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博伊:记我的两个右派老师和对“反右运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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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上和新中国同龄,新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最早有记忆的就是反右运动,记得当时儿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你说是好,他说是坏……”。 住家有一老邻居,男主人说是右派,常年在建筑工地(兰州到新疆的铁路)劳作,其夫人是开放的小脚,极能吃苦耐劳,在家带着四、五个子女艰难度日。由于家庭 背景的关系,子女在上学、就业各方面都比较艰难,尤其在找对象上的不顺利,导致精神病,甚至乱伦,兄弟反目,家庭破碎。这一切是和男主人被划成右派直接相 关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限于对“帝王将相”的关注,更不能只是把历史作为茶余饭后闲聊的“谈资”,而要关注历史事件对社会“细胞”——普通百姓的影响,由 此得出的“结论”才应该作为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因为我从学校毕业后又返回母校工作,我这里记录的两个“右派”是我的老师也是同事。我对反右历史的了解和认 识主要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而这里记录的是我直接感知的。无论从“书本”上,还是个人的经历,都庆幸自己的父亲躲过了这次劫难。

  我这个人不太关注别人的隐私,文革时,鼓励学生参与运动,参加大批判,对老师的历史才有一些了解,我这里记录他们个人情况的目的是对“运动”的 认识,我想他们对我提到的事情是会理解的。一位右派是高贤文老师,福建人,大约出生在1936年左右,在西北工业大学读书期间划为右派,估计“犯错误”不 严重,但不适于在具有国防性质的大学就读,转学到陕西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学校。另一位是汪杏筱老师,大约出生在1933年左右,江西 人,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毕业后到北京铁道学院当助教,在那里划为右派后,下放到铁路局工务段,在天兰铁路沿线当养路工,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到 我们学校当教师。

  文革中对高老师的批判较多,在学校影响较大。早期批判会有工作组掌握,基本上是“文斗”,最多“罚站”。对他们的批判内容主要是围绕走“白专道 路” (“白专道路”指不关心政治的现象),以此为“主菜”,再配一点扑风捉影,随意引申的“大帽子”,凑成了一次次的批判会。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工作组撤 了,对他们的批判从室内转到室外,从“念批判稿”变成对人精神和肉体的侮辱和折磨。记得高老师当时受不了想“溜”回原籍福建,不料未出甘肃,在定西就被学 生认出(我校是铁路职工子弟学校,有不少学生家在沿线),上演一出工人阶级与红卫兵小将成功抓回阶级敌人的“活报剧”。被“抓”回时,高满身灰尘,被剃成 光头,被压弯了身躯,头困难地抬着,原本就大而突的双眼更明显了。何为斯文扫地,何为被羞辱、被伤害,至今历历在目,甚至每当从电视上看到证交所门口象征 “牛市”的铜牛,就想到当时高老师的恐怖眼神。今天我们回顾四、五十年前往事,值得思考的不只是对个人的影响,而是透过对个人的影响,去看对社会的影响, 对今天和明天的影响。

  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后(不要说今天的信息时代了),各行各业由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人来“引领”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新中国的建立并不是社会发展中 自然出现的,而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战争胜利后全国从上到下都存在文化水准较高的文化人与文化较低但掌握“权力”的各级“官吏”之间的矛盾。如果按历 史上政权更迭的常态,应该是“打天下者”得到实惠,去“养尊处优”,更多的实际工作交由“文化人”去做。可能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使胜利者让“权力”无限扩 张,从控制武装力量蔓延到对文化的控制,“反右运动”正是全面占领“文化阵地”的“攻坚战”。运动结果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从经济建设到文化、教育、 科研、学术……所有专业性强的领域,“专业”必须让位于“政治”,原本应该由文化人做“主角”的都变成“配角”。这个结果从文化传承和发展上去看,“反右 运动”是一场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到国家管理高层的“反智运动”,削弱了“理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是在基层一个专业技术好的人也难起决定性作用。考虑这 种现象的积分效应,完全可以解释改革前三十年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就是今天我们遇到的急需改革的问题症结也依然在这里。例如现在提出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就 是典型的,不认清“反右运动”的实质,这问题能解决吗?反过来,认清了,这还是问题吗?

  高和汪两位老师有个共同点就是专业知识掌握较好,给他们戴的“大帽子”就是“白专道路”;再一个特点是敢言,能说出自己的思考。这两个突出点也 正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高老师物理基础知识掌握比较好,讲课自然流畅,声音洪亮、坚定,教学效果较好,这样的年轻人容易恃才傲物,被划为右派和在文革中受 到批判较多都与此有关。但我认为他并不适宜做中学教师,为人太过“高调”,而且在文化修养上是欠缺的,我想他如果能去研究工业技术开发,去做企业家,可以 更好发挥他的才智。汪老师有很不错的数学功底,在大学任教是很合适的,晚年和我交谈,多次谈及对数学的留恋,谈黎曼几何,谈张量,谈对多边形研究的心得, 让我感慨,我没有能力去判断他在数学领域是否会有建树,但大学少了一个好数学教师是无疑的。两位老师后来都评上“特级教师”,我没有条件去了解更多“右 派”们的专业掌握情况,但从看到的现实,“反右运动”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是对爱好真知识和爱好真文化的人的蔑视,是对真知识的践踏,使“理性”在社 会中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种畸形社会正常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大跃进”和“文革”都是“反右运动”的后果,更可悲是这些至今依然在“发酵”。

  俗话讲“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两位“右派老师”一个学物理,一个学数学,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普通人是否需要关心“政治”,是否 有“白专道路”。“求知”是普遍的人性,人们不只对自然现象感兴趣,同样会对历史和社会问题感兴趣。何况专业的重复和单一容易引起枯燥感,社会现象的丰富 与多变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思考。知识分子一般薪金较高,有条件比劳苦大众得到更多的“知”,更应该对社会问题有所思考。由于数理是科学的基础,所以专业是数 理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掌握科学方法,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历史和社会现实也是一种“责任”。 但如何评述历史和社会现实又构成社会舆论的主要内容,在政治上有一个控制“话语权”的问题,执政者并不希望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历史与社会。 “反右运动”如果是为了让缺少理智,缺少逻辑的意识形态存在,则是达到了目的。长期以来,对于普通知识分子来讲,“知识”给他们带来“谋取”技术职位的希 望,也使他们不屑于“政治权力”,在政治认识上甘于“幼稚”,“走白专道路”是他们最喜欢的政治帽子。“政治学习”在运动年代是无法躲开的,大家习惯去说 一些没有逻辑的套话。但“政治学习”的目的从来就是让你放弃对政治的思考,挂“学习政治”之“名”,走“白专道路”之“实”,这种现象自“反右”一代代传 承了下来。认为“科学”存在两种,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反科学”的认知得到了普遍认可。结果是有科学素养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人文学术和社会舆论上违 反科学的现象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运动中最常听到批判对方的话语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在几十年的现实中,“科学”被糟蹋地不成样子,“非科 学”、“反科学”都打着“科学”的旗号招摇过市。如今的改变只是把“白专道路”直接推到前台,鼓励人们利用失去“灵魂”的专业竞相追名逐利,而把真正思考 者视为“另类”、“傻瓜”。科学的“灵魂”是“思考”,“反右运动”对人的伤害是一时的,可以平反、补救,但对人们“灵魂”的伤害是持久的,难弥补的。

  两位“右派”老师平反后都入了党,但高老师就利用在政治上的正确,当校长,当“业务权威”,退休后去民营学校当教师、校长,可谓名利双收,甚至 赶时髦有个年轻的情人。而汪老师入党是希望把科学思维,数学理念推到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他常说:“正数、负数都是数,正动、反动都是动,怎能推出彼此对 立呢?”他常将对社会和历史进行思考的文章和书籍自费复印下来和从书店买来,送给同事们观看。然能得到积极响应的同事并不多,都认为是“没用的”,家庭的 其他成员也认为是浪费资金,他个人居住的狭小空间里,除去堆满的书,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乎无立锥之地。常态社会里普通百姓,一个普通读书人,是应该不去 理会政治如何,但无论是过去谈“奉命的政治观”,还是现在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去谈享受,去苟延长寿,中国知识分子欠下全社会一笔“债务”,就是没有去维 护科学的“真谛”,没有去坚守自己的“阵地”,有战士“失土”之责。一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无穷小量是和“0”等价的,但“无穷小量”的积分不会是 “0”。汪老师暮年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对“真知”的尊重,值得汪老师的学生,他的学生的学生,一代 代浑浑噩噩的知识分子们去思考。

  两位右派老师是当时“右派群”中的年轻人,“运动”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不平坦的。如今他们都是八十左右的人了,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着”。高老师患了脑动脉栓塞,有些糊涂,生活不能自理,去年住进养老院,不久便去世了,走时除去几位老同事,并无亲人(包括他的情人)相伴。一段网文讲, 冷战时期,一位匈牙利人带着他的孩子决定逃亡美国,孩子问为什么要去美国,父亲迟疑一下说,我们都是美国人,不过生错了地方。是的,人都是热爱自由的,都 应当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所以是这样,是生错了地方,生错了时代!我这里写文悼念逝去的高贤文老师,也庆幸自己没有赶上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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