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父子之间,很多话不知如何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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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的家教,就是这样在“正能量”与“负能量”之间徘徊,这也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的纠结。已经看到的真相与思想,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

  1. “枪声一响,爷娘白养”

我出生于1952年上海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没文化,父亲喜文墨,会几笔书画。后来才知道,他小学四年级即辍学,是靠自学成才,炼成一手字画,脱产担任工会宣传委员。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父亲工资没涨过,大饥荒时响应号召,自己降了一级,从80减到75元,那时母亲也上班,孩子少,日子还过得去。

星期天早上,父亲躺在床上翻《解放日报》中缝,那里有小孩看的“早早场”影讯,见有中意的,即让我带妹妹去看。如无中意,也会掏出零钱,嘱我带妹妹去街上把小皮鞋擦一擦。记得那时我和妹妹各有一双小皮鞋,棕色的,高帮,咯噔咯噔走,很神气。

父亲有一辆自行车,有时带我们去街上吃早点,我坐前面车杠,妹妹坐后面书包架,他就那么推着走,一男一女,大概他也觉得很得意。那时物价多以“分”计,早早场电影“五分”,小孩擦皮鞋“五分”,阳春面“八分”,小馄饨稍贵,“一角”。出门坐三轮车,也不过两、三角钱的样子,苏州河那几座桥在我眼里比今天高大峻陡,工人蹬着很吃力,父亲下来帮着推,我就从妈妈膝盖爬到父亲的空位上,返身扒着车背看他推,小眼瞪大眼。

(苏州河上外白渡桥)

孩子眼里看到的社会只有很小的一半,另有一大半父亲是掩在身后,不说。成年后听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才知道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一半有忧虑,有害怕,还有惊惧。1950年她刚从乡下嫁过来,还未完全融入城市,街上不时传来警车抓人的声音,一听那声音,小孩就喊“强盗车来啦”,疯跑到外面去看,她一听见就害怕。

有一次我爷爷对她说,“你也要个思想准备啊,下次就轮到老大啦(指我父亲)”,她不明就里,吓得哆嗦,楼梯都下不来。现在知道,那是“镇反”大逮捕在城市中营造的恐怖气氛,以致人人自危

毛泽东答复华东局请示报告曾厉言批示,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杀人太少,要多杀!(注1)我居然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于一个“多杀”的城市?后来读霍布斯生平,说他诞生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来袭,满城惊恐,他母亲因惊惧而早产,方有所悟。霍布斯成年后为何那样写作,为何将新型国家命名为《利维坦》,这和他童年记忆、甚至胎中记忆有关。

注1:参见尹曙生:“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炎黄春秋》2014年第五期。

什么是潜意识?本人尚未形成记忆时被写进的心理基因,也称“胎教”。他本人不自觉,但此后的写作基本上是早期记忆的注解与释放,无可救药。我后来总结50年代是“刽子手与诗人共同统治的年代”,也理解王蒙的“青春万岁”,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记忆。但实在厌恶那样的煽情诗句——“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所有的日子都可以“来”,但不能以偏概全,尤其不能以“诗人”盖住另一半。

我记事较晚,有一块铁渣渣沉淀在记忆底部,似乎是个标记。那是1958年大炼钢铁,街上有各种小高炉扔弃的铁渣块,我不知从哪儿捡来一块,不与父亲说,就蹲在一个犄角旮旯,闷着头将那东西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怎么也看不明白。

那东西奇形怪状,有点像父亲喜好的假山石——“瘦、漏、透、皱”,却又铁冷生硬,不符合儿童视野里能见到的天然物品,也许因为后一点,我蹲在那儿盯着那东西看,琢磨很久,最终还是放弃。孩提时候的玩具都忘记了,这块不是玩具的“玩具”却印象深刻,这大概就是我好钻牛角尖的开始。

那时城里也办过街道人民公社,还办街道食堂。大食堂不知为什么解散,各人回各家,苦日子就开始了。大城市还不至于饿死人,但口粮锐减,搭配红薯、麸皮面,南方人叫山芋、黑面粉。现在时兴的麸皮面疙瘩、红薯,小时候都吃过,而且是吃得害怕,留下心理障碍,现在再怎么宣传也绝口不碰。

那时中小学还流行培养小球藻,就放在厕所尿槽里,现在知道这也是用来填饥的东西,那时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意思,小男孩一下课就盯着那一排桶尿,还比赛谁尿的准,正中校方下怀。

家里的填饥物则是豆腐渣,搭配胡萝卜,奶奶不知从哪儿搞来,就放在饭锅头上蒸,隔三岔五地蒸,一股药腥味,难以下咽。那也是吃伤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健康食品。

如今孩子不可能对社区粮店有印象,那时我们放学走过弄堂口粮店,都会张望一下,店里有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米、面、薯配给比例,常有变动,小黑板连接着每家每户的锅与碗。

有一个日子至关紧要,真像刀刻一样,现在想忘也忘不掉,即每个月的26号:从这一天起居民可以买下一个月的粮,提前四天。奶奶好像连一天都等不起,没到这一天,就念叨还有几天,26号一到,立刻让我跟着去粮店,把下个月的粮买回来,似乎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卡车来粮店卸粮,麻包扛完后,车底板总还留一些残屑,男孩们就站在卡车旁边等,一看货卸完,立刻跳上去哄抢,打成一团。

此外还有两个细节,可以贡献给今天的文学家?过年时去父亲单位看他们演现代戏叫《一支枪》,不外乎老乡掩护新四军,军民鱼水情,演到那个女主角偷偷煮烧饼喂伤员,一边搅调羹一边唱,孩子们就像听到口令,刷一下全体起立,伸长脖子,盯着台上那只碗看。回来路上还要争,那碗里是真烧饼还是假烧饼?最后达成“共识”(其实是渴望),一致认为那是真的,于是就产生今日网语所谓:“羡慕、嫉妒、恨”,一起流口水。

邻居家有七个孩子,晚饭后抢着洗碗,尤其要争着洗那口粥锅,鸡吵鬼喊,声声可闻。后经大人介入“政治协商”,规定一人洗一天,一周一轮换。那不是学雷锋,而是抢锅底残留的那一点粥汤,曲起小食指,兜底一刮,再那么一舔,那个美味!

我们这一代普遍不长个,就是因为那几年饿的,营养不良。我还算好,没耽误长个,是靠父亲、爷爷重男轻女,从自己的口粮中一口一口省下来,有时还悄悄带我出去吃个烧饼、面条什么的,至今我妹妹说起,还愤愤不平。父亲那时就演那个新四军伤员,却说他在后台排练时饿晕过两次,小腿上一按一个坑,浮肿,可见那烧饼是假的。

(50年代,上海市武宁路小学学生在校门口合影)

我虽小,但也能感受到人心浮动,社会不安,用今天话来说,即“维稳”形势严峻。老人们总在传言哪条马路上有人被“剥猪猡”(沪语,遭抢劫被剥光),哪条河道漂出无名浮尸,天一黑,就不许我们出去。街上不断出现枪毙人的布告,红笔一勾,人头落地,体育老师比较糙,如此评论:“枪声一响,爷娘白养!

我有一个从家乡失学流窜出来的同龄玩伴,他教会我一些乡下儿歌。后来学历史,才知道那是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荒岁歌”,成年人道路以目,不敢言,孺子却在城乡道路旁唱,皇帝听见都害怕。“大跃进”之后上海地区流传的“荒岁歌”也这样,都很反动。然童言无忌,我们或私下唱,或在放学回来的路上扯着喉咙喊,其实是瞎叫唤。尤其是下面第三首,跺着脚齐声喊,还要拍着屁股后面的书包“伴奏”,很有节奏感。现在权当史料,辑录如下:

莫激动,激动要变长方形的马桶。(注2)

共产党、毛主席,拆散多少好夫妻。(注3)

谁放的臭屁,震动了大地,穿过了彼得堡,到达了意大利。(注4)

注2:宁波口音,以谐音影射,估计是从溪口蒋介石家乡传来?

注3:苏北口音,过于直白,只敢背着老师、家长私下唱。

注4:国语,穿过了彼得堡,指“批苏反修”;到达了意大利,喻“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陶氏时任意共总书记。这么复杂的寓意,孩子不懂,估计有长胡子的人在阴暗角落里教,是从北京传来?只有那地方的人有政治情结,而且关注理论。后来听说此首童谣流传极广,直至东北,到70年代,长春的孩子还在传唱。

2.“学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我1960年进小学,因长子开蒙,父亲又重视教育,全家出动,去南京路永安公司买书包、铅笔盒,我还多要了一块小黑板。此后他不断与我讲他少年失学、又渴望上学的故事,说有一次他从马路上捡回一片彩色字纸,上面有招募图画,以为可以免费上学,高兴极了,爷爷告诉他,那是教堂的传单,人家是招募义工!一下子跌入冰窟窿。

我上学不久,有一个女老师姓钱,对我很关注,老打听父亲在哪儿,现在怎么样?回来与父亲一说,他回忆起那是他辍学前的同学,就坐一张桌子啊,还是校董的女儿!想不到她今天来教我儿子了?开家长会时他特意去看望了钱老师。我估计父亲那时的心情,只恨没听到9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那首校园歌曲,高晓松填词谱曲:《同桌的你》。

三年级前,父亲给我订《儿童时代》,三年级后订《少年文艺》,一直到文革前家境渐窘,他停了自己的《解放日报》,也没有给我停这份杂志。《少年文艺》我曾经拥有全套,现在很怀念,却被弄堂里的孩子东借西借,一本都未留下,但无形中给我形塑文科偏好,再难散去。

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带我去南京路“朵云轩”看字画,一笔字、一张画反复琢磨,还要在手心临摹,一泡就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这就苦了我,年龄小,看不懂,耗时间又长,遂起厌腻,以致我很长时间对字画古迹、文人情趣格格不入,就跟吃红薯吃伤了一样

 

(《少年文艺》创刊号封面插图)

那时电影院新片公映,会提前给各单位宣传干部发两张招待票,免费,父亲即带我去。早早场电影不看了,跳过同龄人都爱看的少年电影,一下子进入成年人阶段,又造成一个反差

很多同龄人看过的如《七十二家房客》《三毛学生意》,父亲不屑。他厌恶本地滑稽戏,认其为油滑、低劣与地域偏见,充满上海人的恶俗气,格局狭小,一如他后来厌恶赵本山;同龄人从未听说过的那些西方译制片,如《木木》《复活》《天堂里的笑声》,很“小众”,他却在我不适宜的年龄带我去看。

他尤为欣赏老舍和北京人艺的《茶馆》,认为那才是舞台艺术,大气。三十年后这家剧团来上海首演,我咬咬牙给他买美琪大戏院前排居中最昂贵的座位,他那个高兴,还特意在演出前与演员攀谈了一会儿。

但他不知道我少年时的尴尬:那时与同龄玩伴聊戏聊电影,我看过的他们闻所未闻,他们耳熟能详甚至能模仿的我都没看过,双方都觉得怪异。这种教育带给我的面容显老,与年龄不相称,看上去比同龄人大几岁,以致高年级同学称我为“留级生”。因为老得早,成年后反而不显了,于是自嘲为“水洗布,自来旧”

还有两件事,对我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也造成“负能量”。

一是爷爷得罪本单位官僚,被克扣了两级工资,从六十元降到四十八元,这在今天微不足道,但在60年代初不是小数。父亲不服,给各级机构写申诉,一直告到上海市委、华东局。但他毕竟是干部,知道这种告状信最后还会落到被告状的官员手里,一旦辨认出字迹定会打击报复,于是他将这些状纸修改定稿,交由我誊抄再发出。

这对一个小学生是苦役,往往要抄一个星期天,我就这样记住了柯庆施的名字。那么小的年龄参与“信访”,成了“上访户”,这对一个孩子心灵会带来多大影响?(注5)

注5:两个月前在上海见80岁朱正老先生,问杨小凯生前多次提及他在狱中的启蒙者刘凤翔,后人后事如何?朱正57年在长沙,恰好与刘凤翔同一报社,还一起打成右派。朱先生说起刘凤翔逆境中再婚,牵线者是一个十岁左右小女孩。那孩子为家中冤案上访,冒险进京,一定要见毛主席,结果见到陈伯达,后者接过状纸并承诺:“毛主席不在家,他回来后我一定代你转交?”那时刘凤翔也在京上访,认识了这个小女孩,是刘凤翔帮这孩子写的状纸,进而认识她全家。此后,是那孩子在自己母亲与刘凤翔之间牵线,竟成一段姻缘,亦为奇事。
另一件事是父亲有个表弟,政治上积极,性格上倔强,一巴掌能把家乡来逃难的生父(地主)呵斥回去。单位里动员职工“除四害”,冬天也要打苍蝇,他发牢骚抵制。于是开除团籍、公职,发配至四百里外的安徽劳改农场,也是不断申诉,父亲暗中协助。1961年他在那里啃树皮过活,捡了一条命,也不知用什么办法逃离劳改农场,昼伏夜出,步行四百里,潜行至上海,入夜来敲门。

门开处,老哥俩惊认、相认,抱头痛哭;灯光下,表叔囚首垢面,饿得脱了形,背上还长着个大疮,那样子恰如电影《归来》一开场陈道明扮演的逃犯,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怕惊动邻居,用旧报纸把电灯泡裹起来,交头接耳说了一夜话,就像地下党。那天晚上我被惊醒,躺在被子里假装睡着,他们说什么我记不住,也未必听懂。但人间有官僚,官僚会害人,这样的印象有如烙铁烙在一个少年人心底,再也抹不去。

 

(《归来》中的陈道明)

如此耳濡目染,与我在学校接受的正面教育构成强烈反差,会造成什么后果父亲也许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到了,估计不足。从三年级起,这些“负能量”就开始在我心里“发酵”,屡屡犯事。那时课外作业不重,下午有大块时间自由支配,同学们疯玩一阵,也会去学校附近的棚户区瞎转。我指着穷苦人居住的“滚地龙”窝棚,模仿当时党报上开出的一个长期栏目“在资本主义大墙下”,却是反过来说:“看,这就是社会主义大墙下!”

这就是我“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的开始?其实是人生识字闯祸始

那一年命题作文,我将老师定下的题目划了大叉,大叉下又另拟反题:“评我班三好学生评选”,以幼稚笔触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与主旋律不合,公然犯上,应该严惩。但班主任庞老师教语文,她对我偏爱呵护,竟給了一个“良”,没有惩处。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最早的岔路口,如果庞老师能将“动乱因素扑灭在萌芽阶段”,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发生,我还有药可救?

后来年爷爷病逝,父亲悲愤难抑,做了一件很冲动的事:披麻戴孝,将白纸挽联糊上了单位党支部书记的办公室。这在当时可谓造反,大逆,肯定记入档案内控,成为他后半生难以升迁的政治障碍。

那一年我初小升高小,受家中气氛感染,期终大考闯了一个祸。在“难忘的一件事”这一命题下,我没有写“好人好事”“春游”“秋游”,而是写生活中的阴暗面——爷爷含冤去世,全家笼罩在悲愤压抑中。写得还很长,分出“一、二、三”小章目,煞有介事。

那时校园氛围已经很紧张,老师们下班后不能走,加班加点学“社论”,“突出政治”,一个个面容严肃。庞老师看到我那篇“文章”再也不敢做主,上交校长判卷。结果我又碰上好人,那校长是民盟委员,60年代初还戴金丝眼镜穿旗袍,有点“民国范”。她看完后居然也给了一个“良”,放我过关,没有留级。

但庞老师想想不敢大意,也许是校长的交代,她写信给父亲,郑重其事约他星期天去她家谈一次。那时家访很寻常,但都是教师来学生家,反过来约家长去教师家面谈,则从未听说过。父母穿戴整齐,像去开什么严肃会议,乘电车去市中心庞老师家。

那个下午我忐忑不安,等父母归来,准备挨训。父亲回来一言不发,但从脸色看,他们谈得很不轻松,估计提到了那个年月成年人之间谈虎色变的“反右”?因为父亲把老师约谈的信交给我,那上面有句话很严峻,难以想象是出自那样温婉的女教师之手——“你的儿子长大后,要么是个大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么是个大右派”!

我自己一看这话,也吓坏了。那时我未必知道什么是“右派”,但从老师非此即彼的口气猜测,后一句意味着很可怕的下场。奇怪的是,发生这么严重的事,父亲对我并未惩罚,估计是庞老师问了他平时的家教,他也在自责?父亲将那封信交给我保存,我放在贴身小口袋里很多年,直到文革大串联才丢失。

三十年后我也做教师,从外地回上海,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庞老师,带着儿子去看她。那年她年逾七十,一眼就认出我,说她从教五十年一直惦记的学生就是我,始终放心不下。她也记得有这封信有这句话,其实前半句未必,后半句似被她说中,那真是刀刻火烙,刻烙着那一代人二十年的惊吓与惧怕

父亲对我的家教,就是这样在“正能量”与“负能量”之间徘徊,恐怕很纠结?这也是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的纠结。哈姆雷特开场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那是经典。但在中国这种灰不溜秋环境下,只能矮化为:“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也同样让人为难。

我儿子上小学时,我们夫妇俩曾背着他认真讨论过这一问题,最终决定到他上中学时开始说,循序渐进说。但在他五年级时,官方所言“政治风波”发生,我的处境恶化,蔓延至他所在的小学。两个穿军装的人在老师、同学注视下,把小孩从教室里叫出来盘问:你父亲在家说了些什么?这就打乱了我们的循序渐进。社会事件横插进来,穿上制服对一个十岁男孩喝问:“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跟进,提前两年开始对他说。

到他考大学那年,一听他执意要报文科,我又后悔,一时难以说服,情不自禁,对他说了徐复观身为思想家、史学家,一连阻止他四个孩子报考文科的故事。徐复观大概也遭遇同样的难题,而且是逼急了,不得不言:“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学文科不是犯罪,就是受罪!

我引徐氏言,实在是急不择言,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连底线都说破了。不料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不仅不服,还把这句话写进高考第一天第一场的作文,回来还很得意,说今天命题作文,恰好趁手,写进了这句话!这一下把我吓坏了,吓坏了还不能说,说了怕影响他后面还有四场考试。

他是该死未死,侥幸脱险,可能因为那一年上海考生剧增,判卷量太大,临时抽调了很多高校教师去。也不知道是哪位同行看到这一卷子,甚至可能是我复旦师兄、弟,猜到其父是落难同窗,心有戚戚焉,遂将枪口抬高一寸,放犬子过关?

孔子遗教甚多,宏观论政不过尔尔,我向来瞧不上。但有一句人事微观,让我心服口服:“可与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言而言,失言。”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古训,先秦上古,人与人不是密集交往,动如参商,他怎么会有如此精细的分辨率,分辨之后又在两难之间纠结?今人赞佩此言,多为成年人平辈交往的苦恼,如鲁迅那一“豪猪间距及其刺”的名言。孔子当年也多半如此?

但我以为这是个家庭教育问题,失言还是失人,首先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网上曾讨论顾准生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他是出于爱子之心,刻意隐瞒已经看到的真相与他真实的思想,为避祸,不忍对妇雏言,以致上下两代人精神隔绝,终成悲剧。顾准尚如此,千千万万如我之普通家庭则更感为难。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即使为父不言,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还要传代,真不知还要传多少代?

 

(顾准,1915-1974,被划为右派后,顾准的子女与他划清界限,“生不再见,死不相别”。)

我三年级入队戴红领巾,那一天父亲很高兴,把中队副、学习委员这些“正面符号”看得很重,以后陪他出门,都要我把红领巾、两道杠佩戴好,恨不得把队旗都给他扛上。星期天还这么穿戴对一个女孩问题不大,对一个调皮捣蛋的男生,心理上那股别扭,今天还记忆犹新。

其实我少年时的“职务”就停留在这一级,一直升不上去,因为打架犯错误,还曾撸掉一道杠,降为小队长。有时候他心情郁闷,也会把我当倾诉对象,说些政治不正确的话,今天看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牢骚话,但他很紧张,说完又自言自语,又像在叮嘱我:“不能说,不能说啊,说了就是对现实不满。”他都说了,却又让我不说,纠结到什么程度?我那时似懂非懂,只能闷着头琢磨什么叫“对现实不满”?

1966年文革开始,我小学毕业,按理不能参加大串联。父亲请邻居家一位高中生带我出门(即那位抢着刮锅底的仁兄,待我很好),给我五元钱,说还是要出去“闯闯”,“经风雨,见世面”,可见他又很正统,紧跟“正能量”

我们一路南下,到了五羊城,五元钱早就花光了,在接待站吃饭、看病只能打借条,签我自己名,单位则写那位高中生的学校,不能署小学名。巧就巧在第二年,我们这届小学生按照居住地分配,正好进了这所中学,广州方面将此借条寄过来清账,还真寄到了。父亲二话不说,认账还钱,我记得有二十几元,当时也不是小数。

 

(大串联乘车证)

1968年春,是我进中学第二学期,因为读野书、读闲书,终于闯下塌天大祸。当时高中生们私下传阅香港版《金陵春梦》,我也挤进去排队看到了,半懂不懂,只学了书中蒋介石的宁波口头禅到处说,还到处写,今天叫“后现代涂鸦”。一不小心佛头着粪,前面同学已经写好“毛主席万岁”,我胳膊肘压着没看见,提笔就在上面写三个大字“娘希匹”,扔下笔即走。

第二天这张讲台就被抬进专案组,上面有反动标语,要破案,公安局警车也来了。我很快去“自首”,是无意不是有意,但还是定性为“敌情内处”(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差点没逮捕。这一下塌了天,父亲大怒,再不鼓励我多看书、读闲书,而是将我的小书箱撬开,不管正能量、负能量,一把火烧个精光。

水火无情,那次溺水应该把我溺死,当死未死,是有两个人暗中同情,施以援手。一位是我班上的辅导员李敏,她也对我有所偏爱,事发后找我谈话,勉励我不要消沉不要背包袱,说着说着她自己也掉泪;与此同时则去找她当时的恋人高中部正掌权的红卫兵团长,两人私下商量,能护住就护住,不能将我推给公安局逮捕。(注6)

注6:四十年后,李敏见我追思李慎之的文章“危城别慎之”,追忆起她也是无锡李氏家族,与慎之那一支沾亲带故。慎之打成右派后,逢三年大饥荒,将女儿伊白遣散到无锡老家就食,李敏记得那时年幼,还与伊白一起玩过。2000年我被点名,慎之最后一次来南方,见上大校长钱伟长,夜谈甚洽,他们也是无锡同乡,谈到过我处境。这世界就这么小,一前一后,相隔四十年,李氏家族相继援我,似乎冥冥中有什么注定?

还有一位更神奇,是当时的工宣队队长蒋师傅。我毕业时他去父亲单位外调,一看档案竟是失散多年的50年代好友,回来后不仅没有把上述材料写进我政审表,还将我档案里的这一材料抽出来销毁了,这要冒多大的风险?

这件事父亲瞒了我多年,我一直蒙在鼓里,背了多年包袱。直到五年后,插队结束,招工开始,那个政工干部看过我档案,远兜远转,反复盘问一个家族深处的海外关系——你有一个奶奶的堂房弟弟在台湾,是否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自己有政治问题,却压根不问,好像他又不知道?回沪后问父亲,他到这时才把谜底说穿。

3.“你那个自由主义,危险哪!”

1970年初中毕业,69届是“一片红”,全部去外地,一个不能少。我选择去国家没有分配的兰考,母亲无论如何不同意,那地方太苦。是父亲说服母亲,还是让我去“学焦裕禄”吧,多吃点苦,也许能成人。临到火车站送别,他自己想想也流泪。父亲十来岁从乡下到上海谋生,受够歧视,自学成人,终于站住脚,想不到儿子到了这个年龄,竟还是离开上海下乡当农民?

其实我当时的动机也有两重性,既仰慕那里有一个高中生组成的集体户,很正统,好读书,同吃、同住、同劳动,远离小市民趣味,那样的集体生活吸引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高大上”;同时也是为了远离本校本届同龄人,他们都知道我写过反动标语,指指戳戳,到哪儿都要背着这个包袱。小市民趣味总是与政治压力交织在一起的,一走了之,耳根清净

十五年后从北方回上海,不回来想回来,一回来却发现有隔阂。语言是相通的,饮食是想念的,连空气之湿润也是倍感亲切的,唯有心理不通,如换血型一般难受。隔阂就是十五年前那一步造成,人一生是否有过远行,尤其是从上海这种小市民大城市出走,对后半生影响甚巨。我不能不感谢父亲,尽管他没有想到我现在说的这些,但当年他同意我远行,关键一步没有拦阻,还助推一把,是他这一生对我最大的帮助。

农村那几年,父亲就当我还在身边,按我在校时的零用钱标准,每月一元,夹在信里寄,居然没有寄丢过一次。当时我那个生产队工分值处于历史最低谷,干一天四分钱,而且要到年底决算才能到手,父亲每月夹寄这一元解决我大问题:盐、邮票、晚上看书用的灯油,就靠这一元钱支撑过来。

为写这篇回忆,我让妻子找出当年记的一个小账本,那时她与我一个集体户。也亏得她记那么仔细,今天看看都觉得难以置信,也是以“分”计:油票8分,灯油1角2分,盐1角5分,偶有10元以上“大钞”,那是临到冬闲回沪,父亲寄来的路费。

有一笔10元零2角,竟然是我叔叔所寄,2角小票是我当时刚进小学的弟弟,说他也参加对我的支援!与此同时,父亲还按月给我寄“学习与批判”“朝霞”“数理化自学丛书”以及我要的其他书籍,所费不吝。

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一年比一年紧。父亲参加上海市干部慰问团,去江西井冈山慰问那里的知青,轮到他“上山下乡”了,抽烟从“大前门”到“飞马”,再到粗劣不堪的“阿尔巴尼亚”,一降再降。母亲在沪拉扯三个弟妹,节衣缩食,艰难度日。

父亲、长兄两个顶门柱依靠不上,小妹妹学费不能按时交,在学校里受老师的白眼。妹妹后来是当笑话说,为兄者闻之黯然。原来在我离家后,父亲一心供我自学,竟然连妹妹的学费都不能按时交?这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过的。身为长子,不能不感到愧疚。前年她女儿出国留学,我坚持要赞助学费。两个大人一谦让,小姑娘在一边疑惑起来:“大娘舅,你这是何苦呢?”我只能笼而统之说:“我欠你妈妈的,你还小,不懂。”

1972年招工进厂,零用钱不必寄了,但父亲还是按月给我寄上海出的书刊杂志,以致我周围的工友、干部都羡慕,到时候就找我借阅。后来那位老崔书记出差去上海,与父亲谈得来,还成了朋友。1978年我开始报考同等学力研究生,父亲成了我搜集自学资料的后方,无论要什么书,挖空心思也要找来,有求必应。有一次在福州路旧书店看到有人要出手文革前本科历史教材,是我需要的,他居然跟着这人走,盯着要,一直跟到这人家门口,以高于书店收购价买下。

我那几年也背运,三年考四次,每一次都发生事故或故事,最后一次愤懑之极,掷笔废卷,不想再考。父亲给我写了一个小条屏,让我立在书桌上:“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激励我再考,抓紧时日,连过年也不必回来。

(描绘恢复高考后青年复习备考的油画《1978年·夏夜》,程丛林作)

我是“不过江东”了,但弟妹告诉我,那些年父亲每到年三十就不高兴,为一点小茬口就发脾气。家人知道为什么,屏息敛气,陪着小心过年。最后一次考上,按父亲约定什么都不必说,接到录取通知时,发七字电文即可:“捷报归来当纸钱。”他还真拿着那张电报纸,到爷爷遗像前点燃,算是还了心愿。直到这时候,我对父亲的“文人字画”“文人情志”才有了一点理解。(注7)

注7:父亲这种文人性格,后来还做成一件事,值得补注。80年代初,两岸民间交往解冻,他去苏州寒山寺游览,遇一台湾旅行团,遂有攀谈。父亲说:“我有个舅舅在台湾,失散多年,也不知是否还在人世。”

对方问姓甚名谁?父亲说出名字,一台胞惊呼:“哎呀,那不是我们街坊杨爸爸吗?天天见的啊。”父亲喜出望外,弯下身,即在路边垫着膝盖草书一封,托他们带去。我们笑他一厢情愿,那是顺嘴人情,怎么可能带到?但父亲坚信老派人有老派人的诚信,寒山寺下膝盖书,必能带到!

还真给他说中了,杨老先生很快回信,父亲给奶奶念信,一开头竟是暌隔五十年的乡音称呼。听一声“三姐姐”,奶奶跌坐痛哭:“这么多年了,你还活着啊?你是人还是鬼?”这才对我“痛说革命家史”,她也“隐瞒”了五十年。此前“杨爸爸”一直“潜伏”在父亲和我档案里,鬼影幢幢,害苦两代人,就这样突然“还阳”,成活人,可以交往了。

我97年初访台湾,即遵父命去探望。说起我们遭他们的罪,他们竟不陌生,也是“痛说革命家史”,然后还总结:“一样的啊,我们那时也因为你们不受重用,也是有档案有记录,不敢说,不敢说啊。”原来我们也是他们的鬼?两岸一家亲,我们互为鬼!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回沪,一开始是在军队院校任教。那年春节,父亲工作单位突然送来一份拥军优属的蛋糕与春联,我开门一愣,一时还适应不了自己身份的变化,待明白,转过身拿父亲取笑:“你已到了这把年纪,怎么回过头去成了军属?”

但他比我看重这一身份,80年代军界风气尚好,我也认同那一年代,业务努力升职较快,父亲更要我珍惜。星期天回家,饭桌上每有不当言论,他把筷子一放,开口就是:“你是军人,团级军官了,怎么能这样说!”

他这辈子最钦佩彭德怀为民请命,但到晚年开始怀念毛,而我始终同情胡耀邦,于是好不容易团聚,又起新的口角。他认为我是“知识分子偏见”,我认为他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弄不懂这些洋名词,就说我“忘本”

对他伤害最深的是有一次争辩什么类型的干部好,什么类型的干部坏,我脱口而出:三十年来就数宣传干部最坏,中国的事情全是他们在帮着撒谎,愚弄百姓!父亲气坏了,“砰”地一声,摔门就走。

事后懊恼,确实是我“忘”了“本”。忘记父亲本来就是宣传干部,芝麻绿豆大的官,搞了一辈子文宣,但如果不是他的文墨气熏染,我幼时怎么能从小市民弄堂氛围中脱颖而出?现在披着一身老虎皮,还口无遮拦,妄议朝政,那不也是他的“本”,他的“基因”在作怪?

还有一次是看央视国际新闻,非洲某国发生军事政变,军人开枪打学生,这个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却说是学生和民众残害军人,并播出一些军人遇害的照片。父亲为之啧啧,说这还像什么话,怎么能这样对待军人?他以为我能领情,他在维护我军人身份的尊严,不料父子俩又争了起来。

从不议论时政的母亲突然开口,抢白父亲:这是屁话!当兵的手里有枪,他不开枪,老百姓怎么会围上去打他?平时看新闻父亲有文化懂政治,还懂一点国际知识,总是他给母亲讲解,这一次母亲突然开口,一语破的,让我称奇。看来母亲一辈子对父亲忠心耿耿,却没有受父亲的职业熏染,还保留着一个自然人的本性,凭本性判断,比父亲的文化更容易接近本相?

我转业脱离军界,父亲猜到原因,很伤心,但从未道破。我在外面写的那些文章,也不对他说,早年是他担忧我,后来是我担忧他,再不想让他担惊受怕。其实他一直在关注,背着我把每一篇文章都找来看,越看越担心,却也不点破。父子俩都识字,就在这一紧要处,心知肚明,互不说破。

直到2005年他病重,我要去台湾“中研院”讲学,此前行期已定,对方在等,不得已去医院告别。他在病榻上支起身子,突然说:“你那个自由主义,危险哪!”这就一下子破了题。闻言愕然,不知说什么好。我无言以对,只能沉默。母亲此时则站回父亲的立场,念叨庞老师五十年前那封信,幽幽地说:“你就不能少说说吗?还要放毒啊?”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他是悬着心走的。说?还是不说?这到今天还是个问题。或如母亲言,即使说,也少说?庞老师走了,父亲走了,只剩母亲还悬着心,可怜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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