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黎明:“矮子当中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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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铮所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它以德礼贤注释本为底本,[2]堪称一部费心、费力和费时的译作。根据《译者前言》,该译本始终得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所的鼎力支持,其前任所长马爱德曾于1998年抱病前来北京对译者进行“考核”,而在初译稿完成后,其新任所长吴小新聘请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意大利汉学家梅欧金“专程来华,与译者一同工作,以对照意大利原文、逐字逐句诵读译文从而进行校雠的方式来修改译稿”。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获得诸多中外知名学者的帮助,而“文庸先生不辞劳苦,先后校读译稿三遍,并在历史和宗教方面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译者前言》最后感慨道:“现在,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在经过十余年的翻译、审校、修改和等待后,终于能够出版了!此时此刻,译者在欣幸之余也有一丝不安,担心译文中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译文中的任何错误和纰漏都是由于译者的浅薄和疏忽造成的,本人要为此而承担责任,只是衷心希望发现这些问题的读者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反馈给本人,以便及时订正,从而不断完善这个译本。”
   文铮的“一丝不安”以及“担心”似乎并非多余。笔者粗读这部译作,发现了许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译文和注释等方面,尽管它在总体上优于先前的两部中译本。为此,笔者以书评的形式将一己之见反馈给译者,并期盼译者的教正。
  一、译文问题:以马尔第诺事件为例
  译文的质量是一部译作的关键所在。必须承认,文铮的翻译态度是认真的,如同他在《译者前言》中所说,“由于这部著作的重要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译者总是小心翼翼,对原文‘亦步亦趋’,生怕错会作者的本意。”令人遗憾的是,译者“错会作者的本意”之处比比皆是。本文谨以书中马尔第诺事件为例(第123―126页),窥一斑以见全豹。这是利玛窦著述中最有趣的故事之一,文字相对容易理解,但文铮译文依然有许多错误。下面先以楷体列出译文,然后笔者一一加以点评。
  ……还有一位教友,教名是马尔第诺(Martino),在澳门受洗,从他的家乡广州来此看望神父们。罗神父早就认识他,对他非常器重,因为他虽置身于众多的异教徒之中,可还坚持对天主的信仰,但事实上他的信仰已丧失了大半。他利用来肇庆的机会捞取钱财,给当地的教友造成了损失。
  点评:关于罗明坚对马尔第诺的态度,利玛窦的用词为carezze,“器重”为错译,当译为“关心、爱抚”,译者下面段落中将carezze译为“大献殷勤”,比较接近原意,虽然也欠准确。根据原文,罗明坚“关心”的动机是“为了让马尔第诺在异教徒中保持宗教性,而其宗教性似乎已经减半(acciocché tra tanti gentili, conservasse la christianità, che pareva aver gia mezzo persa)”,原文acciocché意为“为了”或“以便”,而文铮将之错译为“因为”,不但颠倒了因果关系,而且译文本身也自相矛盾:一个“信仰已丧失了大半”的人,谈何“还坚持对天主的信仰”?另外,原文说马尔第诺通过“欺骗肇庆某些教友(ingannando certi christiani di Sciaochino)”为己牟利,文铮将之错译为“给当地的教友造成了损失”。
  中国有很多人狂热地相信用一种草便可以把水银炼成真银,但据说这种草中国没有,它生长在异乡他国,至今仍要靠神父们带入中国。他们深信神父们有这种草,并会用它炼制真银。原因非常简单,他们看见葡萄牙人每年都从广州大批量购买水银,运到不产水银的日本和印度去,随后便满载真银而归,除了用水银炼制真银外,人们无法想象会用别的什么办法能得到这么多银子。另外,他们见神父们在中国从不化缘,也没有其他产业,更不做生意,但却能踏踏实实地维持生计。他们不相信银子会一连数年源源不断地从外国运来,因为他们知道,神父们的国家离中国很远,需要两三年才能到达。这大概是天主的圣意,因为如果不能让他们相信神父们是靠国外的供给为生的,他们势必认为神父们来此别有用心。神父们越是否认自己会炼银术,他们就越是相信那些传闻都是真的。因为有很多骗子和无业游民,谎称会此技艺,不断坑害百姓,使他们成为这一恶俗的受害者。
  点评:关于炼银术的秘方即生长在国外的神奇的某种草,文铮注释说:“这种草是龙鲜香”(第126页,注3)。查德礼贤注释,此草写为龙仙香,[3]其中“仙”为“涎”之笔误,而文铮又将“仙”误写为“鲜”,龙涎香遂讹为龙鲜香。这种草“至今仍要靠神父们带入中国。他们深信神父们有这种草,并会用它炼制真银”,此译不确。“vennero, dal principio che i Padri entrorno nella Cina sino a questo tempo, a pensare i più di loro che i Padri havevano quest’herba e sapevano fare quest’arte”,当译为“从神父们进入中国至今,许多中国人认为神父们拥有此草并通晓此术”。另外,“这大概是天主的圣意,因为如果不能让他们相信神父们是靠国外的供给为生的,他们势必认为神父们来此别有用心”,此句搞反了原文的意思,原文“E pare fu questa Providentia divina, perché , se si persuadeno che di fuora sono sostentati, non potrebbono pensare se non che stanno qua per qualche fine molto cattivo”,当译为“这似乎是神圣的命运;因为如果他们相信神父有外部援助,他们只能认为神父在中国动机不良”。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为了避免“里通外国”或“怀有贰心”的罪名,刻意隐瞒从外部得到钱财的事实,加之他们不化缘、不置业、不经商,所以国人猜测他们善于炼银术;如果国人知道他们的钱财来自澳门,则其炼银术传闻将不攻自破。文铮译文“不能让”三字是对原文彻底的“背叛”。最后一句“因为有很多骗子和无业游民,谎称会此技艺,不断坑害百姓,使他们成为这一恶俗的受害者”也不妥当,原文为“perciocché vi sono molti inganatori e vagabondi che dicono saper quest’arte e continuamente ingannano molti infermi di questa infermità”,当译为“为此,许多骗子和游民自称通晓此术,并继续欺骗患有此病的许多病人”。   肇庆的教友中有一对父子,倾其所有从事炼银术,最终一无所获。他们去问马尔第诺,神父们是否掌握这一技艺,马尔第诺回答说是,而且告诉那人罗明坚神父已答应传授给他们,但条件是不能把消息透露给任何人。那对可怜的父子信以为真,开始对不名一文马尔第诺大献殷勤,把他请至家中,好吃好喝地招待,还花钱给他娶了一房妻室,这一切都是为了换取炼银的秘方。马尔第诺也答应得很痛快,只是要求他们不要告诉神父身边的人。
  点评:“倾其所有”原文为“avevano consumata la suo robba”,当译为“耗费家产”。肇庆父子俩远未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否则也不会有钱来收买马尔第诺。“而且告诉那人罗明坚神父已答应传授给他们”,此句中“那人”是谁?不可能是马尔第诺本人,更不可能是罗明坚,故只能是父子俩中间的一个;但前后文中父子俩均用“他们”,故“那人”也必须写为“他们”;然而,如果马尔第诺告诉父子俩罗明坚已经答应将此术传授给他们,他们又何必如此讨好马尔第诺?对照原文,便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e che il P.Ruggero gli aveva promesso insegnargliela”,当译为“而且罗明坚神父已经承诺将此术传授给他”,“他”即马尔第诺,与父子俩不搭界。文末“不要告诉神父身边的人”,原文为“se non parlassero di questo con nessuno de’ Padri”,当译为“不要告诉任何神父”,即既不要告诉罗明坚,也不要告诉利玛窦或其他神父,而“神父身边的人”通常意义上指神父之外的其他人,比如神父们的中文老师或其他仆人等。
  这件事就这样持续了三四个月而未被觉察,马尔第诺也每天都来神父们的寓所。后来,当他无法再瞒下去的时候,便谎称某日神父们就要教他炼银术,而他也会教给那对父子。同时他准备伺机逃走。由于三棱镜能折射太阳光的各种颜色,他就以为那是块价值连城的宝石。一天,他向神父借来三棱镜,说是要让家中的亲戚见识一下,之后他便携带此镜逃回老家去了。
  点评:译文第一行中“持续”原文为“dilatandose”,当译为“拖延”;第二行“当他无法再瞒下去的时候”,原文为“non potendo più dilatare gli suoi hospiti”,当译为“不能再对其主人拖延”;两句用了同一“拖延”之词,意为马尔迪诺对父子俩承诺后一直拖延,直到无法继续拖延之时,“拖延”与“瞒”还是有所区别。“他就以为那是块价值连城的宝石”,原文为“era tenuto per pietra di gandissimo valore”,当译为“(三棱镜)被认为是价值连城的宝石”。文铮译文给人的印象是,三棱镜价值连城似乎仅仅是马尔第诺一人的看法,而原文表达的意思则为这是众人的共识。
  那对父子得知此事后,立刻跑到神父家中哭诉,说他们发现被那个骗子骗了,把大笔借来的钱给了他,另外还给了他很多东西,因为这些都是神父们索要的。罗神父两次去马尔第诺的老家―广州,因为神父只知道他和三棱镜都在那里。那对父子中的一人在岭西道的衙门里供职,他伪造了一封公函,上面说岭西道要捉拿马尔第诺归案,又带着公函来到广州,恐吓马尔第诺,让他交出了三棱镜。他们父子二人盘算着,神父们为了拿回这块价值连城的宝石,是很愿意出钱赎买的。
  点评:根据译文,肇庆父子举债给马尔第诺送钱,这近乎不可思议;更离奇的是神父们居然间接向父子俩索要财物。笔者急忙查看原文,发现事实并非如此。“Gli deveva molti ducati che gli avevano inprestato e spess con le sue cose, chiedendo conseglio”,当译为“他们给予他很多银两,包括借给他和为他所花费的银两,因此他们征求(罗明坚)的建议。”
  有一天,岭西道像往常一样,带着几位要员来到神父寓所,参观我们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被本城人视为珍宝。当他们提出要看三棱镜时,才知道已被人骗走。为此,岭西道立即发了一道公文,派人把马尔第诺捉拿归案。神父们谢绝,说这东西不值钱,不必这样兴师动众。岭西道却说,这东西不只属于神父,而且还属于经常来欣赏它的官员,一定要把它找到,还给神父们。
  点评:佛寺在明代通常为游宴之所,耶稣会士在华第一座寓所�M花寺为两层楼房,王泮等肇庆官员经常光顾,所以利玛窦称神父们的寓所(casa de’ Padri)为“肇庆城最佳观光和娱乐之地(che era la miglior vista e recreatione di quela città)”。文铮译文“因为这些东西都被本城人视为珍宝”,大错特错。另外,利玛窦称“(神父们)并不介意三棱镜(non si curavano di essa)”,而文铮译为“不必这样兴师动众”,与原意不符。
  马尔第诺的一个同乡被派往广州办理此案,这名捕头很快便捉到了犯人的哥哥,对他讲,如不交出犯人,就由他本人赔付这块宝石,而这是他倾家荡产也赔不起的。由于害怕,马尔第诺的哥哥交出了自己的兄弟,让捕头将他押回肇庆。
  点评:这段译文有两个小毛病:其一,“捕头”系译者想象,原文仅写为“广州城某人(uno della stessa terra)”,或许是捕头,或许是普通皂隶。其二,“犯人的哥哥”系译者的主观判断,原文仅写为“其兄弟(il suo fratello)”,现有资料无法确认此人到底是马尔第诺的哥哥还是弟弟,似乎译为比较含糊的“兄弟”为好。无论如何,“马尔第诺的哥哥交出了自己的兄弟”是病句,其中“兄弟”当写为“弟弟”。顺便说一下,1585年年底罗明坚有绍兴之行,此前耶稣会士与王泮达成一笔交易,即耶稣会士以“相当高的价格”购买其“兄弟(il suo fratello)运到广州的丝绸,而此人则将罗明坚一行用船带回家乡。文铮这里谨慎地使用了“兄弟”称谓(第117页),而根据徐渭的两首《天竺僧》诗歌,可知此人为王泮之弟,[4]所以此处“兄弟”当改译为“弟弟”。   马尔第诺被捕后无法抵赖。但是,他依然执迷不悟,在狱中指使他那些同样以行骗为生的朋友,在城中的街头巷尾张贴传单,诋毁罗神父,说他与一名女子通奸。此后不久,那名女子的丈夫也参与了这个阴谋。他向岭西道告状,说他出城办事,回来发现城中各处都贴有这种传单,便回家把妻子痛打了一顿,他妻子交代出了全部奸情。为此,他请求官府严惩神父,并让神父赔偿他的损失。
  点评:此段有一些小错。“执迷不悟”原文为“volse aggiungere male a male”,意为“恶上加恶”“变本加厉”。“指使”原文为“si accordò”,当译为“伙同”。“他妻子交代出了全部奸情”原文为“confesso essere tutto quello vero”,可译为“承认一切都是真的”或“承认确有其事”。妻子在丈夫暴力下的被迫承认与罗明坚通奸,似乎难以“交代全部奸情”。
  岭西道把此案交给知府审理,知府开始公正地审理此案。罗神父为自己辩护得一清二楚,终于使这个案子水落石出。罗神父轻而易举地便推翻了诬告,因为状纸上说他与那名女子通奸的那一天,他正在广西,离肇庆有两个月的路程。
  点评:此段无大错,但欠准确。“罗神父为自己辩护得一清二楚,终于使这个案子水落石出。罗神父轻而易举地便推翻了诬告”,原文为“Il Padre rispose a tutto molto chiaramente, scoprindo la causa et origine di tutto questo. E fu assai facile il defendersi)”,当译为“神父非常清楚地回答了一切问题,一一追根溯源。他的自辩轻而易举”。
  这位原告出身卑微,家徒四壁,由于他自觉理亏,占不到便宜,便向神父提出,只要给他些钱,他便撤销诉状,而他的胃口也并不算大。但神父们一文钱也不想出,因为那样便会给人留下话柄,说神父们是想用钱堵别人的嘴。这个穷人怕惹祸上身,便带着妻子逃之夭夭,再也不敢露面。所以当官府再次传唤他上堂时,发现他家已人去屋空了。
  神父们因此又恢复了声誉。
  点评:这段译文也有两处明显的错误。其一,“这位原告出身卑微,家徒四壁,由于他自觉理亏,占不到便宜”,原文为“L’adversario, che era un huomo vile e basso e poverissimo, per questo astava fiachissimo di raggione, di danari e di favore”,当译为“对手是个非常贫困的贱人,无理、无钱、无助”。其二,“神父们因此又恢复了声誉”,原文为“Restorno signori del campo”,当译为“神父们成为场上主人”。利玛窦将这场官司视为一场斗争,故在上文称原告为“对手”,此处“场上的主人”犹如战场上的胜者,文铮没有译出这层意思。
  当肇庆知府确知这一切都是由马尔第诺一手操纵时,命人把他押上公堂,当堂宣布罗神父无罪,是遭人陷害,而这都是马尔第诺的阴谋,三棱镜也是被他骗走的。为此,知府命人当着神父的面狠狠打了他二十大板,把他打得半死,还判他做苦役,并处以罚金。宣判之后,知府差人把他押解到岭西道衙门,让他认罪画押,岭西道又命人打了他六十大板。在狱中时,他的亲友都疏远了他,唯有神父们还去施舍一些东西,一连两个月,直到他因杖伤和狱中的折磨而死去,终于还清了他的孽债。
  点评:这段译文错误较多。“罗神父无罪,是遭人陷害”,原文为“che il Padre era libero et innocente di tutto quello che gli era stato apposto”,可译为“清白无辜”,随后的“阴谋”也当译为“编造”或“捏造”(inventione)。肇庆知府判马尔第诺“做苦役,并处以罚金”,原文为“una pena che risponde alla nostra gallera”,可直译为“相当于我们监禁的惩罚”,简译则为“罚以监禁”,所谓“苦役”和“罚金”,实属无中生有。肇庆知府“让他认罪画押”,原文为“per essere da lui approvata e confirmata, gli fece dare sessanta golpi nel suo palazzo”,其中 “lui(他)无疑指岭西道王泮,而文铮误为马尔第诺,并将其后的(王泮)“批准和确认(approvata e confirmata)”错译为(马尔第诺)“认罪画押”。至于随后的“疏远”,原文为“abandonato”,当译为“抛弃”。
  那对持有三棱镜的父子知道了马尔第诺被捕的事后,害怕官府会到家中抓他们,便主动把三棱镜交还了神父,没提任何条件。
  经历了一场磨难,神父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点评:“父子”原文为“il christiano”,当译为“那位天主教徒”或“那位教友”,或指在岭西道为官的父子俩之中的儿子,文铮将单数错译为复数。“害怕官府会到家中抓他们”,也是错译,原文为“avendo paura che la corte glielo retrovassero in casa”,当译为“由于害怕官府在他家发现三棱镜”。“经历了一场磨难,神父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原文为“Con questo restorno I Padri liberi di questo sì molesto travaglio” ,当译为“据此,神父们摆脱了如此恼人的磨难”。
  二、注释问题:以人名为例
   汾屠立100年前公布利玛窦手稿后,于20世纪30年代初将中国通德礼贤神父从中国召回意大利,以便对手稿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为手稿所做的大量的注释之中。文铮在《译者前言》中指出:“德礼贤对利玛窦手稿的注释极为详尽,考据严谨且不厌其烦,所以说德礼贤注释本身就是一部学术性很高的汉学著作,只可惜因本书体例和篇幅所限,不能将这部分内容完全呈现给读者,实为憾事。”毋庸置疑,德礼贤的注释确有过于烦琐之嫌,但文铮为迁就“体例和篇幅”而不惜大动干戈,原著中的注释被砍杀得七零八落,甚至片甲不留,不少章节只有一两个注释,5个章节甚至不置一注,尽管根据译者的说法,谢方“亲自为译文增加了不少注释”。在笔者看来,有些注释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上述马尔第诺故事中,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一份相应的中文官方文件,[5]是为这一故事的另一版本,它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消息,如马尔第诺的中文姓名叫蔡一龙;肇庆父子俩中一人叫陆于充,此人时在岭西道为官,曾借给蔡一龙白银八两;传闻与罗明坚通奸妇女的丈夫叫罗洪,等等。本文下面谨以人名为例,讨论一下文铮译作的注释问题。
   轻视乃至忽视德礼贤的注释,不但让译本失去了若干重要的信息,而且让译者增加了出错的可能性。利玛窦在其著作中写道,他在肇庆时结识兵备道Siutagin,而后来第一次进南京(1595年6月)时,拜访了“他在广东结识的一个老朋友,当时的兵备道Siutagin。”对于这两个Siutagin,德礼贤将前者写为徐大仁,后者为徐大任。但所谓“徐大仁”不过是德礼贤的一个笔误,即将“任”误写为“仁”,因为德礼贤在注释中清楚说明,这两个Siutagin是同一人,即徐大任。[6]文铮无视德礼贤的相关注释,在照抄德礼贤笔误的同时,将兵备道徐大仁当作南京侍郎徐大任之外的一个人物,并且在书后索引中分别列出“兵备道徐大仁”和“徐大任”两个人名(第511页,第516页)。
  无独有偶,被文铮“分身”的不止徐大任一人。利玛窦写道,在韶州期间他结交了“曲江县知县,南雄府知府……以及同知王玉沙(con Cihien della citta’ propria di Chiochian, con quello che governava la citta di Nanhion,...e col suo collaterale Guaniuscia)”。德礼贤注释道,当时曲江县知县为刘文芳,南雄府知府为黄门,而同知则为王玉沙。[7]文铮将此句译为利玛窦此间结交了“曲江和南雄的知县,……知县的下属王玉沙”(第162页),并就“曲江和南雄的知县”注以“即刘文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除了将南雄府降格为南雄县之外,还让刘文芳兼职南雄知府,硬是将知府黄门排挤出局。在其他地方,文铮也将知府译为知县,如“吉安知县”(第190页)当为“吉安知府”(il Governatore di Chiengan)。无论如何,按照德礼贤的注解,文铮将Guaniusci正确读为王玉沙,但随后却将同一人读为“关某某”。利玛窦在游览英德县碧落洞时,遇到一个名叫Guanioscia的人,其官衔为南雄府同知(2collaterale della citta di Nahion),文铮错译为“南雄县的第二推事关某某”。这里的Guanioscia即前面的Guaniuscia,虽然两者拼音有一个字母的误差,但通过其官衔南雄府知府,可知均指王玉沙。文铮译文捏造出“关某某”这个人物,并列入索引(第512页)。
   关于“关某某”,文铮解释说:“原文为Guanioscia,文中的姓氏为音译”(第164页,注10)。虽然“关某某”并不存在,但译者的态度是慎重的,即如果不能确定此人的名字,则其姓氏只能是猜测。但是在对待其他一些译名时,文铮却没有依照相同的标准。例如Tansiaohu,利玛窦书中五次提及此人,第一次是耶稣会士到肇庆不久,知府王泮准备在崇禧塔下画一块地盘给耶稣会士建立寓所,利玛窦写道,王泮到达后“chiamato a questo effeto, un cittadino di quella citta per nome Tansiaohu, era stato anche mandarino, et al presente se ne stava in casa, et presidente, insieme con molti altri cittadini, all’opra della torre.”文铮译文:“(王泮)还专门为此事叫来一个姓谭的当地人,他也是本城的官员,平时住在家中,带领许多当地人修建该塔。”(第97页)根据王泮《崇禧塔记》“董之者,邑人知县谭君谕也”,德礼贤判断Tansiaohu即谭君,[8]所以他确定“谭”姓的同时,在后面打了两个问号,表示无法确认siaohu的中文对音。德礼贤的处理是正确的,但“谭君”却是错误的解读,因为根据诸种地方志,可以肯定此人为谭谕,高要人,过去曾为南直隶凤阳府五河县知县,“谭君谕”为谭谕的尊称,但到目前为止,其字号siaohu依然无迹可寻。因此,文铮在处理Tansiaohu姓名时,应该加注说明“谭”姓的理由,并且应该将siaohu译为“某某”,如同他在后面一处所做的那样(第98页)。顺便说一下,译文中“他也是本城的官员”当译为“他也曾经为官”,而“平时住在家中”则当译为“目前赋闲在家”。    德礼贤《利玛窦资料》第一卷和第二卷相隔时间较长,第二卷改正了第一卷中的一些错误或疏忽,但文铮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例如,如1592年春利玛窦去南雄为当地富商“Cotunhoa”一家洗礼,德礼贤指出,Colombel《江南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读此人为“葛盛华”,萧静山《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则读之为“葛舜华”,两人的释读有一字之差,而无论“盛”还是“舜”均与“tun”不符,而他们相同的释读“葛”与“华”可能也只是假设,因此此人不可识别。为此,德礼贤虽然在Cotunhoa后面写上“葛盛华”,但在每个汉字的后面都打上问号,表示存疑。[9]文铮在引用“葛盛华”时没有打问号,而其相关注释也仅仅说德礼贤对第二个汉字存疑(第173页;第176页,注1)。无论如何,在《利玛窦资料》第二卷中,德礼贤已经修正前说,根据Cotunhoa的年龄以及个人遭遇等消息,他判断此人即《畸人十篇》第九篇中的“士人郭某”或“郭生”。 [10]因此,尽管此人的名字尚不知晓,但其姓已经可以确定。
   德礼贤著述成于20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70多年,期间学界在不少方面已经有所超越,而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在文铮译本中没有得到体现。例如,利玛窦在南京期间发展了一些天主教徒,最重要的是一姓Cin的70岁老人,曾在军中担任要职,受洗后取名宝禄(Paolo),其子曾在武科科举中中解元,也是军官,受洗后教名为马丁(Martino),随后全家男女老少一同受洗,利玛窦评价为“南京首批而且是最好的天主教徒”。德礼贤根据拼音猜测他们的姓氏为“秦”,[11]文铮沿袭此说(第267页)。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根据刘耀军的考证,此人为成启元之父;成家世袭南京龙江卫指挥,成启元万历三十二年成为武进士,而且他在西方文献中拼音为Zzincjiuen或Chim Kiyuen,与成启元发音相近。[12]因此,“Cin”的中文对音当为“成”而非“秦”。
   又例如,1601年利玛窦进京并进贡之后,万历皇帝为委派博学的大太监Lhcino接见利玛窦,询问其来京的动机。向达曾告诉德礼贤,根据刘若愚《中志》,当时的典礼大臣为李晋,所以Lhcino或为李晋的拼音;然而,德礼贤认为“Lh”发音一般为“ll”,所以他否定了向达的看法,并将此人解读为“(田)尔耕”。[13]文铮此处采纳了德礼贤之说:“据德礼贤考证,这个太监可能是田尔耕,河北任丘人,当时兵部尚书田乐的儿子。”(第289页,注2)但依笔者之见,向达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为一酷吏,并非太监,而李晋是大太监,符合利玛窦所说;另外,利玛窦著作中的人名总是有姓,不存在有名无姓的情况,所以Lhcino的中文姓名不会是有名无姓的“尔耕”;再则,西文手稿中“h”和“I”容易混淆,L当为Li之笔误,而Li在利玛窦著述中通常写为“李”姓的转写,而cino则可读为“晋”,所以Lhcino必须读为李晋。[14]此外,文铮的这个注释即注2注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第286页倒数第4行“天上、人间和地狱都拜倒于耶稣圣名之下”,与这位太监毫无关联;而注1“原文中此标题为拉丁文”,注在第285页正数第3行“皇帝派来一名服伺他的总管太监”之后,也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些混乱必须予以纠正,注1当注在本章标题之下,而注2应该注在原注1处,并将注1改为注2,同时取消原注2。
  三、结语:三部中译本的比较
   除了上述部分翻译错误以及部分人名注释问题,文铮译作其余的错误和问题甚多,不一一枚举。总而言之,在严格的意义上,笔者认为文铮译作并不合格,尽管译者及其合作者用力甚勤且费时甚多。然而,另一方面,比之业已问世的另外两部中文译作,文铮的作品依然胜出一筹。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所译《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利玛窦西文著述的第一部中译本,其底本为美国耶稣会士加莱格尔(Louis J.Gallagher)《利玛窦日记》(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 1583―1610), 《利玛窦日记》为金尼阁《基督教征服中国》(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的英译本,而《基督教征服中国》则是利玛窦手稿的拉丁文编译本,因此,《利玛窦中国札记》是翻译的翻译的翻译,曲折的翻译过程中难免失真。更重要的是,《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源头版本,即金尼阁《基督教征服中国》具有“原罪”,史景迁曾批评它“充满了对原著的曲解、删除和增添,不能真实反映利玛窦本人的观点。”[15]这些因素决定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严重局限性。这里仅举一例。1595年春,利玛窦随北京兵部侍郎“Scielou”出韶州,对于“Scielou”的中文对音,最近德礼贤假设此人或为兵部尚书石星,后来林金水认为更可能为兵部侍郎孙矿,最近柳风入韵提出佘乐吾这一新解。[16]然而,《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兵部的第一副手、中国人叫作侍郎(Scilan)的,离任退休了。……于是兵部的第一副手再度被任命为他原来的职务”。[17]佘乐吾过去并未担任过兵部侍郎一职,所以官复原职无从谈起。事实上,利玛窦原著中仅仅说佘乐吾过去曾任高官,而从金尼阁开始有过去担任兵部侍郎之说,《利玛窦中国札记》沿袭了这一错误,并给学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18]
   刘俊余、王玉川合译的利玛窦《中国传教史》是第二部中译本,底本为德礼贤《利玛窦资料》。它在理论上可以取代《利玛窦中国札记》,但事实并非如此。谭世宝曾对这一译本提出过批评,[19]似乎笔下留情。事实上,这一译本的随意增删和翻译错误比比皆是,有些地方甚至抄袭《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译文。如果说《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先天不足,那么《中国传教史》则是后天失调,而且是严重失调,有时甚至将学者引向迷途。这里也仅举一例。孙尚杨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中指出,《译〈几何原本〉引》作者不是利玛窦而是徐光启,因为根据《中国传教史》,徐光启在刻印《几何原本》之前,“写了两篇序,第一篇序是以利玛窦的名义写的……第二篇序文是徐氏对欧洲科学及文学上崇高的景仰及赞颂。”[20]孙尚扬由此论述道:“利氏的诚实自述与该引之内容甚相符合”,以往学者没有将此引归为徐光启之作,“皆因为没有注意到利玛窦之自述。”[21]然而,此段文字的意大利原文为“E cosi gli fece subito stampare con doi belli proemij: uno del P.Matteo..., e l’altro dello stesso dottore Paolo...”,[22]当译为“他让人很快印刷了它(《几何原本》),它有两篇漂亮的序,一篇是利玛窦的……另一篇则是保禄博士本人的……”因此,孙尚扬的这一标新立异实为无稽之谈,其根源则在于《中国传教史》的错译。    作为第三部中文译本,同时作为以德礼贤注释本为底本的第二部中文译本,文铮译作某种程度上可以取代《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利玛窦中国传教史》。比如说,关于兵部侍郎佘乐吾的官职问题,文铮译本虽然按照德礼贤的假设将其人误为石星,但没有《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官复原职”的错误(第186页),据此译本,柳风入韵的佘乐吾之说将无懈可击。又例如,关于《几何原本》序言问题,文铮译本清楚说明,两个序言“一篇是利神父所作……另一篇序言出自徐保禄之手”(第392页),据此译本,孙尚扬将不会让徐光启包办《几何原本》的两个序言。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该译本存在着上述错误以及其他问题,学者在使用它时须小心翼翼,不可“亦步亦趋”,否则也可能造成混乱。比如说,如果有人研究利玛窦在华交游人物,不可在徐大任之外加上“徐大仁”,也不可在王玉沙之外加上“关某某”。
   总而言之,文铮译本无疑是至今为止最好的中译本,但译者所担心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多,它与译者所追求的“完美”境界也相距甚远。也许可以将这部译作比作“矮子当中的将军”,“将军”不妨自喜,但厕身“矮子”之列似不足以自豪;或者比作盛有一半水的水瓶,乐观者见其半满,悲观者见其半空。笔者期盼一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或者满满盈盈的一瓶水,这一书评的动机正在于促进文铮译作的改善乃至完善。
  注释
  [1]利玛窦著:《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文铮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23页。以下引文仅标页码。
  [2]德礼贤:《利玛窦资料》(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D’Elia, Roma 1942―1949),以下简称《利玛窦资料》。
  [3]《利玛窦资料》(第1卷),第240页,注1。
  [4]徐渭描写罗明坚绍兴之行的两首《天竺僧》诗曰:“投夹蕺南寺,乃偕领西昆”,“今与令弟来越都,赵陀幽宫白蛇珠”,载《徐渭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页,144页。陈伦绪首先发现徐渭《天竺僧》与罗明坚之间的联系,见陈伦绪“罗明坚及其中国诗歌”(Albert Chan, S.J.“Michele Ruggieri, S.J.(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1993年第41期,第129―176页。
  [5]同[3],第242页,注6。这一文件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如陈纶绪《罗马耶稣会档案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New York, London 2002),第255页;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夏伯嘉:《紫禁城的一个耶稣会士:利玛窦 1552―1610》(R.Pochia Hsia, 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 Matteo Ricci 1552―161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第309―310页,附录。
  [6]同[3],第260页,注1;第353页,注1。
  [7]同[3],第299页,注9;第300页,注1,注2。
  [8]同[3],第184―185页,注1。
  [9]同[3],第314页,注3。
  [10]《利玛窦资料》(第2卷),第303―304;第641页。
  [11]同上,第93―94页。
  [12]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13]同[10],第126页,注2。
  [14]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注2。
  [15]史景迁:《利玛窦记忆之宫》(Jonathan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4),第271页,注4。全面研究这两个版本差异的是法国学者鲁尔(Paul Rule)的博士论文《孔子还是孔夫子?》(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 Allen & Onwin, 1986)。
  [16]石星之说,见同[3],第339页,注1。孙矿之说,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注4。佘乐吾之说,见柳风入韵:《柳州先贤为“西学东渐”开路引航》,载《南国今报》 2010年11月25日。
  [17]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7―278页。
  [18]刘利平对过去三种说法均提出质疑,见刘利平:《〈利玛窦中国札记〉中“Scielou”人名考辨》,载《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期。笔者根据利玛窦原文,支持佘乐吾之说;见宋黎明:《“Scielou”无疑为佘乐吾――与刘利平教授商榷》,载《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期。
  [19]谭世宝:《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译本的几个问题》,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
  [20]刘俊余、王玉川合译:《中国传教史》,载《利玛窦全集》(第2卷),台湾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1986年版,第459页。
  [21]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22]同[10],第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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