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宗教对话与冲突:略议明末佛教与天主教论争的特点、内容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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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宗教的相遇必然会产生宗教对话与交流,倘若双方都在平等的立场上,主动的与对方进行对话和沟通,那么,对话将会导致积极的后果;然而,事实上常常由于宗教自身的排他立场和为了传播自身宗教的原因,宗教的相遇常常成为论争的开始。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明末清初的中国佛教与来华传教的天主教之间。

一开始(1615年以前),中国佛教对待这种异质的来华天主教相当冷静与平和,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排斥态度,这与佛教宽容、大慈大悲的主张与处世态度相一致的。佛教僧众一如当时的士大夫一样,对这个西洋宗教还采取观望的态度。其原因有三,一则当时来华的耶酥会士的传教目的并非异常明显,他们采取“文化传教”的策略,因此,一开始只为了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之中,以被当地中国人所接纳与认可,例如,当时与利玛窦交游的李贽认为,利玛窦来华的目的令人捉摸不定;二则因为当时耶酥会刚刚来华,还未在中国立足,很多地方老百姓与官员对这些“极西”修士还不是很接受,耶酥会士传教的成果还相当有限,因此对当时的明季社会还未造成重大影响,也未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三则因为人们被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科学所吸引,而忽视了其宗教意图,另外,由于利玛窦也宣扬是为了仰慕中华文明而来的,因此,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没有注意其传教目的,所以当时的佛教也安于自身在中国的优势,并没有意识到耶酥会对自己的潜在威胁。

然而,利玛窦死后五年,即1615年,明季名僧之一云栖株宏就写了三篇名为《天说》的文章,用它来批判天主教教义的荒谬与可笑,这实际上就开始了明末佛教与天主教的大论争。接着,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三次上疏万历皇帝,要求“毁教堂、逐教士”。 同年,万历年皇帝颁谕禁教,驱逐传教士,这就是明末第一次教难:“南京教难”。从万历四十四年到崇祯初,一方面官员对天主教施行压制的政策,传教活动被迫停止,另一方面,与此相配合的就是佛教对天主教的大辩难,可以说,佛教对天主教的辩难占据了情势上的优势,又得到信众的支持,因此对天主教的冲击不可谓不空前猛烈。

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徐昌治订正印行《圣朝破邪集》八卷(亦题《破邪集》或《皇明圣朝破邪集》),就是对万历、崇祯年间佛教僧众(部分儒家士大夫)对天主教辩难的文献汇编。 在总结佛教对天主教论争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看看这些论争有何特点?

第一,佛教论天主教时,常常不自觉的将之套上“异端”、“邪教”的帽子,这是与当时官府驱逐天主教的理由如出一辙(如沈㴶所说的,天主教不尊重中国风俗,又劝人不忠不孝等等 ),因为,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并且已经和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方儒学相融合,佛教也成为当时中国有相当影响力的宗教与学说,因此,佛教自身也以“正统”自居,故而对天主教自诩为“真教”、“公教”、“圣教”,佛教就毫无忌讳的称之为“左道”、“邪术”,其实不知佛教之初入中国时,也曾被当作与儒家不类的“异端”。

第二,佛教在论辩中,非常注重传教士和当时中国天主教信徒的著作,如《天主实义》、《圣像略说》、《圣教约言》、《三山论学记》等等,充分反映了佛教对义理和教义的重视;同时,佛教对天主教著作的重视,实际上也反映了佛教与天主教在教义上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具体表现为天主教的唯一神论与佛教的无神论(空论),天主教的原罪说、拯救说与佛教的“人性即佛性”、“每个人都可成佛”等观点,以及天主教的斋戒与佛教的戒律等诸教义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与不可调和的冲突。

第三,从区域上看,明末佛教对天主教辩难的主力主要集中于江南特别是江浙闽赣地区,如杭州云栖寺的云栖株宏、福建黄聚寺的费隐通容以及宁波天童寺的密云圆悟等等。这主要是因为江南一直就是明末佛教兴盛的地方。另外则是因为天主教在这些地方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因而在这些地方,原本十分发达的佛教遇上了迅猛发展的天主教,比如说有些明季的高官皈依了天主教,如入阁的大学士徐光启等等。这就引起了佛教的相当忧虑与不满,也对天主教所造成的威胁十分敏感,因而辩难的发生可谓十分必然。

第四,从论争的内容与方法上来看,佛教主要采用了四种论辩手段,即以天辨天、以儒辨天、以佛辨天和以王治辩天。 以天辨天,就是从天主教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信徒的著作中寻找其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之处,从而论证其荒谬。以儒辨天,就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和信徒著作中所引用的儒家学说,而仔细辨别原意,指出传教士或其信徒有意误解、曲解,实则非儒家本来意思,从而证明其就是“异端邪说”。以佛辨天,就是用佛教教义来批判天主教的教义,这实际上就是佛教与天主教二者的真正对话。以王治辩天,主要是针对有些传教士和信徒(如徐光启)宣扬天主教可以“怂动人心”、“为善必从”、“去恶务尽”,有利于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补益王化”,从而有助于王朝统治的巩固,佛教却批评天主教败坏风俗,蛊惑人心,“以夷变夏”,打乱帝国的伦理纲常,实则不利于帝国的统治。前三种的辩论,可以说是比较纯粹的学术与义理之辩,而后一种实则为一种手段和伎俩,不过也常常引起统治者的高度注意与认可。南京教难时,沈潅的奏疏中就曾使用了这种手段。

第五,从论争的参与者和规模来看,佛教对天主教的辩难可谓是一次规模宏大、僧人与信众共参与、不同地区都有人参与的运动。比如“白衣弟子”黄贞等,曾为反教运动积极奔走呼号,如其所写的《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 和所编的《破邪集》等等。

从《圣朝破邪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佛教对天主教辩难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第一是对天主教的总体认识与反应,如《破邪集》的“序”等。

其二是对天主教义教义如天主说、人性论、救赎论、灵魂说、天堂地狱说等基本教理展开具体辩论。在这一点上可谓琳琅满目,辩难十分丰富,如许大受的《圣朝佐辟》中的“二辟诬天”就对具体的人性论、天主说、天堂地狱说进行了辩论。 又如陈候光的《辩学刍言》中的“西学辩一”、“西学辩三”、“西学辩四”、“西学辩五”就是对天主、人性、创造论、性理问题的辩论。 又如戴起凤的《天学剖疑》 、虞淳熙的《天主实义杀生辩》 、释圆悟的《辩天说》 等等。

其三,对天主教对佛教思想如轮回说、杀生诫、心性论、修行观等思想驳难展开反批评,如许大受的《圣朝佐辟》中的“七辟窃佛诃佛种种罪过”,就对天主教对佛教的批判展开的反批判,又如黄贞的《不忍不言》等等。
其四,则涉及到天主教传播所引发的“夷夏之变”与宗教伦理之争。 如张广湉的《辟邪摘要略议》等等。

其五,则是对天主教有关儒家的看法的批评与反驳,如黄贞的《尊儒亟镜》 、许大受的《圣朝佐辟》中的“四辟贬儒”、“五辟反伦”、“六辟废祀” 等等。

那么,佛教与天主教发生辩难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关。一开始,利玛窦就潅立了“易佛补儒”的传教策略,并以佛教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视为自己的最大敌人,如利玛窦所说的:

“且佛人中国,既二千年矣,琳宫相望,僧尼载道,而上国之人心世道,未见其胜于唐虞三代也。每见学士称述,反云今不如古。若敝邦自奉教以来,千六百年,中间习俗,恐涉夸诩,未敢备著。其粗而易见,则万里之内,三十余国,错壤而居,不易一姓,不交一兵,不一责让,亦千六百年矣。上国自尧舜来,数千年声名文物,悦以信佛者奉佛者信奉天主,当日有迁化,何佛氏之不能乎?”

利玛窦的“易佛补儒”的传教策略得到了明末士大夫的积极响应,如大学士徐光启就认为,天主教理“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

第二是与天主教对佛教的批评有关。利玛窦既然已经确定了“易佛补儒”的传教策略,一方面就积极附会古典儒家思想,以证明天主教与古典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致的,并无矛盾冲突之处,因而可以改正近儒的弊病,可以回复到古代儒家的思想中去,这种想法与当时持有批判思想的士大夫可谓不谋而合。这些士大夫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其不满,因而把这种现实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近代儒家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偏离的经典儒家的本来思想,如徐光启在皈依前就热心于实学,而对空谈心性的理学、心学实则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利玛窦等传教士就积极地批判佛教,认为佛教的教义荒谬无稽,而佛教中稍微可取的东西则认为是窃取了天主教的,利玛窦还杜撰了汉明帝西去求法,本来要求天主教,而未至大西,遂取得佛法的故事,无不在说明佛教是不足为信的崇拜偶像的低级教派,而天主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教士对佛教的大肆攻击,加上皈依后士大夫对佛教的摒斥,才引起了佛教的强烈回应与批判。

第三是与天主教的迅速发展和佛教自身的危机感有关。由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得到了士大夫的认可与支持,官方对天主教的传教行为也无异议,天主教就在沿海、江南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得到迅速发展,这实际上就严重威胁了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不少佛教信徒还改信了天主教,如明末三大柱石之一的杨廷筠等等,这就更加引起了佛教的危机感与对天主教的敌意和仇视。

第四是与佛教信徒(部分儒家士大夫)的积极反天主教有关,如黄贞等等。

第五,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佛教(儒教)与天主教在教义与思想上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一开始并没有突显出来,因为天主教的著作还没有传播开来,天主教的势力还不够强大,这个时候,佛教对天主教还采取观望的态度,而随着天主教的发展,天主教著作的大量出现,人们更加容易认识和熟悉天主教教义与思想时,佛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就摆在人们面前了,并且,这些差异又由于传教士和天主教信徒对佛教的批评更加突显出来。
任何不相同的两种东西必然存在着差异,何况两种宗教?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关键是怎样对待这些差异。如果一开始就认为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正确的,就是好的、优越的、最后的,那么就必然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从而就认为异于自己的就是错误的、荒谬的,就是不好的、低级的、原始的。所以,对待异己的态度决定了两种不同文化或宗教相遇之后是心平气和的对话还是面红耳赤的争吵。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待异己的态度的呢?这实际上又与各自的宗教信仰与教义有关。唯一神的宗教往往排斥其他的宗教,因为,唯一神不可能承认其他的神的存在。所以唯一神信仰的天主教必然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待佛教,而佛教必然会一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而后又群起而攻之。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对话实际上存在着种种问题,最根本的末过于唯一神信仰如何对待其他神信仰?是坚持自己的信仰,还是放弃?还是不置可否?若坚持,则必然排斥其他神信仰,因为唯一神不可能容许其他崇拜其他神。若放弃,则会放弃对该宗教的信仰,因为唯一神信仰是信仰的核心,放弃了这个信条则无异于放弃了整个信仰。若不置可否,则又回到了未相遇以前的状态,互不接触与了解,各自相安无事,然而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了。那么该如何进行宗教对话呢?笔者以为:

首先要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正如孔汉斯(Hans Kung)所说的“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 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就不会轻易的排斥异己,就不会轻易的给对方下结论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其次要采用现象学“悬隔”的方法,对于差异的部分要暂且放置一边,而把侧重点放在共同之处,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求同存异”的方法。

第三,对于共同的地方要互相承认,并且共同遵守,而对于“悬隔”的差异的部分,首先要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后在共同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以发现更多的共同的地方。

第四,有了共识之后就要转变观念,改变排斥的态度而转为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态度。

因此,假如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也采取上面所说的“宗教对话”的方式,那么在天主教遭遇教难(儒家反教)之后,不一定会遭到佛教反教的雪上加霜,其在中国的传播也许会更加顺利,发展也许更加迅速。当然,历史是不可假设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当下和未来,但历史的经验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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