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亚洲、清帝国与世界:“新清史”的起源和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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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全面反思历史的时代。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可以如此轻易地翻覆过来。如果您关注近年来有多少历史类话题进入了公共视野,那么大概就会理解我在说什么。海外汉学研究的思潮,由于译介渠道的疏通、学人往来的增多、媒体宣传的注意,而逐渐为国人所知;甚至很多在过去看来比较怪异的研究思路,国人也能有所接触了。“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在国内逐渐产生影响,便是一个例子。


起源

对“新清史”这个概念,国内目前谈论得相当多。一般认为,它主要关注满人民族性、关注清朝内陆亚洲、探讨中国民族问题与历史关系。但这几个问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并不太明确。严格来讲,这是一个从美国汉学传统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一个领域,虽然它研究的是中国问题,但它的目的并非搞明白中国是怎么回事,而是试图用西方人文社科的研究范式与中国问题对接、尝试把中国问题置入世界史。

关于“新清史”的产生,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一书的开头有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述。这个流派有三个源头:地域分区学说、中亚问题的关注、18世纪政治史研究的推进

1980年代以前,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的关注,主要仍集中在19世纪以后中国在外国的冲击下如何做出反应,亦即现代化(其实就是融入西方社会)的问题。这种研究其实是很粗疏的、比较浅的,研究者很少深入问题的核心,大多将中国简单处理为落后、需要帮助的对象——对于一个落后的东方文明,自然没有什么必要去关心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样的。

而到1980年代中期,美国汉学界开始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并尝试较为深入的分析。关于这一转变,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书中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分析。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层面,便是对中国“幅员辽阔”、“社会差异”、“文化多样”的现状,有了深层的认识。说得明白点,就是美国研究者终于知道:中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差别巨大。以前他们总是把上海当成“中国”,又或是凭借陕西、甘肃的一些情况便说“中国”怎样怎样,这其实都不切合现实,因为中国太大了。这种对区域性差别的认识,催生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分区学说;中国问题被分解为多个大区域(Macroregion)内部的问题。从此美国汉学界终于搞清楚了一件事: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先明确你研究的是哪一个区域。

随着研究的推进,美国学者逐渐将中国问题与中亚问题结合了起来。这对于美国这个中亚学大本营、历史研究者普遍重视亚洲语言学习的地方而言,当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1940年代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已注意到中国有着广袤的内陆亚洲(Inner Asia)部分,如新疆、蒙古、满洲等(参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那么,这些带有内陆亚洲的部分,和江南、华南等地区(即西方印象中的典型的“中国”)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拉铁摩尔认为,二者是在19世纪中国领土危机时才被联系起来的,这个观点当然不符合实际。1980年代的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有了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 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追溯了从汉匈战争到清准战争的历史,试图重新构建草原与长城以内农耕文明之间的联系。后来的新清史学者,利用一个美国汉学界已有的概念“中国本土”(China Proper) 来称呼巴菲尔德研究中的农耕文明部分,限定在长城以内。而长城以外,则是边疆部分,不属于一种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中国”。这是“新清史”的滥觞。

由于美国学者意识到19世纪清代的诸多政治问题都发轫于更早的时期,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18世纪。这方面,孔飞力(Phillips A. Kuhn) 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两位学者的研究,称得上是时代的先驱。他们在研究中都注意到了族群关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割辫”恐慌、军机处中的满汉权力分配),也都注意到了满文奏折在清代中央政治中的特殊意义。对于西方研究者而言,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如何与汉人相处,乍看之下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在世界史上反复出现很多次的问题。这一脉络逐渐指向满人如何把握住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后来新清史被称为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这个Qing Imperial指的就是18世纪的清代(与近代对应)。 

到了1980年代末期,上述三种研究路数有合流的倾向。1987年,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发表了一篇探讨《满洲源流考》编纂过程的文章(JAS(1987) 46.4: 761-790),将文化人类学方法与清史研究结合,提出“满人构建满洲起源神话作为政治话语”的观点。1990年,她的《孤军》(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一书出版,是为“新清史”诞生前夜的重要作品。1991年罗友枝(Evelyn Rawski) 撰写亚洲研究综述时,(以很典型的反华论调)盛赞了这两项研究(JAS(1991) 50.1: 84-111): 

在处理族姓问题的案例中,有一点可能是最为震撼的:满人皇帝在统治中国时,淡化了他们非汉族的起源;直到19世纪晚期以前,他们都能令汉人士大夫相信,满人皇帝已经遵行汉人的规则模式。但是满人自身并未忘记他们自己的身份,在同蒙古人、回疆人和西藏人往来时,仍会强调自己的草原来历。

柯娇燕对晚清时期数代旗人家族的研究显示,当满人被称为国家的少数民族时,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达到了其顶峰;而“汉化”则尚未被用来描述满洲身份的历史演变。

1996-1998年,罗友枝与著名旅美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就这一问题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一般认为是“新清史”正式诞生的标志。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友枝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再观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AS(1996) 55.4: 829-850) 。这篇论文其实今天来看并无多大学术价值:对当时研究状况的综述、对自己观点的陈述(这些陈述多半是从罗友枝自己某本书里摘出来的),远多于一般意义上的论述。但它实在太尖锐了,几乎整个排除了汉民族在清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今天我们看到的汉译本,略去了它反华色彩最重的第三节。这一节竟然认为“汉化”是来自梁启超、孙中山等汉民族主义者的“诡辩”,并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概念,暗示它需要被去除;在文章的最后,更有如下令人不快的表述:

正如以前各政权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地镇压独立运动,并一再强调自己有决心维持对西藏、新疆、内蒙古的统治。……尽管有很多“民族团结”的口号,当代中国的学生们仍然注意到了持续存在的种族民族主义。一位学者将此现象归结为现代中国国家在建立构成中国的“想象的共同体”上的失败。

罗友枝在这篇文章开头含沙射影地损了一下何炳棣,批评了何炳棣近三十年以前写的一篇论文(JAS(1967) 26.2: 189-195),把他当成“汉化”理论的靶子。何炳棣先生为人孤傲,性子较急,罗友枝带有非学术背景的攻击自然激怒了他。1998年何炳棣发表《捍卫汉化》(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AS(1998) 57.1: 123-155)一文,以火气很大的语言指斥罗友枝。应该说,这篇文章写得也不够好,几乎把唐代以来北族政权的汉化历史整个回溯了一遍,很冗长也缺乏重点。两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争论,彼此不摸脉,也是情理之中。但这场争论一下子把罗友枝背后的话语公开化了。1990年代,柯娇燕、欧立德(Mark C.Elliott)、罗友枝、濮德培(Peter C. Perdue)、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清史”了。

故而事实上,“新清史”是美国汉学独立成长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和中国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并无多大关联;中国对于研究者来说,仅是他们展现研究技能的实验室,就像研究非洲、中亚、西亚、太平洋上小岛等“封闭神秘的文化世界”一样。当然它承接了日本的亚洲研究的部分遗产,但是基本上还是独立的。在方法上,它有美国人文研究的一切特征,例如,对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极大青睐,重视语言符号的表意功能,重视突厥语和阿尔泰语,主张以族群的概念审视历史,等等。

(补充一点: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东洋史”是新清史的一大源头。这一点经多方了解,应该算是一个误解。1997年森正夫、岸本美绪等人编写《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时,与“新清史”的对话尚不明显,可为一证。而且日本学者对族群问题非常不熟悉。诚然岸本美绪被很多人认为是“新清史”学者,但并不是说“不按中国权威历史叙事的历史学家都是新清史”。)


研究内容

关于“新清史”的具体研究状况,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国内由于语言隔阂、研究习惯的差别、不同领域之间的壁垒,对“新清史”的解读往往存在误解。目前对新清史的译介与反响,可读性较好的主要是刘凤云等主编的《清朝的国家认同》一书。这本书是2010年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中有关“新清史”一部分文章的选录,其中收有罗友枝、何炳棣争论的两篇论文,以及海内外一些较为典型的陈述和议论。而国外的“新清史”著作,对于初窥门径者而言,以下几本书可以一读:

欧立德:The Manchu Way :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般称为《满洲之道》)

柯娇燕:A Translucent Mirror :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一般称为《半透明之镜》)

路康乐:Manchus and Han :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中译《满与汉 :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濮德培:China Marches West :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Joanatha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米华健:Beyond the Pass :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 (有一个未出版的中译:《嘉峪关外》)

“新清史”旗手欧立德(经常被简称为MCE)近照。长得还是蛮帅的……

当然对于大多数读到这里的人而言,都不会读原著,而会希望读到“新清史”内容的简单概述吧:) 我本人读书内容尚浅,只能说个大概。我认为“新清史”的核心问题有四个,最终指向的都是“18世纪满洲帝国”的概念:

1. 关注满洲的“族性”(ethnicity),探讨满洲人是否/何时具有民族性、其族群如何组织并控制了清朝的政治权力;

2. 关注清帝国的扩张/征服过程,探讨帝国如何采用不同的统治策略夺取了各个领土区域(China Proper、回疆、蒙古、西藏、满洲、……),并维持其政治秩序;

3. 关注清帝国对边疆的统治(他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殖民统治),探讨清帝国对周边地区的移民、屯垦、掠夺,以及基层社会的控制;

4. 关注清帝国文化的多元性,探讨帝国中的不同组成在文化上的反映,以及这种文化背后的政治涵义。特别地,他们认为清朝皇帝在多种文化范畴中都据有统治地位,垄断了与神秘力量的沟通。

在问题上,“新清史”学者往往试图消解把China Proper与边疆结合在一起的、凭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疆域而构建出来的“中国”概念,而将边疆与China Proper并立。为此他们构建了一个“清帝国”的概念,认为这是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与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类似)。他们关注满人皇帝如何运用丰富的统治技巧、以不同的人,一边统治中国,一边统治边疆。换句话说,他们书写的是一个庞大的、兼具东亚与中亚的帝国的历史,而中国只是这个帝国的东亚部分。

(有说法指出,近年来部分台湾学者走得更远,力图证明中国仅是东亚帝国的一个局部,另一个局部是台湾,这是为“台独”构建历史。但这一观点有没有影响、是否能表示台湾清史研究的大方向,可能是要画个问号的。聊备一说吧。)

在史料选择上,“新清史”学者较为重视满文史料。随着中国大陆满文教学的衰落,美国汉学界的满文逐渐不再处于极大劣势,渐能与本土研究者颃颉。一些学者认为,满人的文本,表现出的是帝国统治者的真实想法;而汉文史料仅是对China Proper的姿态。近年来这种对本土文本的关注,从满洲文本,扩大到了台湾等地的本土文本。

要说“新清史”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很困难的。对于中国本土研究者而言,它最大的意义,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反思问题。“新清史”通过正面挑战中国的民族观念,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即中国如何直面自己的边疆。“新清史”学者成功地证明了18世纪边疆地区基于满蒙臣僚的统治秩序,并指出,这与China Proper的政治制度存在差异。但是这个结论,对于中国人来讲,其观感无疑与这些学者大为不同——我们并不觉得这表现出的是“帝国中另一个王国”的存在。如何直面这个问题,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清史学者没有认真对待,或者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需要面对了。


反响

“新清史”自从传入后,与中国学界产生了极大的牴牾。2010年、2012年,北京、台北各自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对“新清史”进行回应。

“新清史”为何受到如此大的争议,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新清史的部分基本观念,来自于美国学界的现实关怀、推演与建构,它完全不符合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意识。我将这种差异比作生殖隔离。例如“种族性”的概念,这在中国古代史和欧洲历史上本就有很大区别。再如米华健提出了“清帝国主义”的观念,同时认为中国人通过偷换概念的方法将新疆纳入中国概念的内涵,这些推测都令中国人感到难以接受。特别地,“新清史”的内涵,部分地被用于了现实政治,被认为可能会催生新疆和西藏的民族主义,进而成为分离势力的借口,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研究者对于人文社科理论,远高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这令他们在书写历史时容易犯错,这些错误又容易被(带有政治倾向的)人文社科方法放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嘉峪关外》一书的开头,使用了“‘纯种’中国人”('True' Chinese)这样一个异常不严谨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无论在社会群体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太经得起推敲。

另一方面,中国清史学界的开放性,也确实比较低。我国的清史学术研究脱胎于中国近代史,与一般的“中国古代史”脱胎于传统史学存在明显差异。而中国近代史是有“元问题”的:民族危机与复兴。源流上的区别,导致清史学界始终处在“满洲统治者以严厉手段控制政权,导致清朝封闭、落后”这样一种表述的阴影中,对“汉人与胡人共同缔造中国历史”这类议题非常不认同(这类议题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者来说本来是很普通的事情,田余庆、荣新江等人都做了很多论述了)。因而人们开始的时候对新清史抱有一定敌意。

中国大陆主流清史研究者一般不与海外研究者在“帝国”“族群”等西方人文社科概念上展开对话,他们大多认为这些西方概念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历史。这个想法并非全无道理,不过很多研究者援引这个思路当成挡箭牌,便不令人信服了。这也是在中国大陆最常听到的关于“新清史”的声音。在很多老一辈学者口中,“新清史”与“反华史学”几乎可以画等号。

然而由于中国学术界内部的许多复杂情况,近年来一些“新清史”后辈人物在国内以“少数派”的姿态展开活动,令“新清史”有所传播。至于这种形式的传播能否减弱误解,尚不明朗。(有些人的态度有“刻奇”之嫌。)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者将新清史与美国汉学的明清史研究混为一谈。具体不点名了,你们如果读书的话迟早会知道的……

由于近年中国传媒界存在否认自身历史的奇怪潮流,一些“新清史”学者为了扩大影响,努力在传媒界活动,导致一些被简化/歪曲的“新清史”观点被广泛传播,特别是与“崖山以后无中国”的符号联系了起来。这无疑令“新清史”的政治色彩进一步增强。一些带有反华色彩的网络人士/自媒体人甚至已经能较为熟练地重复“新清史”部分观点。


评述

我的个人观点,从学理上讲,新清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历史叙述的局限感。无论是欧立德还是米华健,他们所关注的历史,所讲的故事,如果抛开满汉之别,那么跟一个中国大陆学者讲出来的故事差异并不大。区别在于观点和整体结论,而不在于局部叙事。因而他们的工作多是以不同视角和工具进行的论述,缺少一种史料上(特别是文本特征上)充分的表达。这一点在欧立德去年译过来的小书《乾隆帝》(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中有着鲜明体现。全书对乾隆帝事迹的叙述,跟戴逸等人并无显著的区别。而作者用了一章论述乾隆帝对满洲传统的重视,试图表达新清史观点,但却没有对乾隆帝的治国思想,或者说对于这个国家、对他的子民的想法(这主要体现在汉文史料中),做出足够多的论述。这当然是一件很舍本逐末的事情。我把这个做法,比作“讲了煎饼果子,却不讲煎饼果篦儿”:煎饼果子(油条)虽然是它本来的样子,但现而今产生了影响的、大家都懂的“煎饼果子”,其实恰恰是“煎饼果篦儿”(里面夹的是薄脆);如果研究者心里死守着原初的“煎饼果子”(满洲传统),看不到它已经在传播中变成了“煎饼果篦儿”(与汉文化高度融合),那么就永远也搞不清这种食品的实际情况。

此外,海外研究者对中国历史的过度简化,也是导致“新清史”这一套论调难于令中国人信服的重要原因。例如常为“新清史”学者引用的,Angela Zito所编写的Of Body and Brush 一书,试图讨论祭祀之礼在政治中的意义;但礼学知识在清政治文化中的表现,远远超过简单的文化人类学所能描述,因而这篇研究,从结论上讲,只能是浮光掠影。同样是以政治文化讨论政治进程,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无疑更容易获得共鸣。近年来艾尔曼的部分研究,也表现出了一定深度。

西方学者热衷于讨论清帝国的形态,希望通过族群分析,利用民族国家理论,搞清中国的“民族”究竟是什么。然而民族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工具本不发达(《想象的共同体》开头已有论述),理论探析不能令中国学人满意,良有所以。即便是“新清史”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分歧。柯娇燕秉持政治学经典结论,认为满洲在清末以前不存在民族性,因为民族仅能在帝国边缘诞生。但欧立德则历数八旗作为社会组织、文化认知上的特殊性,力图证明八旗具有族性。当然,欧立德的论证亦有破绽:社会组织与文化认知上存在特殊性的群体很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大体符合这个条件,为何满人发展出的就是民族性?在这一问题上,一些超脱了族群问题的学者,其思考反而令人深省,这些理论可能会大大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本质的认知。例如杨念群先生提出“文”“质”论的观点,便是一例。


最后,虽然惹得蔡伟杰前辈哂笑,但我还是得说一句:以我所见,相当多的讨论者对新清史所知非常少,无脑粉和无脑黑都很多。我也只是初窥门径,以上内容很难说客观。希望大家能多去读读相关书籍,不要太被一些报刊上的新书广告牵着走。

豆瓣上的“新清史(The New Qing History)”小组,有很多关于“新清史”较新动态。对初学者来讲可能有些难读,如果对这一流派有了一点初步了解,又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其中活跃成员 lonestarstar 的学问很不错,这方面东西了解的比较全面,可以多和他讨论。


扩展阅读

柯娇燕: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1990)

欧立德: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2000) (JAS 59.3: 603-646)

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2007)

R. Kent Guy (盖博坚).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2010)

John E. Herman. Empire in the Southwest: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JAS 56.1:47-74) (1997)

Emma Jinhua Teng (邓津华):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2004)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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