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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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2014-10-18 00:23:50

陈寅恪从1953年9月开始撰写《论再生缘》,同年同月,他在《广州赠别蒋秉南》七绝二首之二中写道: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所谓“所南心史”:即“郑思肖的《心史》”之意。“所南”即郑思肖,宋末爱国诗人,字忆翁,号所南,南宋淳钓元年出生。从小侍父读书,后为太学上舍生。据多种史料记载,明末(崇祯年间),苏州吴中久旱,抗旱者在一口古井里发现一具铁函,里面即保藏郑思肖这部“心史”,后争相传抄、刊刻。这部诗文集是中国历史上的奇书,不仅内容奇,而且作者奇、书稿的保藏奇、发现奇、刊刻的经过奇、刊行后的遭遇亦奇。(参见陈福康《井中奇书考》)。

所谓“孙盛阳秋”:即“孙盛春秋”、“孙盛心史”等意。孙盛:东晋人;晋时为避简文帝郑太后之讳“春”字,就连《春秋》也不得不改称为《阳秋》;东晋人孙盛之《晋阳秋》、刘宋时檀道鸾所著《续晋阳秋》等,都是因郑太后之故,书名中以“阳”字代替“春”字;连“富春县”也不得不改成“富阳”。据《晋书•孙盛传》,孙氏所撰“《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其中如实记载了桓温枋头之战失利事,桓温要求删改,并威胁“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孙盛诸子要父亲为全家百口计改动原作,孙盛不从,但“诸子遂尔改之”,孙盛就写了两定本寄往辽东以存其真。

《论再生缘》初稿成于1954年,陈先生自出资油印105册,并曾流入境外。1964年,陈先生又为该书写了《校补记后序》云:

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现新材料,又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载简末,亦可别行。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杨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而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一九五八年秋天,余英时偶然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了该书该书油印本,他读了之后,“在精神上、感情上都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后来写下如下的一段话:

……我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都受到极大的震动;深觉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考证文字,因为字里行间到处跃动着作者的情感与生命。尤其是全文不仅充满了家国兴亡的感慨,而且随处附见他自己所写的诗篇。陈先生治佛教及文学史,最重视著作的体例。所以他解释《长恨歌》首先要说明“文体之关系”,读《洛阳伽蓝记》则发明僧徒“合本自主”的题材。甚至他自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特别声明其书体制是“微仿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所以《论再生缘》一文的特殊风格乃出于陈先生的自觉的选择。其目的便是为了使“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澈。”(《论再生缘》中语))我当时自信颇识作者用心,所以写了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7],发表在香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的《人生》杂志上。……我在《〈论再生缘〉书后》一文中,曾指出陈先生考证《再生缘》具有两重意义:一是感怀身世,寓自伤之意;一则是感慨世变,抒发其对极权政治的深恶痛绝之情。所以文中附载各诗,合而视之,便是一代之史。但是二十四年之前(一九五八),我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只有《论再生缘》一文,因此所得结论或者尚不足以完全使人信服。现在《柳如是别传》与《诗存》都已刊布,再加上蒋天枢先生的《编年事辑》,陈先生晚年生活和心情大体已很清楚。这些新材料不但证实了海外人士长期以来的观察与推断,而且更提供了无数具体的事实,说明陈先生晚年是如何一直在不屈不挠地维护着文化与学术的尊严。……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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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晚年结局大略:

1966年“文革”爆发,早就双目失明、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饱受摧残;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但无济于事,一浪高过一浪“触及灵魂”的“斗争”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伴随“文革”的愈演愈烈,陈寅恪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之类的高帽子,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当原中南第一书记、后调往中央的陶铸被打倒以后,一度颇受陶铸关怀的陈寅恪,自然受到株连,遭受更残酷的批判。当接连得知当年劝自己北上却吃了闭门羹的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许多好友、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陈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黄萱被赶走,护士被撤离,工资停发,存款冻结后,其处境更趋凄惨;由于连其住宅之门脸、衣柜、床头,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继而对其抄家,查封书籍,劫掠手稿和几经劫难得以保存的极少珍藏。一有风吹草动,夫人唐筼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以至屡屡被殴打。

1967年夏天,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卞僧慧,卞学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这就是现在社会上盛传的所谓《挽晓莹》。

唐筼又名“晓莹”。造反派见陈寅恪被整得惊魂丧魄,又故意把几只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后,以至使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他,一听见喇叭声就吓得尿裤子,造反派却还不甘心,进而将高音喇叭干脆绑到其床头……1969年春节后,生命垂危的陈寅恪一家被勒令迁至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他病体衰弱得只能每天进一点儿“流食”,偶有亲友偷来看望,唯见其眼角滴泪而不能语;5月5日下午,病势沉重的陈寅恪再次被迫作口头交代,“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鸣,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多,终衔冤负屈而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199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镌刻陈先生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画家黄永玉题)。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二十四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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