定是最安全了,既不做門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況且頸子上還有許多炙瘡疤。

 

「那里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么?我們亦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砲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1]

 

這是一段魯迅小時候與其保姆阿長的對話,其中「長毛」泛指洪秀全的太平軍及一般的土匪,文中描述清末太平天國之亂時,阿長被太平軍叫去裸身站在城牆上抵禦清軍,原本魯迅以為他保姆只有滿肚子的煩人禮節,卻不料她還有如此偉大的抗砲神力,從此以後對她產生特別的敬意。類似太平軍這種以婦女裸身方式對抗大砲的方式,明末以來有其專門的稱呼——「陰門陣」。有關陰門陣的記載,在目前有限的資料中,大致可上推至明末。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 H. van Gulik,1910-1967)曾於《中國古代房內考》提到此種現象:「十七世紀早期,殘暴的軍閥張獻忠(1605-1647),作為當時為四川省的主要軍事統治者,曾將被屠殺的裸體女屍暴露於被圍攻的城外,想用它產生魔力,防止守城者的砲火」。他的資料來源主要是轉引美國研究明末反亂的學者James Parsons一九五九年的研究,[2]這種以婦女裸身方式抗砲的例子,在張獻忠之後不僅有增多的趨勢;而且對此現象的指涉更為明確,「厭砲」、「陰門陣」的名詞屢見於後來的戰事文獻中。本文所謂的「厭砲」則指與火砲有關的厭勝法術「陰門陣」,它不僅可抗砲,亦可助砲。「厭」有鎮壓、鎮服、壓抑及禳除之意,意指以強力鎮壓、逼迫、排除某種東西,使之屈服而取勝。嚴格來說,所謂的「厭勝」之術,並非單指某中特定法術,而是泛指在手段及方式上帶有強制性的法術。依林富士的看法,其施行的目標和目的可粗略分為疾病、水災、火災、生育、權位、戰爭及謀殺七種[3]。本文的陰門陣則屬於戰爭類中的一項。

 

相較於中國,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亦有類似的例子,但內容與意涵皆與陰門陣不同。在一七九二年法國報紙的一幅漫畫中,圖中法國貴婦裸露下體及臀部,而雅各賓黨(Jacobins)手執象徵男性性器官的臘腸與奧地利軍隊對峙,這幅漫畫表達了男性對當時的政治及女性角色轉變的焦慮與恐懼(見附圖一)。Lynn Hunt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思考性別與政治或軍事間的關係。[4]就筆者所見,目前有關陰門陣的研究已有James Parsons、澤田瑞穗、相田洋、李建民、及Paul A. Cohen等人做過探討,但以李建民的〈「陰門陣」考——古代禮俗筆記之二〉較為深入。[5]本文即在上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女性、身體與戰爭的關係。[6]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 (一)以女性裸體為主的陰門陣的內容及特色為何? (二)女性的身體為何具有厭砲的能力?(三)何種身分的女體具有厭砲的能力?

 

二、 女體與火砲

 

(一)陰門陣的出現

 

女性自古以來在戰事上即從未缺席,其職司從女將、女兵到軍妻、軍婦、營妓、軍伶皆有。顧頡剛曾說:「古代平民女子亦能當兵,執干戈,且從事守城者倍多於丈夫也。」[7]這個說法近來已由大陸學者王子今的著作《中國女子從軍史》得到印證。[8]但女子參與戰事最特別地莫過於明末以來藉裸體婦女對抗火砲及法術的陰門陣。

 

目前所見資料中,最早的陰門陣例子並非如日本學者相田洋所說,是萬曆二十八年(1600)的楊應龍之亂;[9]而可再往上推至萬曆元年(1573)李錫平清州的瑤、僮、伶及侗族之亂,關於該戰役,《明史》記有:「……賊奔大巢,亙數里,崖壁峭絕,為重柵拒官軍,鏢弩矢石雨下。婦人裸體揚箕,擲牛羊犬首為厭勝。」此段資料雖然沒有直接提到西南少數民族婦女裸體拿著箕器是對抗官軍的火砲,但從史料「李益徵浙東鳥銃手」看來,應有以厭勝之術來對抗火砲的可能性。[10]至於楊應龍之亂,遼東巡撫李化龍(1554-1611)於《平播全書》中提到:「酋用邪術,令婦人數百人排立高處,去衣執箕,向我兵扇簸,而賊鋒甚厲,我兵即以狗血潑之。」[11]此處的「酋」,指的就是明末四川播州民變主腦楊應龍。[12]這兩條資料提到幾個現象,(一)陰門陣的陣法主體是裸身的婦女。(二)裸婦手拿箕器搧動,並丟擲牛羊狗的頭來厭勝。(三)官方對陰門陣的回應則採取傳統數術灑狗血方式。特殊之處是婦女裸身,並拿著「箕器」在扇動,這是在明以前的戰史中從未有過的現象,在此之前的戰史,頂多像元軍猛攻朱元璋時,採用「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的心理鎮嚇方式而已。[13]針對反亂軍所施行的陰門陣,李化龍所採取的做法是灑黑狗血的方式。關於這種做法,《平播全書》中「破賊厭鎮法」有較詳細的描述:

 

為軍務事,據營中報,賊凡遇我兵放銃,即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砲不得中,此厭鎮法也,合行破解,為此票仰分守川東道,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知會,以後遇此令,軍中即斬黑狗血灑之,法立破。[14]

 

這段引文更進一步提到了,反亂軍所使用的陰門陣,主要對付的是官軍的火砲,只要官軍一用火砲,反亂軍就立即令營中婦女脫去身上衣物,以箕扇之。反亂軍以厭法對付官軍槍砲,一個可能就是雙方武器相差太過懸殊,從《平播全書》中我們可發現楊應龍陣營,並無任何火器。[15]官方對於此種陣法,只知是一種「厭鎮法」,尚未明確地提出「陰門陣」的說法,可能此時「陰門陣」尚未普遍的緣故(表一,案例1)。

 

有關楊應龍反亂軍使用陰門陣一事,方以智(崇禎十三年1640年進士)的《物理小識》亦提到:

 

李霖寰大司馬征播,楊應龍敗逃囤上,李公以大砲攻之,楊裸諸婦向砲,砲竟不然,此受厭法也。崇禎乙亥,流賊圍桐城,城上架砲,賊亦逼人裸陰向城,時乃潑狗血、燒羊角煙以解之,砲竟發矣。故鑄劍、鑄鐘、合至丹藥,皆忌裙釵之厭。[16]

 

方以智在此很清楚地指出,火砲無法發射是受到婦女裸身的厭勝之法的影響,並類比至古時的鑄劍、鑄鐘及製作丹藥,都是嚴禁女性參與。到了崇禎年間,陰門陣的事例逐漸增多。這條資料另外所提的崇禎八年(1635)桐城之亂,指的是張獻忠隨著闖王高迎祥連破河南、江北諸縣,並進入安徽,克穎州,破鳳陽等地一事。[17]面對張獻忠軍隊的咒術,桐城官軍不只採取類似對付楊應龍之亂時的潑狗血行動;亦透過燒羊角煙的方式來反制。

 

陰門陣除了以婦女裸身抗砲以外,有時亦會參雜其它厭勝法術於其中,例如崇禎二年的貴陽之亂,當時貴州巡撫李澐率守軍抵禦奢崇明等叛軍的圍攻,叛軍以三丈樓臨城,「用婦人、雞犬厭勝術。澐、永安烹彘雜斗米飯投飼雞犬,而張虎豹皮於城樓以祓之,乃得施砲石。」[18]以雞犬厭勝方式來助攻,倒是首見。更特別的是,官軍對於這種厭勝之術,則採以豬肉混合米飯投飼雞犬及懸掛虎豹皮的法術方式來反制陰門陣。

 

崇禎九年(1636)的例子則對陰門陣的描述更加詳細,崇禎九年正月,張獻忠隨高迎祥等再次下安徽,不久,張獻忠則轉戰河南、湖廣一帶:[19]

 

崇禎九年丙子……癸丑初七,賊四鹵村落,搜山谷,獲婦女,裸而沓淫之,委頓,斷其首。 刳孕婦腹,咸倒埋之,植跗露其私,環向堞數百軀。城上壯士回首不忍視。賊噪攻城,城上鳴砲,砲厭,皆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恐。覺斯立取民間圊牏數百,懸堞向外以厭之,砲皆發。賊大創,無所泄憤,圍益急。[20]

 

此段所描寫的就是張獻忠攻打安徽滁州的殘暴戰況,和前面幾則例子不同的是,這則資料透露了婦女在此次戰役中,不僅裸身,而且被姦淫、殺害、斷頭,甚叛軍將孕婦剖腹,倒埋入土中,只露出其陰部,這種鄉民被迫害的慘狀對城上官兵的心裡震撼相當大,在此挾厭法及心理作用的戰略攻擊下,城上所發射的砲彈無一成功,或無法發射、或裂開,造成城內軍民嚴重的恐慌。太僕卿李覺斯見此頹勢,亦採取反制的做法,他的方式是收集民間所用的糞器,將其懸掛在城上矮牆上(表一,案例2)。為何便器會被視為可剋陰門陣,下節有較詳盡的討論。

 

(二)陽門陣的反制

 

張獻忠之亂時所採用的陰門陣可視為陰門陣的雛形,儘管他並非第一個使用陰門陣的叛軍,但由於該次戰役的震撼性,加上他在當時反賊中的聲望,這種陰門陣的厭勝方術很快就傳遍其它地區。之後,女體與戰爭的關係有日趨複雜的趨勢,其中,陽門陣的出現即是最明顯的例子。

 

目前所見最早出現「陰門陣」名稱的例子是明末大將李光壂(1596-1662)的《守汴日志》,該書記有:「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賊用陰門陣,城上以陽門陣破之,多備鍬橛,每日就賊掘處,城上分中掘透。賊趨婦人,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上點大砲,悉倒泄。城上令僧人裸立女牆叫罵,賊砲亦倒泄」。[21]崇禎十五年(1642)一事,指的是李自成三次率軍圍攻開封,李光壂當時身在開封,不僅目睹李自成等農民軍圍成的全部過程,而且與明朝開封守臣高名衡、黃澍一道,謀劃守城防務。開封第二次被圍時,他擔任左所總社,第三次被圍時,則負責義勇大社總巡事務,日夜隨守臣巡城,崇禎十五年九月,黃河決口,開封淹沒。李光壂可說是全程經歷了開封被圍的全部實況。這條例子不僅首次提到陰門陣,亦提到「陽門陣」這個名詞,所謂陽門陣,在此使用的方式是叫僧人裸體站在城牆上對敵軍叫罵,其效果如同陰門陣一樣,可令火砲失效。僧人被視為具有反制陰門陣厭勝的能力,似乎有以陽剋陰的對應關係(表一,案例3)。

 

此事在之後的清代筆記中亦有記載,可見在當時相當受到矚目。例如《豫變紀略》記有:

 

崇正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懷慶地震,時賊圍攻甚急,守亦甚嚴,雖張許之守雎陽不如也。砲石如雨,中則麋爛,賊患之,乃驅眾婦人,裸而立於城下以厭之,謂之陰門陣,城上之砲皆倒,洩而不鳴,城中將吏乃急命諸軍,裸立而燃砲,謂之陽門陣以破之。賊之砲石亦倒洩而不鳴,異哉﹗陣名自蚩尤、黃巢以來,攻戰多矣,未嘗聞此也。[22]

 

《三岡識略》對此事亦有詳細的記載:

 

先是流寇圍汴粱,城中固守,力攻三次俱不能剋賊,計窮搜婦女數百,悉露下體,倒植於地,向城謾罵,號曰陰門陣,城上砲皆不燃,陳將軍永福取亟取僧人,數略相當,令赤身立垛口,對之謂之陽門陣,賊砲亦退後不發,詳見李光壂汴圍日錄中,後群盜屢用之,往往有驗,嘗考黃帝、風后以來,從無此法,惟孫子八陣中,有牝牡之說,此豈其遺意與?[23]

 

這些資料透露了幾個訊息,第一、陰門、陽門陣後來亦被清代的盜匪所沿用,第二、明末之前的戰役未曾見過有此陰門、陽門陣法。據董含的看法,這個陣法與孫子兵法中的牝牡之說類似。就在李自成於河南圍攻開封的同時,張獻忠則一直在安徽舒城、霍山、合肥一帶進攻。清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對此記有:「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於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縣裸婦數千,詈於城下,少媿沮即磔之。攻三日而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之兇惡,一至於此」。[24]崇禎十七年(1644),張獻忠轉而進攻四川,同年六月佔領了重慶,亦使用了陰門陣:「賊圍城之第一日,命一人至城下說降,城中守者不應,第三日,賊命兩婦人裸體在城下穢罵,城上亦不解何故」。[25]

 

綜合上述例子,我們會發現叫裸婦在城下辱罵官兵,似乎成了一定的模式。陰門陣除了在明代常被反亂軍所用外,我們亦可發現官方襲用此陣法的例子,例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東王倫清水教之亂時,王倫軍隊圍攻臨清新城,城上清軍所發銃砲皆無法擊中王倫軍隊,遂叫婦人裸身,並配合灑雞血的方式來厭勝,最後才擊退敵軍的火車攻勢。[26]對於此事,清代檔案亦明確記載了類似場面,乾隆皇帝還過問此事。大學士舒赫德在奏摺中有詳細的記載:

 

臨清西南二門俱有關聖帝君神像,縱有邪術不能勝任。然起初施放槍砲,則竟敢向前,葉信因想起俗言黑狗血可以破邪,又聞女人是陰人,亦可以破邪,是以用女人在垛口向他,復將黑狗血灑在城上。那日放槍即打著手執紅旗的賊目,各兵踴躍放槍砲,打死賊匪甚多……。[27]

 

這條資料明顯的提到,清軍認為敵軍在砲火的攻擊下,竟然不畏火砲,繼續向前,必定有邪術助仗,守軍協副將葉信聽聞黑狗血及女人可破邪,遂叫女人立於城牆上向著敵軍,夾以黑狗血潑灑在城牆上,火砲效力才陸續發揮功能(表一,案例4)。對於此事余蛟的《臨清寇略》有進一步的說明,他提到,當時有位身穿黃繗馬掛,佯稱王倫之弟的四王爺,右手執刀,左手拿旗,面對臨清城數百步,口中念念有詞,當砲彈快要距離他一兩尺時就墜地,就在官兵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有一位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開內衣,以陰門面向四王爺,同時命官兵開始燃砲,遂見落地的彈丸忽躍而起,擊中四王爺,此法被認為可破王倫軍的妖術之後,官軍遂令一些老弱妓女,裸身依憑在城牆上,並潑灑雞血、糞汁,此後砲無不發,發無不中(表一,案例4)。[28]

 

此外,《六合內外瑣言》一書亦提到:

 

妖人汪崙施藥煽愚民,搆禍齊州,凡十女弟子而兩傳,妖領之,凡五十人而一騾,渠乘之,破三縣,圍清淵城。……是時統軍荊公,以天子命率王師解清淵之圍。公善韜略,先斬一大將軍,軍中股栗,無或敢退避者,賊至薄城,公命以大砲擊之,賊以女弟子厭砲咽其聲,公大驚曰:『此陰門陣也,須破之。』令城中卒剃下體毛,置砲中,擊死賊無算。賊又令小男子,年十五以上者,裸體執弩矢,射城中,多死傷,公曰:『賊猖獗以陽門來乎?』令以群娼列於城上,露其陰,老陰少陽,小男子敗矣。[29]

 

此處的「妖人汪倫」指的就是上述的王倫,一句統軍荊公的「此陰門陣也,須破之。」道出了陰門陣在當時戰爭中,已是一項常見的戰術,陰門陣/反亂軍及陽門陣/清軍的對應方式並非絕對的,有時亦會出現相反的場面。清軍在面對王倫之亂女弟子的陰門陣攻勢時,採取剃士兵下體毛置於砲中的方式對付女弟子軍的法術;王倫軍則反命年十五歲以上的小男子,裸體手執弓弩射向城中。面對王倫軍的反制,清軍又叫年老妓女站於城牆上,暴露下體的「陰門陣」方式來厭勝敵軍(表一,案例5)。

 

有關陰門陣的事例一直到清末都未曾中斷,例如祡萼在《梵天廬叢錄》中就記有他轉錄當時筆記中一條名為「婚人厭砲」的資料(表一,案例9):

 

光緒甲午春,四川順慶土匪作亂,徐杏林時以全省營務處代理提督,適患卒疾,遣部將馬總兵雄飛帶兵平之,一日,戰未畢,忽見對陣之匪擁出婦人數十,哭聲震天,官軍大砲竟不燃,此見諸近人筆記者,名曰婚人厭砲,昔讀《六合內外瑣言》,亦有婦人裸以厭敵之說,誠不值通人一笑,此種邪說,流傳甚久,亦甚廣,時至今日,尚有信者,可憂也。[30]

 

在這條資料中,柴萼亦提到了他曾在《六合內外瑣言》中讀過相關的記載,並認為這樣的裸婦厭砲的法術流傳甚久甚廣,直到當時都還有信眾。陰門陣可以厭砲的說法不僅流傳於地方,甚至連中央權臣亦深信不已,例如清人高樹在《珠巖山人三種》就提到一首詩,詩云:「八卦由來屬太陰,肉屏風下陣雲深,何時玄女傳兵法,欲訪青州張翰林」,這首詩後面有一小段註解說到,山東張翰林曾經告訴相國徐蔭軒,東交民巷及西十庫曾有洋人叫婦人裸體圍繞,以禦槍砲的例子,當時聞者皆匿笑,徐蔭軒卻對此深信。文後高樹又以一詩「學守程朱數十年,正容裝論坐經筵,退朝演說陰門陣,四座生徒亦粲然。」提到徐蔭軒在宮中講說陰門陣的勝況。高樹的註解是,徐蔭軒在公開場合講程朱理學,並擔任大阿哥的塾師;私下則對各翰林講說陰門陣。高樹最後還提到,他曾聽豫瞎子說,有位樊教主曾割教民婦女陰部,排列陰門陣以禦槍砲(表一,案例10)。[31]

 

厭砲之術到了中英鴉片戰爭時,成為清軍對付英國船堅砲利的方法之一。當時清軍認為英軍從風波搖蕩的海上進攻,還能將砲彈準確的擊中清軍,而清軍卻不能,其中必有善數術者在其中作法。清軍將領遂令保甲收遍附近所有婦女便器作為厭勝的器具,載於木筏上,便器口向前,竹筏則排列在英軍船艦前面(表一,案例6)。[32]目前有關太平天國時期的這部份料尚不多見,但根據日本學者鈴木中正的太平天國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在安徽潁上縣,曾有官兵叫數十名剛滿月的產婦,身穿紅衣,手執符咒,站在城牆上,果然使得太平軍的火砲頓然停止轟擊(表一,案例8)。[33]

 

(三)陰門陣的厭勝特色

 

根據上述陰門陣的探討,可綜合出以下幾點特色:

 

1.據目前所見資料,筆者推測陰門陣的明確陣法源始於明末流寇之亂 時。一方面是因為火砲普遍用於官軍的討伐戰役中所造成的重大震撼及殺傷力;另一方面是當時亂事的根據地大多起於西南地區,此種厭勝陣法與少數民族的巫術及民間宗教特色不無關連。[34]

 

2.陰門陣可說是用於戰事上的一種厭勝法術,當敵方使用此套陣法時,必須以相對應的數術陣法來反制,而非正統的兵家之術。陰門陣不僅可對付敵人之槍砲;亦可在當對方使用另一套咒術時,反制對方使其法術失效,例如義和團運動時。透過陰門陣,我們可發現官方所謂的「妖人」、「妖術」,其實就陣法性質來看,官/妖之間並未有多大的區別,想對地,所反映地只是官方對以宗教方式反抗國家權力的邊緣勢力的污名化。[35]

 

3. 陰門陣的主體為裸露的女體,且特別強調「女陰」部份,凡與女性性器官有關的經血、經布及便溺穢水皆可當作厭勝之物。此外,一些法器(箕器)和動物(牛羊狗雞的頭)亦可加強陰門陣的厭勝功能。箕器在古代和「帚」一樣,除了當一般日常生活中掃除污穢之物的器具,並具有在祭壇中擔任拔除穢物的祭器用途。[36]此後,到了隋唐之後,隨著「紫姑信仰」的流行,箕器在扶鸞儀式中所扮演的咒術角色更加明顯。[37]

 

4.在以男性為主體的歷來傳統戰役中,參與陰門陣的婦女大多以被脅迫性成份居多。文獻中,參與者身分大多以「裸婦」稱之,所以要做更細緻的分析稍嫌困難;不過有些身分特殊者¾¾孕婦及妓女會被特別強調;這或許是因為前者帶有即將孕育生命的力量,這些被視為是有威脅性的;[38]至於妓女,一方面可能與她負面的社會形象有關,另一方面,妓女因從事性工作,身體的污穢可能被視為較一般婦女要高,從以陰剋陽或污穢的角度來看,這或許帶有較常人更具威脅性的厭勝力量。

 

5.反制陰門陣的方法亦琳琅滿目:(1)動物血液或器官﹕如灑黑狗血、雞血、羊角煙。對於「狗血」所具有的厭勝功能,明末醫家李時珍(1518-1593)於《本草綱目》的解釋是:「術家以犬為地厭,能禳辟一切邪魅妖術」。李時珍認為這樣的觀念早在先秦時就有,像秦德公殺狗礫四門以禦災的例子,[39]《風俗通義》則記有當時人殺白狗血題門以辟不祥的例子,[40]可見狗血具有驅邪功能的觀念可上溯自先秦時代。民國初年漢學家J. J. M. de. Groot的中國宗教調查報告中提到,狗血如同雞血或鴨血一樣,具有驅逐惡靈的功能。[41]當代人類學家Emily Ahern亦認為,當血液從被屠動物體中像經血一樣流出時,會釋放著蘊含善或惡的威力。[42]羊角煙的厭勝作用,《本草綱目》的解釋是,在入山前燒羖羊的角,則可辟除惡鬼虎狼的侵襲。[43](2)人體排泄物﹕如便溺或懸掛便器。(3)男性性器官:如剃士兵下體毛,裸露十五歲以上男子或僧人陽具的「陽門陣」。[44]

 

表(一) 陰門陣厭勝火砲對應表

 

發生時間

 

對應方式

 

反制方式

 

補充

 

資料來源

 

1

 

明末播州之亂

 

裸婦/火砲

 

狗血、

 

羊角煙/裸婦

 

《平播全書》

 

2

 

崇禎九年(1636)

 

裸婦/火砲

 

便器/裸婦

 

《流寇志》

 

3

 

崇禎十五年(1642)

 

裸婦/火砲

 

僧人/火砲

 

陽門陣

 

《守汴日記》

 

4

 

乾隆三十九年(1744)

 

邪術/火砲

 

裸婦、妓女、雞、狗血/邪術

 

官兵以裸婦助砲

 

《朱批奏折》

 

5

 

乾隆三十九年(1744)

 

1.女弟子/火砲

 

3.少陽/官兵

 

2.男子體毛/女弟子

 

4.妓女/少陽

 

王倫之亂

 

《六合內外瑣言》

 

6

 

鴉片戰爭

 

邪術/火砲

 

便器/邪術

 

《夷氛聞記》

 

7

 

太平天國

 

(1851-1864)

 

裸婦/火砲

 

《朝花夕拾》

 

8

 

太平天國

 

產婦/火砲

 

產婦身著紅衣

 

9

 

光緒二十年

 

(1894)

 

哭婦/火砲

 

《梵天廬叢錄》

 

10

 

義和團運動

 

(1900)

 

裸婦/火砲

 

《珠巖山人三種》

 

三、從抗砲到助砲¾¾女體與法術

 

以往學者對陰門陣厭勝機制的解釋,大多從以陰剋陽的對應關係著手,這種說法以澤田瑞穗、相田洋為主。他們推論陰門陣之所以使火砲失效,是因為火砲是男性陽具的象徵,而女性是陰人,屬太陰,乃對付陽具的最佳利器。[45]關於這種陰陽對立的說法,我們覺得過於簡單化。實在有必要再進一步追問為何女性被視為是陰人?其背後是否還有其它機制在支持這套厭勝的觀念?此外,雖然李建民已兼顧到透過潔淨/不潔的角度來觀察此現象,但只引用了人類學的田野研究來佐證,而未配合文獻來說明當時人是如何看待這套觀點。[46]以下我們嘗試從明清時人對女體的禁忌看法來探討此問題。

 

據李建民的研究,與女體有關的禁忌觀念可上溯至古代,無論史籍或醫書都不乏其例。早在《左傳》中即記有「戎事不近女器」的觀念,[47]而日本學者宮下三郎,更從諸多中古醫書中爬梳出合藥時「小兒、女人、六畜不得見之。」的藥方,[48]李貞德對此現象則進一步解釋說,女性被視為合藥時的禁忌,主要的顧慮是「不驗」(藥物失效),而不驗的理由則是怕被女體污穢,[49]可見視女體為污穢的概念很早就有。然而,透過陰門陣的探討,我們發現自明末以來,這種視女體為污穢的觀念有強化的趨勢;易言之,從對生育/生理的污穢禁忌到戰事上的禁忌,似乎可看出有關女體禁忌的私密性已擴大解釋至公共場域中。

 

(ㄧ)裸婦

 

女性裸身為何會被視為具有厭砲的力量,清末義和團運動時團民的心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對象。[50]一九○○年義和團團民欲燒毀北京的西十庫教堂,但卻意外地波及了附近的數處民居,反之教堂絲毫未損,對於這種結果,團民們普遍的解釋是教堂內有穢物的緣故,他們的說法是:

 

此處與別處教堂不同,堂內牆壁,俱用人皮黏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人赤身露體,手執穢物站於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於牆上,故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沖,神既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51]

 

團民將無法順利施展咒術焚燒教堂的現象,歸因於教民在教堂內令婦女裸露身體、貼人皮、塗人血、剖孕婦,以及從牆上揮動穢物的緣故。[52]類似這樣的資料尚有:

 

1.西什庫則虎神營與義和團合打,亦一月為攻開,則詭云:「鎮物太多,有光椗女人無數在樓上者云」。[53]

 

2.又曰:「昨張登開仗時,教堂置砲七尊於屋上,各以赤體孕婦騎砲鎮之」。[54]

 

3.各洋樓架大砲甚多,每砲皆有一赤身婦人跨其上,所以避砲之法不能行。[55]

 

4.崇信拳匪者傳云:「義和拳與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敵,忽洋人軍隊中有一婦人赤體立,義和拳法術被破,不敢前進」。[56]

 

5.團每戰必敗,或問故?團曰:「每戰輒見洋人隊中,有赤身婦人立於陣前,致法術為其所破」。[57]

 

6.西十庫開仗,忽有赤身婦女走出,團民受傷者眾,樓周圍挂婦人皮,并各穢物,以致團民難以得勝,東交民巷亦用此法。[58]

 

這些資料更直接反映出使團民的避砲法術失效的主因是婦女裸身的緣故。為何婦女裸身會具有和義和團法術相沖的厭勝力量?他們的解釋是女性裸身所帶來的污穢。此外,配合一些與女性有關的穢物,如排泄物(便溺、經血)、衣物(內衣、月布),亦可加深了女性的厭勝能力。

 

女體是污穢的觀念使得婦女成為義和團運動時團民眼中所畏懼的對象。團民認為唯有「紅燈照」才能反制女性這種厭勝能力,所謂:「須待紅燈照來時方可,紅燈照盡是少女幼婦,故不畏髒穢之物耳」;[59]又說:「一切軍器皆不畏懼,槍砲遇之即不能燃,義和團法術雖大,然尚畏懼穢物,紅燈照則一無所忌,與義和團聯合一氣」。[60]紅燈照是義和團的女性結社組織,[61]因為成員是少女或幼婦,所以被視為不畏任何穢物。

 

義和團不僅視裸身婦女是污穢的,而且將此觀念擴大至所有婦女。因此當時女性的行動嚴格受到限制。例如清末仕紳管鶴的《拳匪聞見錄》記有:「自此日起,匪黨不令婦人出門,防污穢也」。義和團除了限制婦女不得任意外出,亦規定外出的婦女必須用紅色布物遮蓋,才得以出行,以防止團民的法術被婦女破除;[62]若坐轎出門,則必須從轎頂至轎簾蒙上一塊紅布。[63]清末仕紳劉孟揚則回憶曾有婦女坐轎出門,因未蒙紅布,所以被拳匪剁碎的慘狀,因此婦女都相戒不敢隨意外出。[64]在緊急時期,義和團還曾下令種種奇怪規定,凡鋪戶居民有婦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門外,七日盤膝坐坑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頭洗面,七日不可纏足,男女七日內宜著紅衣褲,並沿街喊唱:「婦女不梳頭,砍去洋人頭,婦人不裹腳,殺盡洋人笑呵呵」。[65]有時若發生焚燒洋人教堂卻不慎延燒至民房的情形,團民大多會辯稱當時有婦女外出破其法術,亦或是如《拳匪聞見錄》所說:「乃初焚津城教堂,即已殃及四鄰,則曉於眾曰:此鄰家婦人污穢敗法,自取咎也」,[66]於是將罪怪在女性頭上,見到婦女就殺。[67]

 

有時,團民會採取迴避婦人的方式來練習法術,例如:「傳云:『以刀剁身不能破,謂之排刀,初練者謂之過刀。』上至老,下至幼,皆爭相學習,不茹葷,避婦人」。[68]做法時,義和團則令每戶民家須夜夜焚香,唯獨不許婦女執香行禮,深怕婦女破其法術。[69]當時仕紳對義和團以上種種限制婦女行動的解釋是,表面上是為了保障義和團的法術免受婦女的干擾;實際則是在文飾團民法術的無效。

 

(二)月經

 

義和團對女體的看法,除了裸身被視為不潔及污穢外,從女體所排出的「經血」及「便溺」一樣被視為同性質的穢物。例如《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記有:「匪黨傳云: 『方焚該教堂時,有對過某姓婦,出門潑穢水,法術被衝,遂殃及,因此被災之家,不恨拳匪,咸罵該婦焉』」。[70]該書另記有,當天津西門內鎮署前三教堂被拳匪焚毀後,曾傳令各家吃白齋三日,並規定夜間婦女不許出屋,更嚴禁向院中潑「穢水」,以免沖犯神仙助法。[71]這裡的「穢水」指的是便溺或經血,被視為具有辟邪的功能。經血的辟邪作用在中國志怪小說中相當常見,例如《封神榜》中記有江子牙授與手下兵法:「你用瓶盛烏鴉、黑狗血、女人屎尿和勻,裝在瓶內,……此污穢毒物壓住他妖氣,自然不能逃走。」[72]

 

月水(月經),在明代一方面被方伎之士視為是製長生不老藥的良方,[73]例如《菽園雜記》記有駙馬都尉嗜食女人陰津月水一事,[74]而醫家李時珍對當時的這種習俗則嚴厲批判;[75]另一方面月水被民間視為具有某種厭勝能力的穢物。經血所具有的厭勝形象,明清筆記中的記載頗夥,例如《堅瓠廣集》記有一則妓女透過月水來誘惑少年的故事:

 

祝枝山(祝允明,1460-1526)《志怪錄》載一少年狎一娼,娼以其年少,又美且富也,趨奉甚謹,少年惑之,留其家已經歲。一日偶倚樓閒望,見娼自攜一魚以入,私念何不使婢僕,而必自持,因密查之。娼持魚徑入廁中,少年益怪焉,諦窺之,見娼置魚於空溺器中,頃之,又將一器物注溺器中,若水而色赤,亟前視之,乃月水也,乃大恨而別。[76]

 

類似文中妓女以月水注入溺器以達魅惑恩客的厭術,該書作者褚人穫認為在當時北方尤其盛行,此外,若娼家碰到不願接待的尋芳客,則以鹽水投入火中,該男子即自然焦急而去。

 

明清時人除了透過月經施展厭術外,亦可藉其破解其它法術,例如《天津一月記》記有:「西門內有永順米局,相傳聶軍門在落伐與團戰時,懼團法術,曾由永順鋪掌,向妓女覓經布,致破其法」。[77]經血為何具有破除法術的厭勝功能?據民初民俗學家江紹原對中國人的天癸觀研究,他解釋為:(一)天癸是一種污穢之物,與疾病、生產、性交及死屍類似。(二)天癸具有使鬼魅和和邪術家都畏懼的污穢力量。(三)經血與經衣能解毒治病,例如兩性病、急病、受毒。(四)天癸¾¾特別是第一次的天癸,被視為人身的一種精華,與乳汁、大小便等相同,可與其它「人元」及天地精華合製成丸散丹膏(紅鉛)而服用,小之壯陽補血,大至益壽延年。[78]可見,經血不僅有實際做藥的成效;亦是方術家用以辟邪的利器。

 

此外,Emily Ahern在台灣三峽溪南村的田野調查,亦有助於我們理解月經作為一種象徵性污染的概念。他觀察到女性身體的「不潔」及「污穢」會危害身體、家庭甚至社區秩序。在中國社會中,所謂不潔之物指的就是會褻瀆、妨礙人與神連結、接觸的東西。人們以兩種方式來談不潔之物,其一是指從人體內排出的為汙物,例如「經血、精液、尿、糞便、膿瘡等都是髒的」,其中又以經血最具有直接的危險性威力,因為它能孕生胎兒。經血的威力可視為年輕已婚婦女實際社會權力的一種象徵性表現。其二是與生產及死亡有關的不潔。此外,因為神明對不潔之物極端敏感,所以女性少有接觸的機會,通常擔任較低神格的神祇祭祀工作。但有時女性亦擔任與死後世界溝通的靈媒角色,這是因為幽靈及其世界都是污穢的。[79]

 

從對裸婦與月經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女性所具有的陰的特質,除了可透過Charlotte Furth的研究,從傳統中國醫學的角度來理解性別與身體的關係外;[80]女性身體是污穢的象徵意義,更是解釋女性為何被視為是陰人的關鍵。因此,若只談以陰剋陽,而避談當時女性身體的象徵意義,就難以說明這套厭勝觀念的背後機制。女體/火砲、女體/法術、女/男、妓女/僧人、賊/官的對應關係,除了陰陽對應關係外,更可從污穢/潔淨的角度解釋。易言之,從女體污穢的觀念來看陰門陣,或許更能說明陰門陣並非單純的陰陽相剋關係。

 

四、結語:從私領域到公領域¾¾女體禁忌範圍的擴大

 

近來學者表示,女人與污穢(pollution)的關係在人類學界已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絕大多數是將焦點集中在月經的污染問題上,而Mary Douglas的象徵結構分析是最常被引用來討論女性經血與生產污穢的理論架構。她將女人的污染物質類比於象徵的或社會秩序之異常,污染物質亦象徵代表著對社會秩序的威脅,具有危險的象徵。[81]歷來這方面的研究大多從田野的角度來探討,像從早期的Ahern,到近來的施芳瓏、翁玲玲、王明珂的研究,都多少受到Douglas的影響。[82]本文所處理的和上述人類學研究雖同是有關女體禁忌的問題,所不同的是,從明清的女體與戰爭關係著手,透過文獻分析,將焦點集中在女子裸身露陰的象徵意義上。若我們拿陰門陣現象和明清之前有關女體的禁忌作一比較的話,我們會發現除了部分宗教儀式外,之前的禁忌大多屬於於女性個人私密性的活動,舉凡生產或月經期間的禁忌,其威脅範圍較小;陰門陣的出現或可視為是女性禁忌的範圍從私領域擴大至公領域,一方面是厭勝主體的範圍擴大,像從月經的禁忌擴大至女性裸體的禁忌,另一方面是厭勝對象範圍擴大,像以男性為主體的戰爭。

 

總的來說,陰門陣提供了探討明清的女體與戰爭關係一個相當好的例子。我們認為,日本學者澤田瑞穗與相田洋昔日的「以陰剋陽說」似乎並不足以完全解釋陰門陣現象。當我們將視野擴大至女體與厭勝關係時,義和團團民的心態反映了明清時婦女裸身具有污穢的象徵意義,而這套觀念自明末以來被運用在戰事上。義和團運動時,裸婦被視為是保護洋砲,破除法術的主角,這和明末清初抗砲陰門陣背後所隱含的污穢的象徵概念如出一轍,都認為女體¾¾尤其是裸婦具有厭勝力量。義和團的這種視女體污穢的觀念正可解釋何以在明末以來的戰爭,會出現用裸婦來厭砲的陰門陣現象。明清女性透過陰門陣這種相當殘忍的厭勝方式參與戰爭的例子,可謂是史無前例。可惜的是,除了魯迅保姆以此表示自己的用處以外,所記載的全都是男性的污名化觀點,女性對於這種事的看法究竟如何?就目前資料看來,可能永無答案。

 

(附圖一)

 

出處: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17.

 

Women’s Body and Warfare: The Re-exploration of Yin-men-ch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u-shan Chiang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here are many groups of rebels who had used naked women to fend off firepower of government troops since the late Ming. This magic method—Yin-men-chen—was practiced up to the Taiping rebels and Boxers of the late Ch’ing. For example, The nurse, who took care of the famous writer Lu Xun, when he was a little boy, told him the following story about her own experience with the Taiping rebels: “When government troops of Ch’ing came to attack the city, the Long Hairs (the Taipings) would make us take off our trousers and stand on the city wall, presuming that the cannon could not be fired; if fired, it would burst!” The story is very interesting. There are many similar cas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is thesis will re-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men’s body and warfare through Yin-men-chen. Previously, some scholars had dissussed the topic, such as James Parson, Sawada Mizuho, Soda Hiroshi, Li Jianmin, and Paul A. Cohen. Based on their researches, this article will re-explore the topic in two aspects: women’s body and cannon, and women’s body and magic power. Topics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1)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Yin-men-chen? (2)Why can women’s naked body fend off firepower? (3)What kind of Women has the potentiality—power of resisting firepower? We suggest that naked women, above all, menstruating women, was a symbol of pollution, which would negate the power of cannon as well as black magic.

 

Key Words: women, body, warfare, Yin-men-chen, cannon, magic, women history, body history

 

*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

 

本文初稿曾在「第四屆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宣讀(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1998/3/28-29),二稿在「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上發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6/11-12),承蒙梁其姿師、李建民、康豹(Paul Katz)、張嘉鳳、祝平一、李貞德、林富士、王道還、李孝悌、范雅清、周維強、清華歷史所、與會學者、及匿名審查者等諸位師友的指正、建議與資料提供,謹此致謝。

 

[1] 魯迅(1881-1936),《朝花夕拾》,收於《魯迅文集》(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頁222。Susan Naquin, 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98. ;九州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編,《元明清國家「支配」民眾像再檢討》(福岡:九州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1984),頁192。

 

[2] R. H.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 C. till 1644 A. D. ( Leiden: E. J. Brill, 1961). 此處是引用中譯本,見李零、郭曉惠等譯,《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台北:桂冠出版社,1991),頁241。

 

[3] 嵇童,〈壓抑與安順¾¾厭勝的傳統〉《歷史月刊》123:28-35 (1999.1)。

 

[4]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16-117.

 

[5] 有關陰門陣的介紹或研究,目前所見有以下五篇,James Parsons, “Attitudes towards the Late Ming Rebellions,” Oriens Extremus 6 (1959)。此文是筆者目前所見最早提到陰門陣現象的論文。澤田瑞穗,《中國咒法》(東京:平河出版社,1990),頁402-404,此文舉出了一些陰門陣的筆記資料,對於後學者相當有幫助。相田洋,《中國中世民眾文化:咒術、規範、反亂》(福岡:中國書店,1994),頁54。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8-134。李建民,〈「陰門陣」考——古代禮俗筆記之二〉,《大陸雜誌》85.5 (1992)。

 

[6] 西方學界有關身體史的研究回顧,見Roy Porter, “History of the Bod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06-32。

 

[7] 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92-95,「女子當兵和服勞役」。

 

[8] 王子今,《中國女子從軍史》(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1998)。

 

[9] 《中國中世民眾文化:咒術、規範、反亂》,頁50。

 

[10] 《明史》,卷212〈列傳一○○〉:5623。

 

[11] [明]李化龍(1554-1611),《平播全書》,收於《百部叢書集成》第94輯15、16函(台北:藝文印書館印行,1966),卷5:31-32。

 

[12] 有關明末楊應龍之亂,見岡野昌子,〈明末播州楊應龍亂〉《東方學》41(1971)。

 

[13] 《中國女子從軍史》,頁224。

 

[14]《平播全書》,卷11:46,「破賊厭鎮法」。

 

[15] 《平播全書》,卷12:82,「陳總兵」。

 

[16]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卷12:290,「厭法」。

 

[17] 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443。

 

[18] 《明史》,卷249〈列傳一三七〉:6451-52。

 

[19] 《明史新編》,頁443。

 

[20] [清]彭孫貽(1615-1573),《流寇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36。另見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立覽堂叢書據述古堂抄本景印),卷9:1-2。

 

[21] [明]李光壂,《守汴日志》(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據崇禎十六年版(1643)點校),頁7;另見《中國野史集成》29集(成都:巴蜀書社,1993),卷14:11,其內容為「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賊用陰門陣,城上以陽門陣破之……賊驅婦人,赤身濠邊,望城叫罵,賊砲亦倒洩」。

 

[22] [清]鄭廉,《豫變紀略》,收於《三怡堂叢書》(清光緒至民國間河南官書局刊本),卷4:1。《武編前集》中亦記有「兵士務去襦胯方勝」的數術陣法,頁649。

 

[23] [清]董含,《三岡識略》(申報館傲聚珍排印本),卷1:13,「陽陣陰陣」。有關「牝牡」的考證,見吳承仕,〈男女陰釋名〉,《華國月刊》2.2 (1924):2125-26。

 

[24] [清]計六奇,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

 

[25]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收於《明清史料彙編》第4集4-5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73),卷12:26a。

 

[26] [清]魏源,《聖武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刻本影印,1997),「乾隆臨清靖賊記」,卷8:373。

 

[27]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七日舒赫德奏摺」,轉引自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1043-44。

 

[28] [清]俞蛟,《臨清寇略》,收於《夢廣雜著》,見《中國近代小說史料彙編》第22輯(台北:廣文書局,出版時間不詳),卷6:3。

 

[29] [清]屠笏巖,《六合內外瑣言》,收於《中國近代小說史料彙編》第17輯(台北:廣文書局據宣統三年版影印),頁52。

 

[30] [清]柴萼,《梵天蘆叢錄》(台北:禹甸文化事業公司據中研院史語所藏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中華書局石印本影印,1976),卷30:21-22。有關團民攻打西十庫教堂遭遇洋人以裸婦剋之一事,本文在第三節有詳論。

 

[31] [清]高樹,《珠巖山人三種》,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1輯(台北:文海出版社),頁9。

 

[32] [清]梁廷柟(1796-1861),邵循正校注,《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據道光末年版點校,1959),頁59。

 

[33] 鈴木中正,《中國宗教革命》(東京:東京大學,1974),頁261-62。

 

[34] 有關中國近代火砲的演變及發展,參見劉旭,《中國古代火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74-80。鍾少異編,《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59-76。

 

[35] 有關歷來政權對妖道與妖術批判的討論,參見葛兆光,〈妖道與妖術——小說、歷史與現實中的道教批判——〉,《中國文學報》57 (1998):1-26。

 

[36] 加地伸行、范月嬌譯,白川靜著,《中國古代文化》(台北:文津出版社,1983)。

 

[37] 許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8-28。

 

[38] Emily M. Aher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pp. 269-90.

 

[39] [明]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卷50:2716-18,「獸部」。

 

[40] [漢]應劭,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台北:漢京出版社,1983),頁418。

 

[41] J. J. M. de Groot, The Religions System of China, Vol. 6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eiden: E. J. Brill, 1897), pp.1006-09.

 

[42] Emily M. Aher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Margery Wolf, ed.,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74.

 

[43] 《本草綱目》,卷50:2740,「獸部」。

 

[44] 相田洋,《中國中世民眾文化:咒術、規範、反亂》,頁54。另見澤田瑞穗,《中國咒法》,頁402-04。澤田認為以女陰去對付火砲,有陰陽對應相剋的觀念,因此用帶有陽剛象徵的十五歲以上男子及六根清淨的僧人,正符合這種陰陽相剋的關係。李建民亦認為以婦陰來對抗火砲,具有陰陽相剋的意涵,參見李建民,〈「陰門陣」考¾¾古代禮俗筆記之二〉,頁3。

 

[45] 澤田瑞穗,《中國咒法》,頁402-04。相田洋,《中國中世民眾文化:咒術、規範、反亂》,頁54。

 

[46] 李建民雖然亦解釋女性的性器官或排泄物有「傷害力」,但他所根據的資料是明末醫家李時珍的看法,至於一般民間如何看待女性的身體,李建民並未進一步處理,見李建民,〈「陰門陣」考——古代禮俗筆記之二〉,頁3。

 

[47] 〈「陰門陣」考——古代禮俗筆記之二〉,頁2。

 

[48] 宮下三郎,〈禁忌與邪視〉,藪內清先生頌壽記念論文集出版委員會編《東洋科學技術:藪內清先生頌壽記念論文集》(京都:同朋舍,1982),頁223-37。感謝李建民先生提供此文。

 

[49] 李貞德,〈漢唐之間的女性與醫療照護〉(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二次講論會,1998/9/21),頁30。

 

[50]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pp. 128-34.

 

[51] 同上書,頁28。研究義和團運動著稱的Esherick (周錫瑞)曾提到「紅燈照」的特色:「人們相信他們有極大的魔力,他們能在水上行走、空中飛行、噴火燒教民房子、在海上攻打敵艦和制止槍砲,這些都遠超過義和團自己所誇躍的那些本事,這反映了女人儘管不潔,卻有非凡的能量。」見Joseph W.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98。有關教堂內掛婦人皮的記載見[清]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收於《義和團》,頁191-93。[清]艾聲,《拳匪紀略》,收於《義和團》,頁458。

 

[52] 有關十九世紀末,中國民眾視西方教堂為陌生空間的排斥與恐懼,參見楊念群,〈論西方醫療空間在中國的確立〉,發表於「中國十九世紀醫學討論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1998/5/22),頁1-53。

 

[53] [清]袁昶,《亂中日記殘稿》,收於中國史學會編,《義和團》(上海:神州國光社,1951),頁348。

 

[54] 《拳匪紀略》,頁450。

 

[55] 佚名,《天津一月記》,收於《義和團》,頁151。

 

[56] [清]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收於《義和團》,頁16。

 

[57] [清]柳溪子,《津西毖記》,收於《義和團》,頁153。

 

[58] [清]仲芳氏,《庚子記事》,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庚子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191。

 

[59] 同上,頁17、28。

 

[60] 同上,頁163。

 

[61] 陳青鳳,〈義和團運動中的婦女組織——紅燈照——的考察〉,《政治大學歷史學報》9 (1990):143-62。

 

[62] [清]管鶴,《拳匪聞見錄》,收於《義和團》,頁474-76。

 

[63]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頁13。

 

[64] 同上,頁19。

 

[65] 《天津一月記》,頁147。

 

[66] 《拳匪聞見錄》,頁470。

 

[67] 《天津一月記》,頁142。

 

[68]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頁9。

 

[69] 《天津一月記》,頁148。

 

[70]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頁12。

 

[71] 同上,頁13。

 

[72] 《封神榜》(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頁697。《濟公傳》亦有相當多這方面的記載,見Meir Shahar, Crazy Ji: Chinese Religion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9.

 

[73] 宮下三郎,〈紅鉛——明代的長生不老藥〉,李國豪、張孟聞、曹天欽編,《中國科技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6),頁561-71。

 

[74] 《菽園雜記》,頁45。

 

[75] 《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卷52:2952-53,「人部」。

 

[76] [明] 褚人穫(1635-?),《堅瓠廣集》,頁5756-57,「娼家厭術」。

 

[77] 《天津一月記》,頁145。

 

[78] 江紹原,〈中國人的天癸觀的幾方面〉,《晨報副鐫》(1926/3/8,頁17-18;1926/3/10,頁21-22;1926/3/13,頁29-30;1926/3/15,頁34-35)。此文原被視為佚失已久,近來友人范雅清在研究周作人時,意外在《晨報副鐫》中發現,在此感謝他的資料提供。有關江紹原的天癸研究由來,見其專書《血與天癸:關於它們的迷信言行》的導言,收入王文寶、江小蕙編,《江紹原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161-93。

 

[79] 參見Emily M. Aher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pp. 269-90.

 

[80] 此外,有關明清時期醫學對婦女經血、身體與性別關係的論述,可見Charlotte Furth, “Blood, Body and Gender: 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1600-1850,” Chinese Science 7 (1986):43-66.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81] 林淑蓉,〈婚姻、家庭與性別:中國侗族的兩性關係與性別象徵意義〉(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1999/5/28-30),頁19。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1966).

 

[82] 施芳瓏,〈姑娘仔「污穢」的信仰與其社會建構——以北台灣三間廟宇為例〉,發表於「婦女與宗教小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1996/6/8);翁玲玲,〈女人、不潔與神明——台灣社會經血信仰的傳統與現代〉,發表於「婦女與宗教小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1997/5/9)。Sara Delamont, Knowledgeable Women: Structuralism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Elit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19-24 ; 王明珂的「毒藥貓故事」研究亦引用了Douglas的污穢與邊界概念來說明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認同與對外界的疑慮與恐懼,見氏著,〈女人、不潔與村寨認同:岷江上游的毒藥貓故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潔淨的歷史研討會」(1998/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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