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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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4月20日 08: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第728期 作者:李治亭

编者按:学术是时代精神的精致表达。任何一种学术,只有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回应重大时代命题和关切,才会焕发勃勃生机,才能产生广泛影响。问题在于,倘若学术研究者站错了立场,服务错了对象,即使回应了重大的时代命题和关切,其取得的成果再多,叫嚷的声音再大,也只能是噪音杂音,也只能是历史的阻碍者而不是推动者。近些年兴起的“新清史”,到底属于哪一种,本期“争鸣”版推出的这篇文章,有助于诸君作出判断。

【“新清史”名不副实】

   “新清史”所谓“学术创新”,名不副实。质言之,是虚假的冒牌货!没有学术创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们表述的系列观点,实属陈词滥调,是19世纪以来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论调的翻版!

  首先,有必要说明“新清史”的缘起。1996年,美籍学者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向何炳棣发起了挑战。她指责何氏满洲“汉化”的观点,提出“大清王朝”不能与“中国”混同,应确立一种“满洲中心观”,重新评价清史。以此为开端,又有柯娇燕、欧立德、米华健等继其后,发表或出版了与罗友枝观点相类似的论著。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华健、欧立德等人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所谓“新清帝国史”,即简称“新清史”,成为这些学者的学术符号。于是,他们在美国、中国发表文章,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讨论会,接受记者采访,皆以“新清史”相标榜,并极力进行鼓吹。

  美国学者不遗余力兜售“新清史”,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帮忙推介,但清史学界并未给予多少关注,当然也更谈不上热情。有学者评为“冷漠”,也是实情。以近年而论,所谓“热议”,也并未形成思潮。他们鼓吹“新清史”,似乎其可以一举颠覆中国清史乃至中国历史,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对待,看看“新清史”的本来面目!

  正如有的学者已质疑:“新清史”到底“新”在何处?学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学术生命力之所在,那么,“新清史”有哪些学术创新?

  如果由我来说,我实在不知其“新”在哪里,还是由标榜“新清史”的学者自己来说明他们的“创新”吧。他们将“新清史”的“新”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全球化的视角”,二是 “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这就是“新清史”的“创新”?其实,这些所谓的“创新”是中国学者早已做过的事,有的也是日本学者已做过的。怎么会成为美国学者炫耀的“创新”呢?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已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例如,把西周奴隶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相比较;又如,将讨论明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进行比较,得出应有的结论。至清代,以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欧洲各国相比较,找出差异。在近代,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中国学术开始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以“全球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如戴逸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其中一项重大的成就。中国在世界各国兴办“孔子学院”,已达400余所,被历代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走出”了国门。事实说明,中国学者把视角投向世界,何须“新清史”来显示其“新”!所不同的是,昔称“世界史”,今称“全球化”,这又有什么本质差别!

  所谓“满洲因素”的重要性,难道中国清史学者不重视“满洲因素”吗?改革开放30余年来,清史学界、民族史学界有关满洲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遍地开花!诸如满学会、满族研究等机构,在北方省区普遍建立,而民间组织如“满族联络会”遍布全国各省。我们何止把满洲看作是一个“因素”,而是把其作为清代的主体或统治民族,置于首要地位!我们重视“满洲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但“新清史”所强调的是,“满洲特殊的族群”独立于汉族之外,没有被“汉化”。一句话,就是满洲对于清朝统治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清史”重视“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即便如此,何来“创新”?

  所谓“强调使用满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也是学术“创新”吗?这在中国学界包括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学者开始翻译满文。与此同时,日本学界有更多的学者从事《满文老档》的翻译,用作研究满洲史、清史的重要史料。以最近30年计,中国学者翻译并出版了清代满文典籍,这是日本学界远远不及的!出版了满语词典、满汉对照辞典,表明中国对满语文字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设置满语班,半个世纪以来,培养了大量满语人才!在北方的一些省份,如辽宁、吉林、黑龙江等,都开办长短期满语学习班,设置满学、满语研究所等。至于其他少数民族,凡有关语言文字等,都在一些民族类高校设置民族语言专业。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如满语等这些已成“死文字”的文字,仅是用来阅读满文文献,便于研究。这都是最简单的事实,何须多辩!大概是“新清史”受到中国学者的启发,所以才勉强把中国学者已做的事当作自己的“创新”。

  满文文献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献很有限,若与汉文典籍、档案相比,不及其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即使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所记载的文献都翻译出来,或者说,通晓其语言,就能解决研究的全部需要吗?我国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是不是就不能进行研究了?标榜“新清史”的学者把满语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看作进行研究的全部,似乎不懂他们的语言文字,一切研究都不能进行!试问:“新清史”学者懂多少满语?还懂哪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按照他们的逻辑,不懂这些民族的语言特别是满语,“新清史”又从何而来?进一步追问:“新清史”中有多少内容来自满语文字资料?如欧立德论满洲的演讲、文章中,有多少满文资料?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一书中,有满文资料吗?嘉峪关外为新疆之地,维吾尔族聚居之区。不知米华健是否使用过维吾尔族的文字资料?明明不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标榜为“创新”,教训中国学者如何“重视”满语,云云。简言之,自己做不到,却指斥别人没做到!这多少有一些帝国主义霸权的味道。

  显而易见,“新清史”所谓“学术创新”,名不副实。质言之,是虚假的冒牌货!没有学术创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们表述的系列观点,实属陈词滥调,是19世纪以来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论调的翻版!

  现在,就来看看所谓“新清史”到底说了些什么。

【肆意歪曲清史 旨在分裂中国】

   “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国历史,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底线,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旨在分裂中国,挑拨满洲与汉族的民族矛盾。“新清史”必将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并把中国史学引向歧途!

【分裂边疆 阉割中国疆土】

   “新清史”无视历史事实,却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论点与结论都充分暴露出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

清代边疆问题,是“新清史”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清史”学者们自认为,他们对边疆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中国学者。近30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清代边疆的成果颇丰。重视与否,如果只是口头言说,也无关宏旨,无须争辩。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最后得出什么结论,我们与“新清史”存在原则性分歧。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清史”顽固坚持“去中心化”的荒唐史观。如上已驳斥的所谓“独尊”满洲“为历史主体”,去汉族之中心;虚拟“满洲帝国”,删除中国之中心等谬论。同样,他们在边疆问题上,去“中原”之中心,去北京之中心,妄图确立边疆及“中亚”非汉人的诸民族之中心,将清朝的中国皇帝篡改成“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这还是“去中国化”。中国的边疆与内地或概称中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何者为中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如北京,历元、明至清,都曾是国之都城,再向前追溯,金朝在此设立都城。北京是国之中心,这还有疑问吗?但欧立德等人偏偏把中国一代王朝改为“内陆亚洲帝国”,而且是在承德形成的!这一篡改,能改变历史事实吗?“新清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弱化北京、弱化中国、推重边疆,把边疆从中国分离出去!

  其次,“新清史”认为边疆地区非属中国。这正是“去中国化”的“历史依据”。罗友枝的话,可以代表“新清史”学者们的基本观点。她写道:

  “清朝除开继承了明朝的领土之外,还开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没有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他们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輥?輯?訛
  罗友枝说得很明白:举凡边疆地区从来不属于中国!记载边疆地区受历代王朝统治的史实,详载于二十四史与各王朝的官私史书。这里,若一一摘引,远非本文所能容纳!建议罗友枝等人认真读读这些书,无论读到哪里,都会找到与她的判断完全相反的证明!有关历朝历代管辖或统治这些地区的记载,俯拾皆是,寻找正确答案十分容易。比如,汉唐对西域即今新疆地区的经营,《汉书》、新旧《唐书》载记甚明。在东北,早在舜禹之时,就属于幽州地,其后三四千年间,东北既被汉族王朝统治,也曾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但无论“汉”与“非汉”统治,都是中央王朝管辖的一部分。如《史记》、《汉书》、《三国志》、《金史》、《辽史》等,“新清史”学者们读后才有发言权。至于这些地区是否接受过儒家思想与文化,也无需多辩。

  罗友枝可以到中国边疆走一走,比如去西南地区的云南,在“南天之末”的景东彝族自治县,在昭通地区——随便到哪个地方,所见所闻,一定会让罗友枝等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险山恶水环抱的万里之外,居然还有唐时的文庙,对孔子的尊崇如神;至明代儒学的传播,遍布各地!在台湾、在海南岛,都会看到儒家文化的遗迹。罗友枝既不读中国典籍,又不了解中国现实,不顾历史事实,妄指中国边疆地区都不是中国领土!米华健污蔑:“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都认为新疆和西藏自古都是‘中国的’,这恰好就是意识形态和历史诡辩的两个例子。”?輥?輰?訛意识形态怎么可以跟领土归属混为一谈!“诡辩”怎能改变历史事实?这是学术讨论吗?完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恶意攻击!

  第三,清朝对边疆地区是统一,还是入侵?“新清史”学者们坚持后一种观点,把清朝对边疆的统一包括用兵,统统污为“侵略”、“征服”、“扩张”。事实是,清朝不过承袭历代的国家统一,又是对历代疆土的继承,怎么成了“入侵者”、“侵略者”?蒙古、西藏、新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清朝对这些边疆地区的重新统一,是自然之理,为何又成了“军事征服者”?无须驳斥,这种论调与“藏独”、“蒙独”、“台独”、“疆独”分子叫嚷“不属中国”,鼓吹“独立”有什么不同?“新清史”恰恰为那些分裂势力提供“历史根据”!“新清史”学者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不是站在清朝的国家统一立场,而是“站在边疆(如从准噶尔人的角度)来看中央”即清朝的。这就暴露“新清史”完全是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来否定清朝的统一!质言之,亦即站在“疆独”、“藏独”分子的立场,来否定我国对这些分裂势力的打击,否定我国对巩固国家统一所做的努力,亦如清朝“是一场大规模的侵略”!

  现在,再回到关于“大一统”问题的讨论。“新清史”污指持“大一统”观点的中国学者“与清朝政府的立场太接近了”,竟然提出:“既然‘大一统’的提法代表的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提法放弃?”?輥?輱?訛试问:清朝坚持并扩大国家的统一,不应该赞同吗?只有按“新清史”的愿望,清朝不能搞统一,应当放弃新疆,放弃西藏、蒙古,凡是边疆都放弃,让其各自独立,才是正确的政策吗?清朝坚持“大一统”,并非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恰恰是中华民族的立场,是中国国家的立场!要我们放弃“大一统”的提法,就是承认分裂是合法的!

  坦率地说,“新清史”根本就不懂何为“大一统”!“大一统”并非清朝的发明,它源起于孔子著《春秋》提出的政治理念,是孔子留给千秋万代的一份最珍贵的政治遗产。他主张国家完全统一于一个政权、一个君主,反对分裂、割据。这一思想为历代政治家、历代王朝所奉行。“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至清代,破除“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发展“大一统”为“天下一家”的“大一统”,不论华夷,不分内外,皆为一统。康熙帝废长城,撤除了横亘在华夷之间的万里分隔线,使清朝真正成“天下一家”。雍正帝对“大一统”做了精辟论述。他说:

  “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輥?輲?訛

  雍正帝也承认他和他的民族满洲都是“中国人”,完全继承尧舜以来包括孔孟的中华文化传统,所论“大一统”,表明了他的政治目标,是对历代历史的继承。他尤其强调:“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雍正帝关于“大一统”的理论解读,阐明了清朝对国家与民族统一的原则立场,以“大一统”为其治国理念,贯彻于治国的政治实践中。从顺治朝开始,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各边疆地区推行秦始皇创制的郡县制,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设置不同的行政管辖机构,形成一国多制、一地多制的多元一体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国成为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今日中国疆域之广大,国家规模之宏伟,多民族共同体之格局,尽享清朝“大一统”的伟大成果!

  “新清史”无视历史事实,却站在准噶尔分裂势力的立场,把清朝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一,一概斥为“侵略”、“扩张”,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论点与结论都充分暴露出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

【结 束 语】

  如同美国科技不断更新,其史学界也是每隔若干年后,总有人标新立异,向前人之说发出挑战,以显示其学术之“创新”。“新清史”大抵就是这样兴起的。他们在美国本土如何争论,我们不必评说,但他们把“新清史”引进中国,引发清史学术混乱,中国学者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纵观“新清史”,实无创新可言。他们只在概念、名词解释上下功夫,诸如帝国、帝国主义、中国、中国人、汉化、涵化、去中国化(去中国、去汉人、去清朝、去中原等,即去掉之意),都没有解释清楚。只在概念上大做文章,却无充分史料的实证。如果说“创新”,“新清史”比20世纪西方学者、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更大胆,全面颠覆中国历史,全面否定清史。而其观点之荒谬,前所未闻,如中国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王朝统统是“帝国”,清朝是“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史”。清朝对新疆、蒙古、西藏,以及东北的统一是“武装侵略”、是帝国主义“扩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战争为例,自秦朝至清朝,两千年间,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在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内进行的,属一国之内的战争,哪有什么扩张!历代王朝从未掠夺过邻国土地,有的是援助,救亡济危,如对朝鲜、越南的援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的一页,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新清史”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历史,力图抹黑中国,不知意欲何为!

  “新清史”所谓的“研究方法”更见其学术之浅薄!他们用类比的方法,把中国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以及日耳曼、土耳其和俄国这些“帝国”进行比对,进而把中国历代王朝至清朝统统打入“帝国主义”的行列!此即他们宣称的“全球化的眼光”,把中国历代王朝打上“帝国主义”烙印,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应当指出,他们把中国与上述各帝国主义进行类比,但很奇怪,他们并没有将中国与美国、日本两个帝国主义进行比对!这又是何缘故?恐怕只有“新清史”学者们才能回答!

  “新清史”搞乱了中国历史,否定清史,“指示”中国学者要按他们的“新清史”来重新“书写”21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也奉劝美国“新清史”学者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妄图混淆中国史学界的视听。

  “新清史”在政治上的危害尤其不容忽视。近一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美国视中国崛起是一巨大“威胁”,公开指责中国对外“扩张”,千方百计,联合日本及南海诸国来“遏制”中国;明里暗里支持如“疆独”、“藏独”、“台独”及“港独”等分裂势力,妄图从内部搞垮中国。“新清史”恰恰是从历史上来论证中国的“帝国主义”特征,挑明新疆等边疆地区不是中国领土,而是清朝通过 “扩张”和大规模的“侵略”将其纳入。所有这一切的论证,都与美国对华政策相一致,互为表里。同时也为当今之分裂势力提供历史论证,实际上助长了这些分裂势力的气焰!

  “新清史”学术上荒谬,政治上危害中国的统一,必然激起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学者的强烈反对。我们完全拒绝“新清史”,而且要揭露它的伪学术面目,肃清它在中国学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作者单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原文网址:http://sscp.cssn.cn/xkpd/zm_20150/201504/t20150420_1592234.html

【小编说:据说是欧立德教授的回应,但疑点较多,因此放在下面仅供参考】

某教授,
  您好!
        今年清代边疆国际研讨会的第二号通知收到了,谢谢!这次贵所的暑期会议要在察布查尔满族自治县举行,我非常赞成,也很想参加;我有几年没有去察布查尔了。是不是还有别的国外学者参加?

        我目前还不能够确定是否能去,因为夏天其他安排尚未定。但我想顺便先问一下,如果去的话,是不是真的会受欢迎?昨天看到了李治亭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我想您也看到了:

http://sscp.cssn.cn/xkpd/zm_20150/201504/t20150420_1592234.html

        读完之后颇感意外,觉得整个文章的语调和论点都与学术精神大相径庭,不知道为何《社会科学学报》会刊登这样激烈的攻击性的论文?编辑的话如下:

        “原编者按:学术是时代精神的精致表达。任何一种学术,只有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回应重大时代命题和关切,才会焕发勃勃生机,才能产生广泛影响。问题在于,倘若学术研究者站错了立场,服务错了对象,即使回应了重大的时代命题和关切,其取得的成果再多,叫嚷的声音再大,也只能是噪音杂音,也只能是历史的阻碍者而不是推动者。近些年兴起的“新清史”,到底属于哪一种,本期“争鸣”版推出的这篇文章,有助于诸君作出判断。”

        这段话里面提到的“站错立场,服务错了对象”这一概念令我想到,如果有 “站错立场”的人,也就应该有“站对立场”的人,而谁来决定谁“错了”,谁“对了”呢?看起来,是依照人的政治观点或者他的国籍来做决定,而不是看他的学问做得是否缜密认真。李教授的话语相当极端,他说新清史的“去中心化”观点是个“荒唐史观”,说我以及另外很多同行(包括在日本、欧洲、韩国、和中国国内的同行)所持的是“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立场”,说“新清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弱化北京、弱化中国、推重边疆,把边疆从中国分离出去!”我以为这种大批判的风格、这种把史学直接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的做法、这种断章取意的话语方式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会再复返了,但看来现实远非如此。这篇文章跟我们在2010年在香山办的那场国际研讨会的气氛和精神似乎相距甚远。

        我当然知道,不是所有在国内的同行们都这么看问题。我之所以提起这个考虑,是因为李教授是你们所的教授,他推行这些想法,发表这样的回应,《社会科学报》为他刊登,说明还是有不少人-或许少数人,但相当有势力的人-对于新清史不只有看法(有看法我认为很正常,那是应有的学术争论),而是因为“有看法”便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把与他学术观点不同的同事化为“国家敌人”,“别有用心”的“新帝国主义者”,这就有点(甚至不只一点)过分了。

        如果我参加今年的讨论会,我现在担心这件事就会闹得更大,更难堪,恐怕会影响到整个开会的过程。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

        至此

        欧立德 敬上

        2015年四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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