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紙堆裡覓新知:評《中國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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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紙堆裡覓新知:評《中國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輯要》

 

張先清、趙蕊娟編:《中國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輯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

 

明清基督教研究的文獻資料,按其來源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即教內文獻;第二類即教外文獻。所謂「教內文獻」主要是指明清以來刻印出版的傳教士以及中國信徒的著作,包括中外文著作。而根據明清間基督教內部所刊書目,其中教內文獻中文著作大約有兩千多部。這些著作之中的一部分業已被民國時期的馬相伯、英斂之、陳垣等整理出版過。後來的學者如向達、王重民、徐宗澤、方豪、閻宗臨等亦整理出版過一部分教內文獻,並有不少相關之研究著作問世。這些教內文獻大部分收藏在徐家匯藏書樓、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巴黎國家圖書館等地方。其中,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明清天主教中文著作約有876 部(Courant 6690-7491,其他編號也可能是天主教著作,其中也有重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收藏的天主教中文著作約有451部;梵蒂岡圖書館收藏的天主教中文著作約有557部;徐家匯藏書樓約有284部;北堂藏書樓約有109部。這些收藏機構共約藏有2277部著作。[1]

業已出版的明清基督教中文著作具體數目如下:《天學初函》(1965)載20部;《天主教東傳文獻》(1965)有6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1966)有18部(2部反教作品);《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1984)有14部;《四庫全書》(1983)有11部;《續修四庫全書》(1995)有9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6)有12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1996)有37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2002)有98部;《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2001)有4部(3部反教作品);《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2003)有56部(以及4部反教作品);《東傳福音》(2005)有67部(2部反教作品);《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2009)有191部,出版的著作共有543部(其中有重複,不包括反教作品)。因此,已出版的中文著作占到總數的四分之一左右。

教內文獻還包括傳教士非中文著作,如《利瑪竇中國劄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包括傳教士的書信、報告、著作、筆記等。有些比較重要的著作業已翻譯成中文出版。20世紀80年代之後,學者們開始注意使用這類資料來彌補第一類資料的不足,並富有成果,如孫尚揚教授的《基督教與明末儒學》就使用了利瑪竇與歐洲的往來信函,說明利瑪竇對不同對象所解釋的儒家是具有不同性質的。這些文獻大多收藏於梵蒂岡傳信部檔案館、巴黎國家圖書館、各地不同修會的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等,如巴黎耶穌會檔案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等。

所謂「教外文獻」,「主要包括明清以來由教外人士撰著的林林總總的有關基督教的各類文獻記錄」,(本書「前言」,頁1,下同)基本上包括(1)明清史文獻。其中包括正史,如《明史》、《清史》、《明實錄》、《清實錄》等等官修史書。也包括一些稗史、地方志、人物碑銘傳、家譜、族譜等等。雖然,無論正史還是地方志,因為官府的意識形態,許多地方有所挖改,甚至沒有記錄,但對於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仍有很大幫助。(2)明清小品、明清文集以及各種二手文獻等等。明清的各類文學作品空前繁榮,除了小說詩歌之外,最具特色的莫過於各種筆記小品了,例如明朱國禎的《湧幢小品》二十四卷、清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等等。這些筆記小品中除了直接記載了作者所處時代的風土世故人情之外,有些還直接記載了與傳教士或信徒之間的交往與活動,如李贄曾記載其與傳教士的交往發現傳教士入華似非因為感慕中華文化;《疇人傳》裡就有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傳記。利用這些資料可以發現更多人所未知的史實。[2]另外,包括《四庫全書》在內的大型官修叢書集成也收錄了部分傳教士或信徒著作,並且從編者對待這些著作之態度以及評價可以窺探出當時人們對天主教之理解。

其中,各地的地方志無疑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寶庫,「它與官府檔案文書,文人文集、筆記等私家著述,族譜、碑刻等民間文獻一起構成四種最值得重視的中文資料。」(本書「前言」,頁1)張先清、趙蕊娟所編輯之《中國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輯要》正是為目前明清基督教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史料來源。

地方志的編輯昉自漢魏兩晉南北朝,唐宋始盛,迄今已成為資訊豐富、卷帙浩繁的文獻寶庫。然地方志多記載一地一時之風貌、之人物、之職官、之掌故等等,撰述者多為地方官紳,於宗教內容多以迷信視之。然亦有別類曰釋教、曰祭祀、曰風俗者,對於各地釋道二教記述較詳。基督宗教自明末清初第三次入華以來,對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均產生了廣泛影響,而地方志對此之反應甚遲。

最早在地方志中記載明清基督教的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史彩修、葉映榴等纂之《上海縣誌》。該志卷七有《天學附》,記述上海縣天主堂之由來,實則揭櫫方志記述基督宗教之肇始。(頁3-4)其後有康熙五十四年(1715)江國棟修、陳元麟等纂之《龍溪縣誌》,該志卷十《風俗》中將天主教作為「為民之屬九」之一(頁456),可見編者已將天主教視為儒釋道農工商之一矣。其後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朱夔等修、鄒廷機等纂之《南平縣誌》。該志卷八《建置》中以寥寥數語記述南平縣天主堂之方位。(頁438)

康熙晚年下令禁教,其子雍正亦踵其後。此後方志對基督宗教之記述已愈見少矣。禁教期間各地天主堂或被改成祠廟、或被改成公館,如乾隆四十六年盧建其修、張君寶等纂之《寧德縣誌》,卷二《建置》載雍正年間改縣北門內天主堂為公館,布政分司署石堂巡司寓其間(頁443)。禁教時期對天主教之評價亦極為貶斥,如嘉慶十三年《禹城縣誌》卷十《藝文志》,載教諭王奇之《三元宮義學並置義天記》,其中稱天主教「別為幻術,以水沃人額曰靈洗,以餅投人腹曰領聖體,是必暗置藥物其中而迷之以妄見聞矣。於是父甘賊其子,兄甘賊其弟,沉沉惛惛,如宿毒之莫解,囈語終宵,而不自知也,多矣。」此文撰於乾隆時期,全國禁教嚴酷,其中「蔡伯多祿」一案影響甚大,全國各地的基督教會風聲鶴唳。[3]但此文載「韓氏一村,老老幼幼,不世其先人而奉西洋教者十八九矣」,撰者稱讚一老者名韓養志者,「覺悟其謬,孑然孤立於波靡之中,利之不動,怵之不移,以詩書教子孫」。(頁310)換言之,撰者之所以稱讚韓養志是因為其不入天主教。此亦反映禁教時期,鄉村教會發展之大致情形。

此後的方志記載基督宗教者,以同治、光緒、宣統、民國時期為多。同、光以來的方志開始出現新的門類「宗教」,亦將天主教、耶穌教列入其中。民國時期的方志,除了在「宗教」志記述基督宗教的內容以外,在「教育」、「寺觀」、「社會」、「交涉(外交)」、「建築」、「風俗」、「慈善」、「獄訟」、「文化」、「民政」、「洋務」等類別中亦有不少內容與之有關,此亦可以見基督宗教對晚清以來中國社會影響逐漸廣泛且深入。而對天主教、耶穌教的評價亦逐漸公允,且開始出現五教平等、信教自由等字眼,如民國十年《錢門塘鄉志》卷三《教堂附》,「非我族類,例不附書。今之書之者,信教自由,載在約章,冀民之相安無事焉。」(頁39)

綜言之,明清以來地方志對基督宗教所記述之內容大體可分五類:其一、關於當地基督教會的歷史概況,包括教會傳入的時間,最初的發展、民眾的態度反應等;其二、關於傳教士與教徒的數量統計,包括傳教士的姓名、人數、國別、所屬組織以及教徒的人數、性別及地理分佈狀況等;其三、關於教會建築的詳細情況,包括各地教堂的建築時間、名稱、數量及坐落位置等;其四、關於民教衝突的案件記錄,包括各地教案的起因,事件程序及官府處理結果、後續影響等;其五、關於教會創辦社會救濟事業的狀況描述,包括教會醫院、教會學校、育嬰堂的開辦情況,教會參與災荒賑濟的活動等。(本書「前言」,頁2)

實際上,地方志所記載的內容除了上述五類有關基督宗教的史料文獻之外,還有一些編者以及時人對基督宗教的理解與評價。如對教案發生原因的看法,光緒三十三年《盤山廳鄉土志》認為教案發生的原因是「平民恐受欺,借入教以求庇。愚民積不平,逞私忿以相爭。」(頁197)民國二十年《天津志略》第四編載,「同治八年之教案,……特忿外人恃強欺侮,初非於教旨有所排斥。觀於今日基督教堂多至數十處,人民觀之,殆與佛教之梵刹,回教之清真寺,曾無少異,則昔日教案之起,其故當可瞭然矣。」(頁47)此處的記載一方面反映了編者對教案原因的看法,另一方面則反映出民國時期人們對待基督教的態度已迥異於晚清時期。編者認為,同治八年教案的發生是因為當時西方列強「恃強欺侮」所導致的反彈。

民國二十三《靜海縣誌》則對基督宗教文化侵略的說法提出質疑,「有謂其以文化侵略人國者,其實以修身誠意為本。詩雲: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意似近之。」並指出一個事實,即在民國時期,儘管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是教民的數量較庚子以前並沒有增加。(頁49)對於此種現象的原因,民國二十三的《懷安縣誌》認為,庚子以前的傳教者「利誘威迫,施以種種方法」;(頁65)[4]民國二十五年的《涿縣志》亦認為「無知愚民往往借奉教之名,欺壓儕輩。外人乃多方呵護之,故入教者日見其多。」而民國以來,「無論平民、教民,國家均視同一律,由是潛移默化,民教相安,則入教者已日漸減少矣。」(頁76)

但在不同的地方,情況又有所不同,如同在河北的定縣,教徒數量逐年增加。民國二十三年《定縣誌》的編者認為,「信教自由,列入憲法,而歐洲傳教之神甫、牧師,又各具有恒心毅力,故信徒皆年有增加」,相反佛教、道教「較昔皆漸行減少矣」。(頁77)換言之,民國時期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對於基督宗教來說可謂是一把雙刃劍。

民國時期的地方志還出現對基督教的積極評價與肯定,如民國二十三《大名縣誌》卷二十五,「……傳教者曰牧師,皆熟吾國之方言習俗,深入內地,不憚艱險,設學校、建醫院,就教育慈善事業盡其發展之策。以和易合群為宗旨,以勤儉進取為目的,有佛家之神道作用而無空寂之弊,有回教之堅忍不屈而與人群無忤,對於中下社會最為適宜。至借教為護符,干預地方司法及行政者,皆不肖之教士也。」(頁92)編者此處認為,基督教要比佛教、回教好,並對一般的傳教士與干預地方司法行政之傳教區分開來。

還有人認為基督教的宗旨與儒釋道等相同,並提出「聖道一貫」之口號。民國二十五年《館陶縣誌》卷七《宗教志》載,「基督教旨主於博愛,與儒教之博施濟眾、佛教之慈悲普濟,正相默契。其教人崇奉上帝,懺悔罪惡,上升天國,亦與孔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佛家所言三世因果,六道輪回;道家所言善惡之報,捷於影響,理亦暗合。……自由信佛、自由通道、自由信耶,以各以改惡遷善為旨歸。一裡之仁,即一邑之光;一邑之讓,斯一國之光。」(頁100)此種融合儒釋道與基督教之思想,以及開放、寬容之心態實則振聾發聵、擲地有聲。

本書輯錄579種地方志,涵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時間限定在清到民國時期,其中以民國時期的地方志為主,共有429種,占到全書資料來源的74%。清代地方志有113種,占19.5%。而在有清一代的地方志中,記錄基督宗教內容較多的是光緒時期,共有69種;其次是未知具體時間的清末時期,共有18種;再次是宣統時期,共有13種。而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同治等時期記載基督宗教的地方志少之又少。其中原因概與時局有關,康熙晚年禁教之後,天主教轉入地下,難登大雅之堂,自然不會被地方士紳所認可而被載入地方志。同治之後,基督宗教藉條約保護大行其道,各地教案紛起,地方志中對於基督教不可不加以重視。民國時期,基督宗教成為合法的五大宗教之一,憲法又有規定信教自由,基督教的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地方志中自然亦會得到反映。

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光緒宣統清末民國
35212691318429
 
1955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65年1976年1986年未知 
281112418 

除此之外,本書還有19本地方志是來自1949年後的,如1986年《綏來縣鄉土志》載本縣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數量為零。(頁300)未知確切時間的地方志有18種,大部分是稿本、抄本與油印本等。

通過閱讀本書,我們可以對有清以來、民國時期,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有明確之認識,對中國基督宗教之發展有深入之瞭解,並可明晰人們對基督宗教態度之變遷及其原因。因此,本書之資料不僅可以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者提供可靠的史料來源,而且還可以為瞭解中國基督教發展概況的讀者提供第一手的資料。

對於研究明清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史的學者來說,教外文獻尤應得到重視。陳垣在《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指出,「欲研究教史,有教會典籍在,何須教外典籍?」其理由有六:「一、可補教史之不足,二、可正教史之偶誤,三、可與教史相參證,四、可見疑忌者之心理,五、反對口中可得反證,六、旁觀議論可察人言。」 [5]台灣學者黃一農教授在運用教外文獻方面成就斐然。[6]

本資料集雖然輯錄了與基督教有關的史料,但是,僅僅閱讀這些內容是不夠的,如康熙時期的地方志與基督教直接相關的只有3種,但實際上,間接有關的地方志則遠遠大於這個數。康熙及之前的地方志,如江南、福建、江西、北直等地的地方志均有諸多資料可供研究者使用,如對信徒生平的介紹、信徒人際關係(包括師友、姻親等)之揭示、信徒的家族與著作等。如要深入研究中國本土教會,除了參考本資料集之文獻外,仍需閱讀各地的地方志,以及時人文集、官方檔案等。此處僅舉一例,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有對利瑪竇之介紹:「利瑪竇,字西泰,大西洋人,虯髯碧眼,聲若巨鐘。萬曆九年陛見京師,獻所攜經像方物。其學尤精治曆制器諸法,欽賜堂宇,給以祿廩。後傅泛際、金泥[尼]閣、陽瑪誥[諾]、艾儒略等相繼至杭,結廬湖上,尋移錢塘門內,順治初圈入滿城,徙天水橋西。世祖有禦制天主堂碑序,今上有禦書『敬天』二字。武林堂中皆虔奉之,其泰西諸修士墓在方井。」[7]本書未能輯入。殆與編者主要以民國時期的地方志為主,且多以地方志中的「宗教志」等按圖索驥。實際上,在光緒《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八《人物》中仍有對天主教徒李之藻之介紹,本書亦未輯入。[8]

本資料集並沒有明確區分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不少地方志也是將二者等而視之。不同地方志對二教的起源、歷史等記述不盡相同。鑒于「基督教」容易被誤解為「基督新教」,建議再版時可將書名改為《中國地方志基督宗教史料輯要》。而本文所討論的對象亦以明清天主教為主,至於基督新教的「教內文獻」與「教外文獻」之內容,則有待于專文以討論之。

另,本書輯錄的地方志多以晚清、民國時期的「舊方志」為主,若結合香港學者陳劍光、林雪碧所輯錄之《中國新方志中的基督宗教資料》(1980年代以來),[9]則對於中國地方志有關基督宗教之內容,似可有較為完整之瞭解。

[1] 此只是初步統計,實際情況可能要多於2277部。資料來源主要是各收藏機構的書目:Maurice Courant &Yoshinobu Sakade,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etc. (《パリ國立圖書館所藏漢籍解題目錄》)Tokyo: Kasumigaseki Shuppan Kabushiki Kaisha(東京:霞ケ關出版株式會社), 1993-1994; 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Armonk, N.Y.: M.E. Sharpe, c2002;Paul Pelliot,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A Posthumous Work, revised & edited by Takata Tokio, Francoise Bottero and D'Arelli, Francesco.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1995.《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高田時雄校訂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Adrian Dudink, “The Zikawei Collection in the Jesuit Theologate Library at Fujen University (Taiwan): Background and Draft Catalogue”,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 Journal 18 (1996): 1-40.

[2] 如從徐渭的詩歌中發現其與羅明堅的關係等等,參見Albert Chan, Two Chinese Poems Written by Hsu Wei (1521-1593) on Michele Ruggieri, S. J. (1543-1607), in Monumenta Serica, Volume XLIV.

[3]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344以下。

[4] 對於庚子以前教友大增的原因,地方志的編者多認為是「利誘」所導致的,如民國二十年《滿城縣誌略》卷八載「當時利誘貧民,教友頗盛」;(頁83)民國二十年《棗強縣志》卷四載「自中國准其傳教,又嘗以利誘,民貧苦勢孤者,遂奉其教以撐持門戶」。(頁91)

[5] 陳垣:《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載氏著《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192-193。

[6] 參見氏著《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繁體版,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簡體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 (清)馬如龍、(清)楊鼐等纂:(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四•寓賢》,1686年,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頁45a。

[8] (光緒)《杭州府志》卷一四八《人物九·畤人》「李之藻」,《中國方志叢書》第199號(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74),頁2794-2795。

[9] 參見資料庫:http://www.hsscol.org.hk/FangZhi/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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