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方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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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退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子口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了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高位,于斌、罗光等等皆是也。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啡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骂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那时我在《文星》推动现代化,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首开先河,先攻击台大;1964年5月1日,转向辅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孙智囗透露、孟祥柯(孟绝子)执笔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饭,兜他写点辅大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一定有内幕文件。方豪听了,义正辞严地正告我:“我是神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说:“台湾好挤——啊!”我故意拉长了“挤”字的声音,方豪顿时面色大变。我说:“一、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写,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三、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我又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怎可以不说话?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败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方豪听了我的话,终于心动,他同意写一篇,不过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还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文章果然来了,标题是《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我把它加进我写的部分后,以“沈沉”的名字,发表在1964年9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这篇文章一出,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天主教头上。田耕宰等立刻开紧急会议,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漏的?并追究作者是谁?与会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由田耕莘亲自审问。方豪死不肯招。田耕率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方豪扑身便倒、脱誓而出,仍旧矢口否认。田耕率大骂他发假誓,方豪被逼无法,心生一计,说请到《文星》去查,如能证明是我写的,我就甘服。田耕宰认为有理,就决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岂是易与之辈?于是商量一阵,决定派徐熙光神父来“挂铜铃”。徐神父透过一位认识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后就单独到我家里来。

  写到这里,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从在田耕宰那边虎口余生后,落荒而走,气急败坏找到我。我安慰他说:“我不是有过保证给你吗?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你还怕什么?”他说:“我当然相信李敖最够朋友,只是这回我给吓坏了,特别来看看你,通知你他们会找你,你有个准备。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你帮忙。我想请你在报上登个启事,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你写的,与某神父无关,不知可不可以?”我说:“凡是对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登启事可以,你说怎么写,你拟稿,我照发就是。”方豪大喜,立刻拟了稿子,并要求由他亲送《联合报》,我给他登报费,他不肯收,就这样的,“李敖启事”便上了《联合报》。

  徐神父出现了,宾主坐定以后,他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谁,《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人主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来了,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豪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只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像!你可以转告田耕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闭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徐神父在内!”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田枢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的,教会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你请回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带一句: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不能沉默!”就这样的,方豪安然过了关。辅仁大学大改组,头目周幼伟下台。周幼伟气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而辩”大骂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许散发。周幼伟离开台湾,不久就气死了。

  方豪惊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夸奖我真够朋友。真是男子汉,说话算话。我笑着说:“你何必这样怕他们?让他们给你开除教籍(破门律)算了,别做什么神父了,讨个老婆好过年吧!”方豪苦笑着说:“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给逐出教会,就身败名裂,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太老了!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我说:“无论如何,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他说:“我再也不要做奋斗的好人了!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方豪的脸型在我眼里有了变化,好像忽短忽长,像一条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学上,橡皮筋在拉长时候,实际是受到了压挤,受到了挤挤挤挤,温度就升高了。所谓好人,又何尝不这样呢?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天下的。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不会积极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如果把好人当成橡皮筋,把它压挤,把它挤挤挤挤,它的温度便会升高。可见我们这些“善霸”、这些李敖之流,有一个大用处,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于我们的深藏,他们才可以显露;由于我们的布施,他们才成就了功德。

  方豪在这一事件爆发以后,开始扶摇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当“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当“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则开始江河日下,被国民党斗倒斗臭,后以叛乱罪判十年。那时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学院院长,我从牢中写信去,请他代卖我的部分藏书,钱给我母亲。他同意了。不料书派人送过去,他又反悔。我大怒,写信大骂他,并威胁出狱后要公布“沈沉之事”。他怕了,写信来说书虽无法代卖,但鉴于我乃孝子,愿每月付我母亲三千元,直到我出狱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寄来,我心中感谢,可是嘴巴不能软,一软他又会耍赖了。如今方豪早已魂归天国,我怀念他,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方豪的例子,证实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伪君子,如果云龙契合,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我这种态度,才真真是“与人为善”。非但伪君子如此,甚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如果你厉害,使王八蛋无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门寺”中的宦官刘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纠纷,但对方有黑道势力,他盼我帮忙讨债。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软禁,我想黑道最怕警总,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应了。讨债之日,对方果然有流氓现身,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我手一招,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刻上前,亮出身分,大喝:“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我们是‘保护’李先生的,你们乱来,就抓去管训!”吓得流氓鼠窜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十多年后,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消息传出,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以聘书相招,聘书署名:“校长徐熙光”。我为之一笑,谢绝了他。后来陆啸钊告诉我:徐熙光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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