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人生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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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1877—1927)在《人间词话》中谓人生之三境界,第一阶段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即所谓孤冷独依、无处觅知音;第二阶级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即所谓心有灵犀、若有所归。第三阶段,"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所谓大隐隐于市是也。

     

    此又让我想起另一个描述人生三阶段之语。第一阶段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此一阶段是人生开始之际,对待万事万物纯粹从感性的角度出发,心存理想与浪漫情怀。第二阶段则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经历过童年、少年,人生转入愁苦阶段,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万事万物与人本无相关,但由于人心苦闷,所以看到一切仿佛都变了。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三阶段即谓"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在经历了一系列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之后,终于明白了所有的是是非非原来起于一心。若心里通透,万物均晶莹轻巧。若心里窒碍,则万物俱寂灭。在纷纷扰扰之后,终于看透世事、参透尘缘。再也没必要纠缠、再也不必要刻意。人生本空无,何必执意之。于是,放下妄念,自净其心。仿佛又回到了赤子之时,眼睛也明亮,耳朵亦慧聪。看到的山,还是山;而水,还是水。但这时的山与水,却与第一阶段不同。

     

    我又想起丹麦哲学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的对人生三阶段的著名论述。他说人生的第一阶段为"美学"阶段,即所谓对世间万物充满"真"的追求。人们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怀着善良的心,关注着每事每物。第二阶级为"伦理"阶段,即所谓对"善"的追求。人们开始对各种行为做出判断,并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至善,获得高尚的道德评价。同时,对恶亦有所察觉。然而,无论是对真,还是对善的追求,其结果是让人知道自身的有限,以及人的不足。因此,第三阶段则为"宗教"的阶段。宗教即是对至善、至美、至真的追求。它是让人能够克服不足、缺陷的解毒剂。

     

    齐克果后来更被奉为存在主义的祖师,其所谓不无道理。我时常想,人生的第一阶段往往是"感性"至上,因为这个阶段尚处懵懂无知,待人接物自然不假思索,更难以明了事物背后之深意。而对于长辈先哲之言,往往难以理解,故不接受。甚至还会离经叛道,无所不为。而第二阶段则为"理性"。因为在经历过种种事情之后,终于明白大人的良苦用心。并初涉世,对于世途险恶,略有所知。在这个阶段,智力、脑力也开始健全完备。因此,开始用理性的能力思考、行为、判断。并开始明辨是非,知道善恶美丑。很多人往往就至于这个阶段。而最高阶段则为"悟性"阶段。所谓"悟性",也就是体验。这就是一种境界,一种心灵的直观。非是感性的"五官",理性的"脑力"。体验与境界是一种超越。有个故事说,老和尚与小和尚过河,看见漂亮女子无法过去。老和尚不假思索背着漂亮女子过去。并且若无其事,一切如常。小和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过河以后,小和尚就问老和尚,"何以能背女人过河?"老和尚答曰,"吾已经放下了,尔为何不能放下?"
    人生之境界,实则需要慢慢修养得到。此正如程朱理学中所谓的"工夫"。然而,阳明心学与禅宗,却主张顿悟。仿佛只要此时明白,自然会见于行为。此种说法有点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的德性伦理。然而,我往往怀疑这种说法。知识与行为之间,总是差了一步。从"是"能推出"应该"吗?
    然而,有人说,如果不能从"是"推出"应该",那是因为没有真正达到"是"。换言之,如果真正知道"是",就会在行动中体现出来。譬如说,如果人真正明白救人的道理,就自然去救人。我很不同意。更不同意孟子所谓的"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善意的人性论,往往夸大了人在善恶行为上的主动性。所以只要保存人性中的善的一面,所谓"善养浩然之气",就可以行善。实际上,是这样吗?

     

    后来,天主教传教士来了。更不同意这种看法。儒家所谓的"率性之谓道",即将人性善当作所有伦理行为的基础。因此,儒家的修养论是主张保存与涵养。而实际上,这种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对于现实中的种种恶行来说显得苍白无力。传教士即主张"克性之谓道",即要克除人性中的恶的一面,才有可能实现善的良知良能。

     

    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在其著作《存在的勇气》中,亦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三段论"。其谓上古人对"本体"的存在充满忧虑,中世纪的人对"道德"上的存在充满焦虑,而现代人则对"精神"存在充满忧虑。所以古代人尤其是古代的哲学家很关注世界的来源,万事万物的构成。诸如水元素说、火元素说,以及四元素论等等。所以中世纪的人特别关注罪与恶。诸如各种道德说教、宗教教化等盛行。而现代人则对精神的空虚、无意义,甚为关注。

     

    中西方对人生"三段论"的讨论,实际上有某种相似性。然而,康德认为人生的两大重要的事情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理律令"。此即仿佛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与"人极"。而康德注重宗教的"他律",儒家则过分乐观人的"自律"。
    在我看来,"他律"往往是一种"习惯"的力量。还需要转换成"自律"来施行。只不过,在"他律"的控制下,人往往失去了自我。但过于依赖自律,往往会对恶束手无力。所以,道德与宗教的力量需要结合在一起,方可大行其道。
    而从某种角度看,宗教实际上就是道德,而道德就是宗教。中世纪及以后的基督教,慢慢就变成了道德力量。直到现在,基督教在西方人的道德中的影响极大。而儒家本来只是一种道德说教,但从董仲舒以后,慢慢就有了宗教的行为(尤其是仪式)。儒家士大夫很明白,仅仅依靠说教还是不够的,于是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如祭祖、敬天、祭孔等等,来强化道德内容。只不过在打到孔家店之后,儒家的影响不断式微。儒家没有如西方基督教那样,或如道教、佛教那样,成为一种宗教保留下来;但儒家的某些道德内容,却依然流淌在华夏子孙的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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