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堡教授的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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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星期上完了硕士的最后一节课,这也是授课老师高德堡教授的最后一节课。雷·高德堡 教授 (Ray Goldberg) 今年88岁。

学期开始前的选课日,这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对一屋子心不在焉的学生说,“几年前,我在河对面的商学院开创了农业商业这个项目。”他顿了顿,似乎是在计算日子,然后说,“哦,那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六十年来他是哈佛商学院唯一教授农业的教授,“食品与农业商业”这门课一教教了六十年。他发明了Agribusiness这个词,写了二十三本书和上千个农业案例,还是几十家知名农业企业的董事。许多先前对美国农业有了解的人都说,高德堡是业界的传奇。

本来是一学期的课,去年冬天出春季课表之前临时改成了半学期,只在春假之后上六周,每周两次。后来才知道,原因是高德堡教授的妻子病了,他想多陪在身边照顾。后来才知道,春假的那个周末,他的妻子过世了,结婚58年的发妻。几天之后,春假结束,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讲牛肉行业一个垂直合作的案例,幽默睿智,完全看不出丧妻的打击。

当然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选课日他给每位同学发一张表,我潦草地写下email地址和工作经历,应付了事,因为我的选课表上还有三节似乎同样有趣的课排在了同一个时间。我把高德堡的课选上了又删掉,决意上另外一节课,因为那节课的教授当过美国前财长。几周之后,突然收到高德堡教授的email,说看我填了表,选课系统却没我名字,问我还上这课吗,waiting list里面人很多。我愧疚,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说,上的上的, 只是忘记选了。高德堡教授说,太好了,你一定能给同学们提供新视角。

现在想想,他一封封邮件去核对大家的选课意向时,正是他妻子的弥留之际。

Waiting list上的人的确很多,第一二节课好多以为自己还有希望的waiting list都坐在地板上听课。不过这也得怪教室太小,只能坐下60个人。得知这是高德堡教授的最后一回,至少有百来个人想选这门课。助教反复劝高德堡教授就像过去的每一年那样,搬到学院最大的教室里,就能容下所有学生。他却硬是坚持要呆在这个小教室。助教向waiting list上的同学耸耸肩,解释说高德堡教授想要亲密的课堂讨论,还要记住这最后一个班级每个学生的脸。

于是在这间狭窄、低矮、排风扇经常发出怪叫的小教室里,我们上了十二节案例课:印度的乳业如何崛起。一个将雇员的饮食习惯和医保系统联网的app正在Google推广。刚果的种子农业。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之后,雀巢在黑龙江双城建起的其全球第一个奶牛养殖培训中心。有机食品超市Wegmans正在为要不要召回一批受污染的桃子为难。全球最大的食品加工公司Cargill在制定自己的十年计划。种子公司孟山都为农民提供先进的天气预报。巴西在WTO里告欧盟倾销食用糖胜了诉。而一个小小的NGO数十年如一日推动一件貌似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让美国所有涉及食品安全的监管机构(FDA, USDA, EPA等等)合并成一家……

每节课都有嘉宾,而且都是案例出现的CEO和部长。虽说我之前上过的其他案例课也经常有嘉宾在场,可是场场都是CEO出席的排场从来没见过。更吃惊的是,这些嘉宾都是高德堡教授曾经的学生。于是,在课堂上,大家听到巴西前农业部长讲WTO胜诉背后的政治斗争,听Wegmans的CEO说为顾客提供食品教育的重要性。而在大家一致认为想通过NGO去推动负责食品安全的大小衙门的合并简直是做白日梦,这个NGO的领导人笑着反驳,就在几天前,她推动了几十年的安全食品法案终于通过了。

所有的嘉宾都会在最后说,这是他们此生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高德堡教授不喜欢听到夸奖,他说,这太让人尴尬了。

每节课都非常好,可是有两个问题:高德堡教授身体虚弱,声音太轻了,戴着麦克都常常听不清。而且他总是只呆在教室的左侧,只听左侧的学生发言,右侧的学生常常被忽视。我鼓起勇气写信给他提了意见。他回信说:“你提的意见太好了,我自己不知道。”第二天他就在课堂上道歉,他说自己戴着助听器,听见自己的声音已经是在粗鲁地大喊大叫,没料到对于我们还是细不可闻。他说他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所以才不自觉地只呆在了教室的一侧,忽略了另一侧。他和大家道歉。

那之后的每堂课,助教都会突然说:“教授,你的声音太轻了!”或者“教授,你快到右边来,这里好多人想发言!”一定是教授让助教这样提醒他的。高德堡教授一愣,讲话的思路断了,缓慢地移到教室的右侧,然后又恢复精神上起课来。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衰老。

高德堡教授本无意去学术界。博士毕业之后他去了一家公司,有一次出差代表公司做演讲,恰好被哈佛商学院的一个主任听见,当即给了他一个教职。半路出家当老师,高德堡教授说,教书是一种特权,不是一份工作。

四月份,天气渐渐暖起来,高德堡教授邀请同学们去他在海滨的家里做客。那天我才知道他妻子刚刚过世了,因为那是高德堡教授在那天唯一能说的事情。 他说他和她第一次约会他就求婚,被拒绝,接下来天天求婚,直到第十六天才答应。他说他理应满足了,一起度过了那么久开心的时光,养育了事业有成的子女,小儿子是作曲家和指挥家,特意从柏林飞回来,在母亲的葬礼凝视母亲的相片即兴创作了一曲。他说,小儿子在葬礼上创作的那曲真的很不错,他感到自豪。他说,妻子是在他臂弯里平静去世的,他很幸福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I had a wonderful ride. 他说。

随后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可是,如果她再迟一点走,拖到五月份,那么我们就能庆祝五十九年结婚纪念日了。”

如果一个人曾经体验过哪怕一刹那这种幸福,这种爱与被爱的幸福,这种教学相长的幸福,他就会贪恋这种幸福,渐渐相信它会一直如影随形。下了课还有第二节课,上完了这学期还有下一个学期,幸福的时光庆祝了五十八年就会庆祝第五十九年……如果幸福在一刹那降临于我,我将永远无法准备好放弃它,直到它突然消失。我会在消失之后仍然满心不相信,你是多么美好啊,请多停留一会吧。

高德堡教授最后一节课在周三,那节课之前我上一门政治课,教授是曾经的加拿大反对党主席,虽然后来竞选输得很惨,仍然盛名在外。那节政治课没有教新内容,而是让同学们说“这节课好在哪里”。于是整整一个半小时大家都在给老师拍马屁,一个多伟大的老师啊,教得多好。下了课我的朋友说,“我可知道这门课谁会拿A了。”

然后就是高德堡教授的最后一节课,仍然是案例课,讲印度一个专注于中小农户的灌水系统公司,市场份额全球第二。离下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公司的CEO和我们说,几十年前,他的父亲如何得到高德堡教授的指点,创立了这家公司,继而走向了世界市场。一点钟下课,助教走到台上,告诉高德堡教授他从前的学生合起来用他的名字捐了一个奖学金。大家站起来使劲拍手,然后吃蛋糕。高德堡教授显得平静,至少比在场的任何充满感动感慨的年轻学生都平静,他没有说告别,没有发表最后的演说,虽然他在平时的教课中是很擅长演说的。他只说,“你们真好,我很幸运。”

我后来觉得这不是一节农业课,而是人生课。一个事业爱情家庭永远一帆风顺的人走到生命的尽头,让人看到即使这样的幸福圆满之下,也充满了时光沧桑。你以为你是在对着世界用尽全力放声大喊,为了留存住你曾经体验过的那种幸福和特权,而世界只是听见你越来越轻细不可闻的低语。

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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