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历史社会学的野心与局限:《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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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典范,证明历史社会学在其巅峰时刻可以细致到什么程度,同时也证明缺乏格局感的伪自然科学可以荒谬到什么程度。他对年鉴学派史观的吸纳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方法论也捆住了自己手脚。深度历史需要连续而可信的材料,这样的条件在西欧以外基本不存在。以四川为例,嘉庆道光以前的史料寥寥无几。甚至这些断断续续的遗迹都跟文学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有人告诉你,黑死病时期的英国教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以相信:这些纪录和同时期的家禽价格一样可靠。如果有人告诉你,张天师及其门徒在大瘟疫时期的青城山做了什么事情;我敢于断定,其可靠性大致相当于《神探夏洛克》的推理。布罗代尔的深度历史在晚清以前的时代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汉口》和《救世》的落脚点都在近代。当然,这样又回到了著名的笑话: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因为只有这里才看得见。如果钥匙落到黑暗的阴沟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陈宏谋是恰当的路灯吗?早在罗威廉以前,魏源就已经看中了他。清代儒林的风气不同于前明,主要是他们自觉地以“实学”(兵农钱谷)抵制“空疏”(心性之学)。晚清儒林的风气又不同于盛清,主要是他们强调“经世之学”相对于“义理之学”的紧迫性。陈宏谋和林则徐都是他们事后挖掘出来的正面典型,塑造典型的价值在于转移世风、而非为真相而真相。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成功的官僚陈宏谋仿佛变成了提前出生的冯桂芬。他们的工作为罗威廉打下了基础,使后者在路灯下找到了更加意想不到的钥匙。“经世之学”的好榜样进一步升级为东方的亚当•斯密和魁奈,从而证明“启蒙运动”在中国也曾存在过。罗威廉的证明方法非常类似“张天师发明传染病隔离法”(如果你以为这是恶搞,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可是非常严肃的学术成果耶!)的证明方法,其步骤如下:

我们知道:西方人在传染病的压力下,发明了隔离法。
我们知道:中国人同样面临传染病的压力,我证明给你看。张仲景时代曾经如何如何。
同样的压力难道不会导致同样的反应吗?答案显而易见。
那就让我们寻找中国人实施疾病隔离的证据吧。
尤里卡!我们发现:张天师在青城山做过差不多的事情。他告诉门徒:疾病的原因在于恶鬼附体作祟,因此一定要远离尸体。否则,鬼魅就会附到你身上。

这难道不是一位真正伟大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吗?张天师显然已经发现了传染病的奥秘,提出了正确的隔离方法。他只是照顾当时的认知水平,用宗教的语言阐述了科学的真理。而且,西方人也是这样做的。例如,安徒生(没错,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位童话作家)教导我们:摩西之所以禁止不洁的肉类,主要是为了预防旋毛虫病。

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张天师在青城山传道以后,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四川的大瘟疫就结束了。这难道不能证明隔离法的有效吗?山东的大瘟疫似乎结束得更早,但那显然是因为曹操和其他英雄通过战争将人口密度降低到不可能发生瘟疫的地步。谢谢。

无论如何,这篇论文发表了。Q/E.D.

无独有偶,罗威廉的论证步骤如下:
我们知道:欧洲的近代化导致了许多社会压力。例如:印刷术的发展和读书人口的增加,经济发展与职业角色的变化,货币流通和财政税收的困难,诸如此类。
我们知道:压力产生了思想上的应激反应,于是产生了启蒙思想。

难道晚清找不到类似的压力吗?当然能找到!好好发挥一下史料学的高深造诣吧!请看:大运河和长江各口岸的贸易额多么迅速地增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朝廷的征税能力却每况愈下。地方官员多么努力地普及基本的文化知识,他们甚至将《圣谕广训》送进了千家万户!诸如此类。

难道晚清找不到类似的反应吗?当然能找到!我们的英雄陈宏谋一点都不比西方同行差劲。他难道没有指出三代之治的美好吗?所谓三代之治,就是以封建纠正郡县之弊。也就是说:他支持地方绅士领导的自治!多么先进的思想!辉格党人反对詹姆斯国王的时候,思想远没有我们的巡抚大人成熟深刻!他提到地方官员对特色产业的扶持、对水利和仓储的关心。英明的科尔贝在他面前,只是拙劣的东施效颦者。他还主张:农业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改良农产品是维护民生的最佳途径。我们还有什么疑问?重农学派早就在中国诞生了。

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东方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耶稣会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这两个世界在精英意识上毫无共同之处,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第456页)这的确是毋庸置疑的真理。难道洪亮吉和马尔萨斯不是一起发明了人口论吗?阮元和莱布尼茨不是一起发吗了微积分吗?布罗代尔大师告诉我们,世界历史具有共时性。什么是共时性?这就是共时性。我们可以通俗地解释这项真理:只要欧洲有,中国一定有。至少,我们总有办法在众多史料中找到相似性。而且,我们多半能保证:相似性大于张天师与巴斯德的相似性。

路灯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你想找到什么样的钥匙。在中国传统史学中,陈宏谋本人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的所有经世思想没有超出临摹朱熹和顾炎武的范围。聪明的读者恐怕早已看出:周政与秦政、封建与郡县的优劣乃是历朝历代儒生的常谈。如果我们一定要从中挖掘启蒙意义,显然顾炎武和王夫之比陈宏谋更合适。朱熹对绅士主持的乡村自治有非常完备的规划,陈宏谋却只有零星的论述。至于重农、劝农,老天爷,你能找到没有鼓吹农本的儒生吗?就“我大清”而言,地方官不讲重农,皇上都不会放过他。经世派儒生照例不觉得自己是伟大思想家。相反,他们只是勉励自己要扎实、要实践。他们默认,自己在理论方面不如醇儒、通儒。近三百年学术史没有把陈宏谋当回事,绝不是因为梁任公或钱宾四怀有西方中心论偏见,企图埋没伟大的中国启蒙运动。

作者显然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笑话。他不仅发现了一位长期遭到低估的伟大人物,而且企图藉此打倒臭名昭著的“中国停滞论”。也就是说:他想证明传统中国有发展、有活力、有产生近代社会的可能。在这种格局下,大清产生个把启蒙思想家实在不足为奇。或许,挑战传统的英雄形象对他太有诱惑力了。

在打倒“中国停滞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中国停滞论”。如果你以为,“中国停滞论”就是说中国没有发展变化;那你就不必费事了,因为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打击稻草人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许多人却乐此不疲。“中国停滞论”的真正含义是:中国社会陷入某种亚稳态结构,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演变而实现近代化突破。马克思和密尔在这方面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没有西方殖民主义的革命性刺激,东方社会没有可能自发近代化。就本书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将会是:是的,经济确实发展了。商业财富确实增加了。人口确实流动了。传统观念确实动摇了。然而,这不是第一次。明末、宋末、西汉末年、甚至战国时代的经济发展,曾经产生极其类似的现象。资本主义不等于有钱人发财致富,但财产没有保障。资本主义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权体系。在法权体系完备的地方,人口不足一万的市镇和一群毛织品商人就能产生资本主义。人口数十倍的广州和富甲全球的十三行洋商却做不到。中国史学界有名的大笑话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到处在萌芽,永远长不大。

马克思和布罗代尔都否认中国有财产权,但作者很想推翻他们的结论。他的材料能够证明:如果地方官对业主友好,就能保护他们;却不能证明:如果统治者需要金钱,也无法抢劫业主。清政府为了偿付鸦片战争赔款,勒令广州行商出钱,后者因此一败涂地。你能想象法兰西或西班牙国王做出同样的事情吗?赖债不还就是绝对君主国最武断的行动了,而主流历史学家已经认为:这是她们近代化失败的主要原因。照英国鸦片贩子的估计,广州行商的财富远远超过大多数伦敦商人。然而,英国为走私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打了一仗。清政府却很有道理地决定:既然战争是行商引起的,抄没他们的财产来支付赔款,真是再公正不过了。在作者发现的东方启蒙运动展开一百年后,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如果资料的丰富、方法的细致就是裁决历史著作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断定:东方启蒙运动确实发生过,陈宏谋就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将格局和视野置于细节的精确之上,就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细节错误并不影响结论正确。你可以修正细节,无需改变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细节正确并不影响结论错误。没有任何本身准确的史料能够经得住训练有素的高手歪曲解释。知识分子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外行人更多地信任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更少地相信伟大知识分子的美妙理论;才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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