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人生大起大落的史学界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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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出生于北京

  初中毕业后参加部队工作

  后分配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工作

  文革后期曾因反对四人帮获罪

  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研究历史

  1983年以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判处两年徒刑

  1984年5月提前出狱,成为83年“严打”以后全国释放的第一人

  1980年代中期离开史学界,到南方经商并获得很大成功,成为南方富商

  1991年重返学术界,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

  现如今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冷战史学界的一面旗帜,并以其勤奋、执着和对历史的挚爱书写了中国史学界的传奇。

  ——做大生意,赚过大钱,在很多教授为一点科研经费不停打报告愁眉苦脸时,他却很豪迈地自费数百万去俄罗斯买了大批大批的解禁档案;在很多教授为出席一个学术会议申请赞助时,他却花钱将大批大批的专家请到家里开研讨会,当然,传奇的不止这些,还有那些起起落落的辛酸故事。

 

  从革命派到逍遥派

  我是政治觉悟比较晚的孩子。虽然在“文革”初期我就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但并不是领头儿的,只是跟着走。从派性上分,我属于“老红卫兵”,也没闹多久。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我就离开了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我串联第一站就是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当时,地方上的革命热情太高了,听说我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当地学校非要组织我来作报告。要知道,当时“文革”刚开始闹,地方上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闹革命”,整个呼和浩特还是一座平静的城市,基本还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情况,也完全不了解红卫兵是怎么回事。我这个人比较能说,一口气说了三四个小时,一下子就把学生们给说“革命”了。记得当地领导请我们去吃饭,吃完饭回来一看,学校里全是标语和大字报!呼和浩特的红卫兵运动就是靠我煽呼起来的。然后我们就离开呼和浩特,又去别的城市。每到一地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路数,先作报告把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介绍到地方上去,然后就发动当地红卫兵。一路下来,跟点火似的,教育别人怎么“革命”。等到我11月份回到北京,自己就糊涂了。我妈给抓起来了,我爸也受审查了。我在外边革命革了一圈,最后我们家被革命了。命运如此不公,我的心情自然很坏,就跟很多老红卫兵一样,成了逍遥派。所谓逍遥派就是顶着红卫兵的帽子到各地串联玩儿。这回就不是去革命,主要是旅游了。

  从修飞机到烧锅炉

  当“革命”的高潮退去,我又回到了北京。1968年2月,赶上部队有招兵的名额,我就当兵了,被招到航一师当了一名航空兵地勤,也就是修飞机。为什么去航空兵呢?1966年,我16岁,当时空军到我们北京四中来招飞行员。四中都是干部子弟,成分比较好,有当飞行员的机会。全校有大概100多人参加体检,就我一个合格的。可惜还没等到我入伍,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所以,1968年2月,我就又去了空军,只是改为地勤人员。

  毕竟我是四中毕业的,同期入伍的战友,好些是工农兵,小学的也有,初中的也有,文化水平都没我高。不到一年,我在部队就崭露头角,成了骨干。我们师师长飞的那架轰炸机,指定由我当组长的地勤组专门负责,这充分说明领导对我的信任。

  当时,我们师长很器重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啊,你就是航空兵的未来!”我当时是很骄傲的,所以也非常刻苦,部队晚上9点熄灯,我就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儿里看资料、学习。我要在部队好好干,现在也该混个空军少将、中将了。

  结果天不遂人愿,突然有一天,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真是晴天霹雳!指导员找我谈话,只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我离开部队时,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继任者。

  复员后,我被分到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从修飞机到烧锅炉,这打击真是太大了!复原的第二年,部队上挺关心我的一个指导员来北京办事,特意找到我。我这才知道自己被人诬告了。原来,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因为是“联动”分子被抓了,他为了立功表现,供认我曾经杀过人。这个情况传到部队,部队就派人来北京调查、核实,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但是形成了一叠很厚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就落到我的档案里了。当时,部队就研究,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好下结论。可万一这小沈真是个杀人犯,那怎么办呢?所以让他复员吧!我至今感谢这位指导员,当时他说“小沈啊!那些材料在你的档案里不拿出去,你一辈子就没有出头之日了”,他还把诬告我的那人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就多方打听,终于把那人找到了,那个人很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为了脱困不得不指认几个人,也是万般无奈。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只要求他帮我解决档案的问题。最后,他当着我的面给石景山发电厂政治处写了封澄清信,说明我没有问题。

  “批捕沈志华。张春桥”

  虽然证明了我不是杀人犯,可我也不可能再当兵了,所以心情还是很糟。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消沉。这时我父亲说了一句让我受用终生的话:“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你要好好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所以你现在需要积累,需要学习。”之后,我又振作起来,白天上班,晚上自学数理化。

  我是老初三,算是有点底子。这个时期我把高中、大学数学都学了。1973年,赶上高考,全北京只有我四门考试门门第一,数学100分。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我们单位,说沈志华你考得太好了,现在就缺你这样的人才。这时命运又给了我一闷棍!我刚要上清华就突然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那年的录取名单整个调了个儿。不但上不了清华,还挨批斗!说我是“白专道路”,不甘心好好当工人,思想落后,学英语是崇洋媚外。最后,我们厂有个四门功课一共考15分的人上了清华。这次真把我气坏了,我把所有书一把火都烧了。

  虽说没能上清华,但我在石景山发电厂还是干得不错。1973年之后,我的文字才能得到了厂领导的肯定,把我调到厂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1976年周总理去世,北京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这时候我看了不少书,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四人帮”不大满意。“四五”前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政治谣言,大家都传这些谣言,我属于传得比较积极的,大会小会都说,结果被人盯上了。3月,厂里领导找我谈话:“现在上面查传政治谣言的事情,情况不太好。”厂领导对我还算不错,叫我去避避风头,安排我去广州参加广交会,算是一种保护。结果事情闹大了,我躲也躲不掉。从广州直接被送进了北京半步桥监狱,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

  审讯时,我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挖出我的后台,可是我真没后台。还好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我们家托关系想办法叫我监外执行。后来我又在唐山参与抢险救灾,回到北京时,已经粉碎四人帮了。说来奇怪,我是因为反对“四人帮”获罪,“四人帮”倒台后,我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公安局竟没有我的档案。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峰回路转,1977年9月27日的《北京日报》登出一大版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是“四人帮”的人。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搜到了我的档案,上面有“批捕沈志华。张春桥”八个大字。

  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张春桥怀疑我反“四人帮”是有老帅们背后支持,所以故意传播政治谣言,把我当政敌给办了。

  辗转的录取通知书

  水落石出,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政审不合格,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看着别人都上大学,我很着急,这时候李鹏帮了我。时任北京市电管局局长的李鹏,正在筹办《北京电力报》,局政治部向他推荐了我。李鹏欣然同意,于是我就拿上调令离开发电厂,到了北京电管局。经过一年努力,《北京电力报》被我折腾起来了。现在的《中国电力报》的前身就是我创办的《北京电力报》。李鹏对我的工作挺满意,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可是我就是想学习,还是向领导申请要考研究生。领导对我很诚恳,说:“小沈,你在同层干部里头是最年轻的,在这儿干大有前途。但是你要想学习,我们不阻拦;如果你没考上,就在这儿接着干。”结果我一下就考上了社科院世界史所,同时还考上了新华社北京分社。

  当时我经历的事情多了,做事也成熟了很多,我就咨询我父亲,社科院读研究生和新华社当记者干哪个好?父亲对我说:“你这个个性当记者肯定又得坐监狱,还是搞学问吧!”就这样,我就去了社科院世界史所读书。

  我的人生确实有点坎坷,读研究生这次本来很顺利,偏偏出了两个大岔子。就快发录取通知书了,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书记找我谈话:“小沈,出了点麻烦,你的通知书在我那儿呢,可我不能发给你了。”

  原来,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发话了:“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事情的起因是我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后来又被《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到处转载,一时间影响挺大。文章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直“左倾”。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当年,我们是四中的同学。当时邓英淘在北大读经济学,那时候北京搞学问的人不多,圈子不大,所以大家相互都有耳闻。邓英淘也真够意思,他专门为我的事情,在家搞了一个大型聚会。那天晚上七八点,邓英淘把我叫了出来,带我到了邓力群的书房。我推门进去看见邓力群正在阅读材料,他问我是谁,我说我叫沈志华,邓力群说:“我正在看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原来,邓力群原先只是听别人说我文章中的观点,没有看全文。于是我们就这篇文章聊了起来,聊得很融洽,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我就把家庭背景一说,邓力群还没听完就哈哈大笑,说:“哦,自家的娃嘛!你明天去拿录取通知书吧!”我读研究生的事情就算成了。

  40万字专著在牢房里诞生

  上研究生之后,我发现以前学的东西都没白学。我熟读马列,对政治经济学、历史,都比较熟悉。一般考世界史所的学生,大都是学外语出身,很多课他们一遍都听不懂,我不听就会了。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的课外辅导员,现在世界史所的所长于沛就曾求教于我。

  我们这一届算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甚至是全中国第一届研究生,老师们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由于我在老师心目中水平比较突出,就准备拿我的论文做试点。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举行,就在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群警察突然涌进我家,把我给铐走了。

  嘿!我摊上大事儿了!这要从美国总统换届说起。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对等”的原则,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争个面子。正好我认识一个在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交流学习中我们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我还帮他找了一些研究资料。这人就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公安部对他实施了监控,也就把我给捎进去了。不止我一个,一共抓了七八个人。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主要是一起做一些调查研究、查资料。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驱逐出境。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我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人以此攻击中国“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下逼得中国方面假戏真做,非得把我们一干人等做成“间谍”。我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这下完了!想翻案还得高层开会同意。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坐监狱了,所以心境上还不算太糟,况且我是为国家荣誉而进来的,也算不委屈。在监狱里没人打扰,其实能做点学问。我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监狱里写的。没有纸,我看俄国小说里,革命者坐监狱时就拿牙膏皮写东西,我一试,还真行!我又向看守要了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学马列,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后来律师偷偷给我弄进一支钢笔,我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到后来家人和同事都给我带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还帮我搜集和传送资料。最后,我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狱友听得津津有味。我不能叫他们白听,听课就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就这样,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牢房中诞生了。

  第一黄金贩子

  1984年5月,我终于出狱。我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我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去做生意。这段时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刚出狱的时候也想过当个体户,摆摊做生意,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干不了这样的事儿。后来听说有朋友在深圳发展,深圳英雄不问出身,有很多机会。我也算是走投无路,只好南下去了广州。

  我开始做点儿外贸生意,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些做黄金的朋友。他们看我挺有本事,想拉我一起干,我就劝几个朋友不要干走私这样的犯法的事,说我去弄正规的批文,能得到合法的身份,我就跟着一块儿干,不成我也不能干走私。通过各种关系,我见到了北京市黄金管理局的处长,把我这40年的遭遇跟他说了,我非常诚恳地说:“我挣点钱不为发大财,就为能有机会搞学问。”这位处长被感动了,我也顺利拿到了批文。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公司的黄金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在深圳我们牛到什么程度?深圳主管黄金的科长,想要见上面的处长,都得我领着去,我就这样挣了一大笔钱。上世纪90年代初,这笔钱大概有四五十万。老实说,做生意赚钱这事还真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看账,哇!多了几万,再一看,又多了几万,那是相当得意,也有成就感。但我还是有学术追求。我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只要赚到一笔够我后半辈子不愁吃喝、够买档案,够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开会的钱,我就停了。

  跳出钱眼儿,重回学界

  我考虑有了这笔巨款,可以安心做学问了。1991年,我回到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离开学术界已经十年,我只好就从参与一些文化项目入,手搞了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开始是跟人合作,我只管编辑内容,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我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

  我在南方做过几年生意,还算懂点营销,所以《资治通鉴》发行的时候,我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钱上了新闻联播。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这几招一用,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以白话《资治通鉴》为突破口,我又回到了学界。我拿出一笔钱,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但是,总是做这样的文化项目不解渴。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我就提出“抢档案”的事情。当时,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先是去苏联,后来又去美国,这一圈儿下来,我终于杀回学术界了,也就不想别的,安心做学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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