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牛津共识”降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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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晚,一份有28位学者签名的《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在互联网上发表。全文858字,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关于中国现状和问题的认知,后半部分是关于“怎么办”的4点共识。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公开达成共识,近二十年来,仿佛第一次。两天里,本刊记者电话采访了与会的9位学者以及相关人士,根据他们提供的全景、章节或片断,还原这个故事
  “极简”的会议
  朱晓红乘坐的这个航班飞往伦敦,在多哈转机,同在经济舱的还有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国家级名师,曾在早年的《百家讲坛》讲过“文明的冲突”等,后退出;近年专注于基督教研究)。
  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副教授,早在今年3月,朱晓红就确定接受邀请,参加8月20日至25日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讨会。按照国内学术圈通用的标签分类,她既不左,也不右;她研究天主教。
  到达多哈机场已近深夜,她看到从北京飞来的秦晖金雁夫妇(知名自由派伉俪)、高全喜(贺麟先生弟子,近年专注于法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偏左自由派)、陈明(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何光沪(基督教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渔(自由派)、郑也夫(谢绝自由派标签的自由派)等学者。她有些吃惊:没想到当今思想界各路“大人物”都来了;没想到在这样的场景下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初次相遇——
  下一程是多哈夜间的红眼航班,候机厅没有足够的座椅提供。这些学者倒还精神,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站着聊。待一批乘机者离去,几位女性赶紧请年长者坐下。此时,男人们方显疲态,有的,就在卡塔尔首都机场的一张椅子上盹着了。
  到了伦敦,来接机的大巴上已有一拨等候了两小时的港台学者;又等候了两个多小时,待第三批学者抵达,大巴开动。
  “你们饿不饿?”接机的一位博士生问。
  有些人表示“很饿”——实在疲劳,在机上没吃没喝光顾着睡。怕主办方破费,中国学者提议“少买些”。博士果然不多买,热的汉堡冷的三明治,大家一切为二,分享。
  到了牛津大学,在神学院一幢5层楼学生公寓住下。朱晓红参观了这幢有好几百岁的建筑,有些单元的木楼板踩上去咯吱作响,很有历史感。
  金雁和秦晖住的是双人式公寓,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一张书桌,没有卫生间。
  “我本想,只要能洗热水澡、能上网就行。但找个漱口杯找了很久,后来发现,它不提供。”金雁说。
  他们与另外四五位携夫人同来的学者共用底楼的一个盥洗室,洗澡须轮流,起夜须下楼。
  跟国内动辄星级酒店、豪华大餐的学术会议不同,此次会议简朴而庄严。早餐基本是学生公寓提供的麦片、牛奶、几片面包;中午是英国承办方的义工用高压锅蒸的米饭、做的中餐。
  开幕晚宴在牛津大学最古老的莫顿学院(建于1264年)、级别最高的莫顿大厅(建于1277年)举行。大厅四壁悬挂着25位英国首相的画像,他们都从牛津毕业。电影《哈利·波特》曾在此拍摄。
  “当晚场景相当于《哈利·波特》里的餐厅。大家面对面坐着,可以聊天,认识不同的朋友。”干春松说。
  “看得出主办方比较拮据。这些年学者开会太多了,我本想逃逃会也没什么,但这一次不同,尤其知道这个会是怎么来的,更觉得应该认真对待。”金雁说。
  没有一位男性学者向记者提及此次会议的“朴素”。他们在电话里的讲述各有气派。
  计划的由来
  王文锋是在2012年年中决定要做这件事的:把自由主义、新左翼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聚合起来,坐在一个圆桌上商讨,形成一个共识文本。此前若干年里,经过对三大派思潮交锋历程的梳理,他已生此“痴心妄想”——一些长者对他说:我们平生,不太可能看到这一天。
  这个断言,基于近二十年来思想界长时间的分裂、撕扯、攻讦、割据,写成备忘录或有好几卷。其对峙之深、关系之僵、交锋之烈、参与人数之多,为中国思想史上所罕见。
  “一开始也有点想打退堂鼓,但我是基督徒。很多个夜晚,我静静跪在书房里,一边注目着书架上这些思潮代表性人物的书籍,一边透过窗户仰望星空中那位超越的存在者……不久,我有了一个想法:只要自己努力了,一切结果都是有意义的。之后我跟几位同事商量,下定决心准备去做,就一直有一种喜乐和祥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现在想想,或许这就是天时吧。”王文锋说。
  王文锋1976年出生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是家中第四代基督徒,幼时便有志于做一位牧师。1995年从温州一家圣经学校毕业后开始在教会圈子里传道,1996年跑了大半个中国。这一年,他在各地基层有所见闻,意识到消除误解和隔膜的重要。
  1998年,通过成人高考,他考进北京大学。2009年,他赴新加坡一所神学院攻读硕士,以使自己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厚的思想基础。在新加坡就读的第二年,他发起了中国神学论坛(一个NGO组织),并在当年连续举办三届研讨会。此间,山东曲阜拟建教堂事件,促成了他与新儒家的结识。
  2010年,在孔子故乡,当地人准备盖一座教堂,能容纳三千人,选址在孔庙附近。此事引起新儒家学者如陈明的一些不满:选在孔子故里,传说孔子门徒三千,造在近旁,分明挑衅。于是发起抵制行动。教堂计划搁浅。
  王文锋通过中间人与陈明见面。“我说,可能当地有些方面想得不够周到,我们的项目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容纳三千人不是有意提出来的,两千、一千也没关系;盖得远一点、矮一点也没关系;甚至教堂整个装修采用中国式也没关系。我说下次有不满呢,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
  此时,他的论坛已在韩国举办完第四届研讨会,打算在美国举办第五届,于是邀请陈明参加,后者“很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一位新儒家学者和一位青年基督徒(分别代表中西文化),私下里成为朋友。
  王文锋觉得,这种沟通对话的效果很好,至少可以平和面对问题,于是将眼光投向当代中国张力最大、冲突最多、也最令人揪心的领域。到了第六届,他颇费苦心地将会议地点选在德高望众的牛津大学。
  英国承办方是OCMS(OxfordCentreforMissionStudies,当地一家学术机构)和WycliffeHallofOxfordUniversity(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的大厅,一座多年未用的教堂),他们负担嘉宾们在牛津的费用——在他们的习惯里,隆重不等于奢侈。
  这些机构里有许多义工,有些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为会议服务。3天里,上午下午的研讨之前,都有唱诗班吟唱,由加拿大一位叫林瑞芳的博士带领。OCMS中心主任的太太是美国人,1980年代末在辽宁阜新教过两三年书,对中国有感情。茶歇时,她为中国学者们倒茶。
  国外关注、关心中国的人越来越多,理由如学者们在最初的共识文本里所写:当代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日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但他们也常常看不懂中国——倘若懂点中文,翻开近期的中国报纸或浏览中文门户网站,除了看到一些官员开始排着队受审“还债”,还能看到一场街头纠纷就能导致两岁的婴儿丧命,一个6岁男童毫无征兆地在一个黄昏被剜去了眼球,而嫌疑人是他的长辈亲戚……关于知识分子们的故事,则不定期上演谁跟谁“论战”了、“对决”了,甚至“一记耳光”了;而某些民间自由派兼网络名人言论之生猛、私德之低下、粉丝之众多,更让他们觉得费解和深奥。
  在这种情形下,最难的是邀请嘉宾。王文锋以“非常艰辛”一语带过。
  记者辗转了解到,主办方曾向十几位新左翼学者发出邀请,最终来了3位:黄纪苏、罗岗、吕新雨。有些人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有些表示考虑,但不太相信这种会议能办成功。
  有一位在近年的论战和风波里自觉受到伤害的左翼领军人物,表现出感动、知礼和犹豫——他与王文锋曾经见面,最终因另有行程没有出席,但向大会递交了论文。在看到共识文本后,他表示:“(文本)是好的。讨论能够达成这样的谅解和共识,在当代环境中,已属不易。”
  许多年里已是常态了:面对会议、聚会、饭局之类的邀请,学者首先打听“都有谁去”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去;主场若是自由派,新左翼则不会出席,反之亦然。为打破这种僵局,王文锋说,从3月到8月,何光沪、高师宁、陈明、许纪霖、高全喜等学者做了重要的引荐和联络。
  “我是蝙蝠型的调和主义者,左派说我偏右,右派说我偏左。卡尔·施米特曾说,政治就是分清敌我。但我觉得,政治、思想、文化,都应该是你活、我也活。”许纪霖说。
  其次难在经费。刘洪丽是中国神学论坛的志愿者,经手了此次会议财务的全部收入和支出。她说:“虽然论坛承诺会承担每一位嘉宾的往返机票,但在筹备初期,我们账上的结余是负数。我们常常入不敷出。但每次在最需要的时候,上帝都会预备一些关心论坛的人给我们奉献,王文锋也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补贴论坛的日常支出。”
  筹备期只筹到1/4的费用。一来基督教群体感觉这个主题(促成共识)没有什么必要,二来觉得不太可能做成,因此少有人赞助。怎么办呢?
  “我与太太(韩国人)商量,不如把在北京望京的房子卖掉,然后在顺义郊区买一套,这样置换一下就可以多出几十万元。在我不断的鼓励下,她便答应了。于是我们在2013年1月把房子卖掉,按基督徒1/10奉献的习惯,把其中二十多万元拿出来作为此次研讨会的经费。”王文锋说。
  共识的达成
  温州商人、基督徒蔡小林自费参加了这次论坛。8月21日至23日,他亲眼目睹这些教授们是怎样切磋的。
  “针锋相对,咄咄逼人。每路学者都畅述自己的观点,听说有些老师是好友,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讨论起来是不讲客气的。但我又能感觉到始终充满和谐友爱和尊重,没有一派教授绝对化自己的观点。”
  “其次感受强烈的是,每个教授的主张里,都看得出爱国、爱真理的心志,这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竿。如果知识分子不执着追求真理,而被世俗同化或随波逐流,真是学术界的悲哀。”
  朱晓红的描述是:“白天会场冲突很大,发言辩论者都很兴奋。许多学者付出了很多,像吕新雨,3天里加起来睡了不过十来个小时,除了白天晚上连轴讨论,她还参与文本的修订。”
  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有一些理论论争是可以明亮辽阔的,另有一些部分又是微妙的。在选定修订人选的讨论中,陈明主动请缨。王文锋左边坐着陈明,右边坐着吕新雨,他感觉陈明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他一脚。王文锋会意:那我们让陈明和吕新雨来修改二稿可好?大家说:好。因为,吕新雨不仅是罗岗推荐的,也是那位没来成的左翼学人推荐的——新左翼好不容易来了三位,众人珍惜。
而每位学者,内心里都希望在文本中凸显自家自派的主张。“都是所谓大佬,每个人其实都能搞出一整套东西。”陈明紧接着说,“被称大佬和自诩大佬其实是个笑话,在复杂的世界面前,每个知识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起码要真诚。”
  共识文本先后6稿,不包括前期秦晖主动放弃自己提交的那一稿。
  前期,是8月15日的北京,清华园醉爱餐厅312包间,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在召集人王文锋的邀请下,商讨草拟“关于中国未来的几点共识”文本是否必要——一致认为必要——那么,应该谈论什么。
  这一晚,初定由4人起草文本初稿,字数控制在1000-1500字,打印出来最好一页A4即可,分题涉及文化、价值观、公正、自由、宗教政策、外来文化、经济制度等等。
  这一晚,分属4派的这4位学者都意识到,这是思想界自己的事情,如果错过机会,终将有愧。
  8月16日,何光沪草拟于北京的第一稿1432字;
  8月17日,黄纪苏修订于北京的第二稿1201字;
  8月22日,陈明修订于牛津的第三稿936字;
  8月22日下午,吕新雨修订的第四稿1218字;
  8月22日定稿第一版872字。9月4日公布的,是何光沪、黄纪苏、吕新雨又花了一小时修订的定稿第二版858字。
  “稿子越改越短,力求平实、准确。”任教于复旦新闻系的吕新雨说。在最终文本“知识分子在自成一家的同时,应该在尊重不同的观点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以此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当前和未来发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识”的表述中,她贡献了“互相砥砺”4个字。文本末尾的“以致天下太平”中的“天下太平”也出自她手,这是对新儒家的尊重。
  夜间的非正式讨论会在神学院的一个大客厅举行,从照片上看,墙壁素白,沙发清简。18位学人坐下来,举着两页“系着中国未来”的A4纸,郑重其事。
  在前四稿对中国现状的认定和描述中,罗列了众所周知的各种棘手难题: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结构不合理,环境破坏,城乡分裂,乡村社会解体、城市化弊病日益显现,贫富鸿沟加深、社会道德水准降低;贪腐猖獗与官商勾结、政令不畅和行政违法,官民对立强化、“群体事件”激增;城市住房涨成“天价”、无数青年变成“蚁族”,上亿农民工维权艰难,乡村老人儿童留守“空巢”;以及越来越严峻的粮食与食品安全。在最终定稿上,这些“棘手难题”浓缩为半句“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一些时下敏感的词语也最终删去了。
  “我们当然要考虑写法措辞,是希望它能向上、向下传播。”秦晖说。会场上,学者们提及“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一些以往以坚定、较真而著称的人沉默了。徐友渔表示,无论共识在文字上如何表述,他都会签名。
  8月22日晚,当学者们终于对文本达成共识,签了名,王文锋抱着那两页纸回到宿舍,哭了。
  8月23日,众学者在又略作调整的文本上第二次签名。所以,王文锋手里有两个版本的签名文本。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为文本生成说了很多话的人,更要感谢那些没有说话的人。一些著名学者,如徐友渔、姚中秋(秋风)、高全喜等人为了共识破冰式的形成,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按他们的意思,这个共识文本不仅仅是要表达各自的观点,更是要由此促成中国思想界各路人士心平气和走在一起、营造沟通对话的良好氛围,以便为中国的未来尽一份责任。在我看来,真正促成‘牛津共识’的是大家的见识和胸怀,他们的说和不说都是为了中国思想界能有一个美好的局面。因此也期待更多学者和有识之士能珍惜这个微弱的开端,使得文本传递的信息不仅只是一份思想结晶,更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的向导与祝福。”
  共识之后——众学者答疑
  人物周刊:有学者发声:有分歧才是常态,没必要刻意寻求共识。
 
  秦晖:有分歧不等于没共识。现在强调的共识并不是说大家跑累了,需要休息,不要再吵了;而是在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需要改变的情况下,就怎么改变达成共识。
  我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实际上类似于1848年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刚刚兴起的那种状态。当时不管是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面对一个共同的话题,那么就这个话题而言他们是有共识的。这不是折衷,也不是调和。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底线性共识;也有人说它稀薄、空洞、大而无当。
 
  陈明: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础性共识而非底线。比如佛家“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这些是底线,是基本固定、退无可退、进无所进的。而这个共识文本里的每一层意思,都是可以向上生长、向下贯彻的,所谓纲举目张。
  其实共识讲的这4点用的语言比较模糊,但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种目标而不是一种现状吧。
  许纪霖:我觉得共识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是: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我认为,中国的未来不是取决各家各派有多少分歧,而是有多少共识。最初的共识一定是比较基本的,语言也是较为平和的,它的深化、细化、具体化取决于共识之后和共识之外,更广泛的跟进和延展。
  人物周刊:有网友评说,这是个象征性的共识,没有操作意义。延伸开来:中国的未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群知识分子的共识?
 
  黄纪苏:肯定有作用,毫无疑问。看看中国当代史这几十年,或者就看看近三十年,许多政策的出台都有思想文化的前兆。1980年代知识分子嚷嚷的,比如私有化,到1990年代开始就非常自然地出现了。但当这些东西的弊端表现出来,出现新左翼,开始批判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它表明思潮是处在变动和演进中的。政治精英很容易关注这一块,然后根据这些来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我觉得知识分子其实是在打滥仗,包括媒体也卷入进来。
  何光沪:假如我是当政者,从哪里了解社情民意呢?一定是先听听那些可以发出声音的人。民情里很大一块是知识分子的言说,当然网络改变了民间的话语权,这是另一个话题。在牛津我们闲聊:公知这个词是多余的。研究核物理而不用管建核电站污染问题的那叫专家。知识分子本该超出专业、利益,就公共事务发声。但如果我是领导,不喜欢听吵架,你们自己先理理顺再说。
  吕新雨:我觉得首先是知识共同体内部的事情。我之所以来参加这个四方讨论会并且主动承担一些工作,是希望知识分子的公共辩论能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会上,我已经感觉到激烈的辩论是可以和理性的态度同在的。不要再将对方(不管哪派的对方)污名化,不要再从人身攻击、指责人品这些角度去对待学术讨论——它既没有意义,也彼此伤害。
  人物周刊:知识分子之间和气一点对降低社会戾气指数有没有示范作用?
 
  黄纪苏:知识分子的思想分裂也是社会分裂的一个反映。并不是知识分子说要整合了,全社会就整合了,因为底下的利益还没有整合。但我们所说文化观念这些东西还是会起一定的作用。就知识分子的特点而言,他本应最有可能脑袋超越屁股,脚步超越鞋跟的。因为他是通过阅读、学习,学习上下五千年的思想,很容易把别人的感受变成自己的感受,把别人的利益变成自己价值观,怀有理想主义的这样一群人。相对其他阶层,他本来最有可能超越一己之利,超越利益驱动型的。但在今天,随着全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物化,知识分子也卷入了,他越来越丢掉理想主义的这些情怀,像有些教授会对学生说,不挣够三千万别回来见我。这是可怕的一件事。老百姓仔细一看:都这德行,好不了。于是呢,出门就得装流氓,上网就得装大V,怕被欺负啊。20年前介绍对象说,这孩子老实。今天还有这样介绍的么?老实就是窝囊,没戏。
  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给整好了。历代知识分子做得还是不错的,这个传统也很长,都很有样儿。就这些年是个例外。
  秦晖: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去追问动机,至少我们这群人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坐在一起谈也行,但写的文章都是……骂人的越来越多,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对我,有一边说要绞死我,另一边说是要搞我的专案组……我们现在做一点努力也不见得就能消除这种现象。因为真正思想上的分歧我认为根本不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只要闹到你死我活,多半是两个原因,一个涉及权力,一个就是涉及到利益。现在仅仅是思想界迈出一小步,我们也不能完全代表思想界,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如果能对社会产生正面意义当然好。但真正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改革的。
  人物周刊:各家各派的理论之间有没有彼此靠近、融合的可能?
 
  朱晓红:各家的分歧主要还是出在对中国问题根源的把握上,自由主义认为根子在缺乏制度性保障,它能看到弱势的个人、小的团体所承受的苦难;新左翼也注意到三农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但分析起来,归因于市场化、全球化、资本对劳动力的压榨;新儒家偏左,相对温和,但对儒家的定位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儒教,有人认为是文教;天主教比较看重人的尊严,《圣经·创世纪》里说,人有神的肖像,这是自然法起源的神学基础。这次共识里的第一条“以民为本”,各家各派都无异议。还有像第二条有关“公平正义”,各家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些都表明,彼此靠近是完全有理论基础的。
  陈明:1980年代有改革共识,1990年代知识界分裂,现在应是再次寻找共识的时候了。在这个文本推敲成型的过程中,我感觉某种积极的分化正在思想界悄然发生。各派的问题意识与思考维度开始彼此被考量、吸收,从而有可能使得各派的思想光谱或构成变得丰富厚实。希望这些共识能成为中国思想界升级的标志和起点。
  (感谢学者许纪霖、王文锋、何光沪、黄纪苏、秦晖、金雁、吕新雨、朱晓红、陈明等受访,限于篇幅,观点呈现只能挂一漏万;感谢实习记者杨楠、杨媛对本文的贡献。)
  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的中国观正在改变。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中国将走向哪里?会给未来的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迫切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些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都热爱中国这片土地,都忠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珍视知识分子发挥社会反思与守望的功能,希望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变化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扬这个群体历来所富有的道德情怀和理性精神,以文化和观念的力量推动国家和社会向上向善的演进。
  我们承认,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知识分子都应该在尊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由此形成关于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识。
      我们通过认真的讨论交流,在几个方面达成如下共识:
  1、我们希望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即以人民的认可为权力的来源,以人民的权利为制度的基础,以人民的福祉为国家的目标。
  2、我们希望中国坚持“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与性别各领域,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诸环节,在教育、医疗、居住、工作、休息和养老等方面,都以公平对待所有中国公民、实现社会生活正义作为基本原则,使全体人民的生活不仅有物质的保障,而且有精神的尊严。
  3、我们希望中国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坚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标,以群己关系的合理平衡为前提,以公平正义的法治为原则,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体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4、我们希望中国致力于建设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以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原则处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方面的国际纠纷,既有利于全体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全人类,促进世界各国各族的和平共处与和谐发展,最终达致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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